“皇帝的新装”是安徒生最著名的童话之一，它不仅讽刺了人性中的虚荣，更反衬出小孩子的纯朴——惟有他们，才能不沾染成人的世故，做到直言不讳。

这样一幕童话，近日却在中国广州上演。9月1日，有记者采访一所小学开学，当问及孩子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时，一个6岁小女孩的回答石破天惊：想做官，而且要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

这样的消息理所当然受到媒体热炒，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童言无忌，有人说它折射了社会现实。其实，小孩子的话岂止折射了现实，它实际上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做官已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贪官更是最令人羡慕的群体。

令人羡慕之一是他们的权力够大，而且可以运用如意。有人说，中国官员的权力最大，管的东西最多。现在虽已不像“文革”前那样必须把每个人1天24小时管起来，但“全能政府”的基本格局未变。大到经济建设，小到个人言论，很多在西方国家由市场和社会自我运行、自我调节的领域，在中国，官员都要管。因为管得多，对民众个人生活的干预能力就强，人们不得不“敬畏”。

不但管的东西多，而且受到法制的规范少。同时，既没有反对党虎视眈眈，又没有分权制的制肘，也无须怎么顾及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于是，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掌权者随意运用，权力趋于“私有化”，让人不羡慕都难。

令人羡慕之二是权势惊人。不久前，网络曾疯传某县委书记参加完会议“载誉归来”时万众争迎的“雷人”图片。其实，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令人“敬畏”的权力，又掌握了巨大的公共利益，自然逢迎者众。且不说每年几千亿的公车、吃喝、旅游等职务消费，也不说各地政府办公场所之奢华、宏伟，令其他国家的官员都叹为观止，只看媒体频频曝光的官员家属婚宴、寿宴规模之宏大、贺礼之丰厚，以及官员到外地出差时总有大小老板争相随同伺候，就能明白，在中国，权势究竟意味着什么，权力又价值几何。

令人羡慕之三是捞钱够快。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单笔受贿金额高达1.6亿元，早已不是新闻。最近又曝出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受贿近亿元，其中几千万元被藏在机场高速公路旁的泥塘里。贪官们捞钱、藏钱、洗钱的手法层出不穷，总而言之，他们“有很多东西”，捞钱快，令正经生意人望尘莫及。就连中国最著名的不法商人赖昌星也承认：在中国，赚钱最快的生意是“投资权力”——权力已成为一种资本，而且是最抢手、赢利能力最强的资本。

令人羡慕之四是风险够小。有研究者感叹：在中国违法成本太低，是腐败增多的重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即使出事暴露，受到的处罚很轻，相对于腐败收益来说，完全值得；二是法律、法规缺失，很多地方存在漏洞，难以监管和惩罚腐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同等数额的商业贿赂，美国给予的处罚是中国的100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国家比照贪腐要罪加一等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在中国最高刑期竟只有10年（不久前还是5年）——法律为了给贪官“保驾护航”，可谓是煞费苦心，而且任劳任怨。

正因如此，贪官们前赴后继，乐此不疲；也正因如此，许多在全球颇有声誉的海外大企业，一到中国就改弦易辙，开始热衷于权钱交易，并不断曝出丑闻——淮橘成枳，说明有问题的不是橘，而是淮。宽松的环境，小概率的风险成本，再加上自己可以影响反贪与执法过程的特权，使中国一时间成为贪官的乐园，就连6岁的小孩子都感同身受。

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逼着好人做坏事。贪腐于今之泛滥、猖獗及屡治不愈，证明了中国在基本制度方面的不足。究其根源，中国现在还是个官本位的人治社会，法治的因子欠缺。虽然近30年来共计制订法律223部，立法速度为全球之冠，但这些法律大多含有过浓的“中国特色”。首先，立法主体实际上多是权力部门，由各权力部门起草，人大只负责表决；权力部门从自我利益出发，惯于将法律规范表述得抽象、模糊，使法律规定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很多空隙，不能够一一对应，以利于自己上下其手。美国法律对受贿的标准认定可精细到几美元，而中国法律中却充斥着“一定数额的财物”、“有关部门”、“有关规定”之类词汇。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能根据法律直接作出判断，只能接受官员的“自由裁量”。这样的法律，既为权力留下了太多漏洞与后门，又不利于社会监督。说到底，这种法律主要是管理民众的工具，起不到制衡权力、保护民众权利的效果。

反贪的根本之途在于制衡权力，制衡权力在现行体制下还只能主要依靠法治。为此，有必要对现有的法律体系来一场大清理、大变革，目的是使法治由玄谈变成可操作，建立起法律法规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让任何人都可依据法律独自得出判断，使官员的“自由裁量”不能够太离谱。只有当官员的行政行为不得不照本宣科、而无法随心所欲时，中国社会才可能告别官本位，告别人治，才不再是贪腐者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