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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

更新时间:2009-09-15 01:17:16
作者: 赵晓力  

  

  从苏力几年前在法学界讨论《秋菊打官司》开始,冯象、江帆、凌斌[1]等等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随后,已经把《秋菊打官司》构造成在中国讨论“法律与社会”的一个经典电影文本。本文权且作为对以上几位讨论的补充。我假定读者都看过这部电影,具体剧情就不多交待了。

  

  一.说法

  

  《秋菊打官司》让“说法”这个词不胫而走。随便用google搜索一下“讨说法”,就会发现一大堆这样的新闻,比如,“美容‘美’出‘皮炎’,官司受害者讨说法”,“1.68万亿不良贷款要讨说法”,“母亲为女儿之死讨说法被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2天”,“蛋糕里吃出苍蝇讨说法消费者遭厂家电话恐吓”,“哥哥讨‘说法’讨来一顿乱棍”,等等,讨说法似乎已经成为法律上“争取权利”的一个通俗说法,或者“要公道”的一个当代表达。

  看这些报道,人们在“讨说法”的时候,好像都知道自己要讨的那个具体“说法”是什么。但是电影里秋菊要的那个“说法”究竟是什么,却不是很清楚。秋菊第一次要说法,是丈夫万庆来被村长王善堂打伤之后,拿着医院开的检查证明,到村长家里:

  秋菊:村长,庆来有没有伤,咱说了也不算,这是医院大夫开的证明,你看一下,咋办么?

  村长:该咋办咋办。

  秋菊:人是你踢的,你说咋办?

  村长:要我说,问你男人去,我为啥踢他。

  秋菊:你是村长么,再咋说也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

  村长:踢了就踢了,你说咋办。

  秋菊:总得给个说法吧。

  村长:我给你个说法,你甭嫌不好听,我叉开腿,在当院里站着,让你男人还我一脚,咋样?

  秋菊:要是这,就啥也不说了。

  村长:那就啥也甭说了。

  秋菊: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秋菊要的说法是由某个“理”得出的说法,这个“理”似乎是这样的:村长把庆来踢伤了,是村长不对,村长就要对庆来的伤负责;但村长不承认秋菊的“理”,认为自己踢庆来事出有因,是庆来骂人先失了理,踢庆来,是惩罚庆来的不对,两厢抵消,村长并不欠庆来什么;秋菊承认,王善堂作为村长,踢庆来本来也没啥,只是不能往要命的地方(下身)踢。这时村长提出了一个人类学家会称为“同态复仇”的解决方案:既然秋菊认为村长往庆来要命的地方踢不对,那就让庆来也向村长要命的地方踢上一脚,一脚还一脚,两家扯清。

  秋菊不能接受村长的方案,到乡上李公安那里反映。李公安凭借多年农村工作经验,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问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秋菊:我家是种辣子的,你知道不?

  李公安:知道。

  秋菊:我家总想盖个辣子楼,砖瓦都备好了,村长他就是不批,没办法,我就在我承包的地里拾掇了一块地边边,想在那地方盖了就算了,村长还是不批,他说有啥文件,那我说,你有文件可以,你有文件,你就把那文件拿来给我看一下,他说不用给我看,他说他就是文件,不给我看。

  李公安:这你别说,还真格有这文件。这承包地是让种庄稼的,都在里头动开土木了,那咱吃啥?

  秋菊:那文件上也没写打人这一条。他是村长,打两下也没啥,他也不能随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

  李公安:一个巴掌就拍不响,没个因由他就能随便打人?到底为啥?(问秋菊小姑)为啥?

  妹子:我哥气不过,骂了他一句。

  李公安:你哥骂人啥呢?

  妹子:骂他下一辈子断子绝孙,还抱一窝母鸡。

  李公安:这就是庆来的不是了。谁都知道,王善堂四个女子没儿么,这话是糟老汉心窝子,去年计划生育刚给老汉计划了,这事就不能提么。

  秋菊:再怎么说,他打人就是不对,他是村长,不能随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我找他去寻个说法,他说他不管,说踢了就踢了,你踢了,你不管谁管,你是村长,你还打人,你就是不对么。

  李公安:就这事,是吧?

  秋菊:噢。

  李公安:我跟你说,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秋菊:就是不对么,往那要命的地方踢,踢坏了,他……

  李公安:我刚不是给你说了么,肯定不对么……

  秋菊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就是踢人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李公安作为国家公安人员,按公家的法律政策办事,并不认可“要命的地方”和“不要命的地方”的区分,打了人,不管是不是“要命的地方”,“肯定是不对的”。另外,骂人,尤其是骂只有女子没有儿、又做了绝育手术的王老汉“断子绝孙”,也不对。李公安又到村上看了庆来的伤,找村长做工作,按照公家的“理”,给了秋菊一个说法:

  李公安:秋菊你看是这,他打人不对,我也把他批评了,可你庆来说的那话也不好听,双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调解结果是个这:医药费、误工费由王善堂负责,一共二百元,你看咋样?

  秋菊:我就不是图那个钱。我就是要个说法。

  李公安:那是个犟人,又是个村长,你瞎好得给一些面子。再说你庆来那伤也没啥。

  秋菊:那还是没个说法。

  李公安:他把钱都掏了,那就证明你对他错,这就算个说法了。

  在李公安和他代表的公家的抽象意识形态看来,骂人都不对,骂什么话那是次要的,打人都不对,打什么地方也是次要的。既然骂人打人都不对,那么对骂人打人的都要批评,除了批评,双方还要做自我批评。这是一。第二,打人造成了身体伤害,要医治身体伤害,需要花费医药费,所以打人者要赔偿医药费;身体伤害还造成庆来卧床不起,干不成活,还要赔偿这个机会成本,就是误工费。根据这个“理”,李公安做出了王善堂赔偿万庆来二百元损失的调解方案。至于秋菊要的那个“理”,李公安给不了,只能含糊过去。

  但秋菊显然不认可这个“骂人不对、打人也不对”的抽象的“理”。打人并不是都不对,村长打村民两下也没啥,关键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踢人要命的地方,并不是医药费和误工费能够弥补的。但在李公安“他掏钱就证明你对他错”的劝说下,秋菊还是接受了这个调解方案,拿着发票收据去找村长。

  如果不是村长要自己的面子,事情好像到此就结束了。

  

  二、面子

  

  秋菊拿着发票收据去找村长,村长掏出二百元钱来,并没有直接给秋菊,手一扬,二十张票子散落在风里:

  秋菊:村长,你这是啥意思?

  村长:啥意思,别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秋菊:我今天来就不是图个钱,我是要个理。

  村长:理?你以为我软了?我是看李公安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给他个面子,地下的钱一共二十张,你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低二十回头,这事就完了。

  秋菊:完不完,你说了也不算。

  李公安设想的由村长掏钱来向秋菊证明“你对他错”的方案,不幸被村长也识破了。拿钱可以,服软是不行的。村长仍坚持他的理,就是他不欠庆来家什么;踢庆来,是对庆来骂人的恰当惩罚。给秋菊二百元钱,是给李公安面子,并不是对万家认错。秋菊必须用低二十回头为代价,拿这二百元钱。

  正是秋菊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引起了观众对她的钦佩和赞扬。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折腰,拿地上的钱。秋菊替我们做到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秋菊的形象,是从这一刻高大起来的。但秋菊不可能理会坐在黑压压电影院里观众的心理活动。银幕上的秋菊没有选择低二十个头去拿那二百元钱,仅仅是因为这样拿到的钱,并不能证明“你对他错”。

  秋菊挺着大肚子来到了县城。在别人的指点下,花二十元钱,请邮电局门口给人代笔的张老汉,写了一份材料,要求追究村长“平白无故踢伤我丈夫”的“故意杀人罪”。听到这里,两个县公安笑了。观众也笑了。

  县公安局的裁定下来了,内容是:“建议由所在乡的公安员进行调解,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以安定团结为重,经济上仍以第一次调解为主,维持原乡政府的调解方案,医药费、误工费由王善堂本人负责赔偿。”

  然而,秋菊去县里打官司,却彻底把村长的面子摧毁了。在村长看来,秋菊此举纯粹是到县里坏他的名声,让他以后在村里没法工作:

  村长:这跟上一回一样么,秋菊跑了趟县城就弄了个这,我以为县里要把我枪毙了呢。

  李公安:这回你听我的,回去给秋菊两口子说些面子话,这事就了了。

  村长:面子话,那面子话咋说呢?

  李公安:你看你看,大家都忙忙的么,为这事我都跑了几回了。刚才县上裁决你又不是没看么,你不丢面子么。

  村长:李公安,你说,有啥事乡里解决不了,凭啥到县里臭我的名声。

  李公安:哎呀,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

  村长:再说,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我在村里没法工作么。

  李公安: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她就是要个说法,你回去就给她个说法。

  村长:钱我给,说法,说法,我想不通。

  做不通村长的工作,李公安只好自己花钱买了三盒点心,谎称是村长买的,去秋菊家代村长赔不是。

  李公安:王善堂那是个犟人,那在乡上都是有了名的,这回能让我把这个点心给你捎来,这就不容易了。秋菊,你不是说要个说法吗,这还不算赔礼道歉?该赔的赔,该报销的报销,经济上你们也不吃亏,再说,这个民事调解,咱又不是去法院打官司,县上裁定这算到了头了,这也是领导决定下的。秋菊:李公安,这点心真是村长买的呀?

  李公安:这话说的,不是他还是谁么?为这,昨天我跟他说了半天,人家是干部,总得给人家留点面子,这个点心往这儿一搁,这就等于来人,把不是给你陪了。

  庆来:要是这样,啥事都好商量。他是村长,咱又能把他咋的。再说,日后都得在一个村里过,没完没了的没啥意思。县里定下的事,我们没意见。

  秋菊公公:我也没意见,政府定下的,我也没意见。

  秋菊:要是这,那就算村长给咱赔了不是了,钱不钱么,无所谓了。

  李公安:该赔的还是要赔哩。那咱这事,就算完了,我也没白辛苦一回。

  要不是秋菊问了代销员,得知点心不是村长买的,事情好像也就到此结束了。二百元钱不能证明的“你对他错”,三盒不值二百元的点心却可以证明。看来,秋菊和村长在这个回合争的,并不是钱,而是“面子”。李公安在这个回合的调解,围绕的也是面子的交换。他让村长看他的面子,给秋菊两口子说些“面子话”,又让秋菊家看自己的面子,给村长留些面子。在这个回合,李公安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理”,不得不按照村庄的“礼”来运作。国家“骂人打人都不对”的“理”没有再提起,但“国家”赋予“干部”的身份,还可以转化为村庄认可的“面子”资源,投入到“面子”的交换中。

  然而,在秋菊得知点心并不是村长买的之后,这场面子的交换礼也就失效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不敬我一尺,我也不敬你一丈。秋菊把点心退给了李公安,继续到市里要说法。市公安局复议的结果,是维持乡里和县里的决定,只是赔偿数额加了五十元钱。看来,市里的决定,基础仍然是李公安一开始就阐明的国家的“理”,而不是秋菊的“理”,那二百五十元钱,仍然不过是对庆来看得见的身体伤害的赔偿。庆来接受了,但秋菊仍然没有接受!她把庆来拿的那二百五十个元,扔回到村长面前。村长需要低二十五回头,才能把那些钱拾起来。秋菊叫上妹子,装上辣子,卖了钱做盘缠,继续到市里要她的说法。

  

  三、官司

  

  看电影的人,会忽略这部电影的标题是《秋菊打官司》。这是一场官司。秋菊一开始到村长家,不仅是向王善堂个人要说法,也是向村长这个“公家人”要说法。她向乡里、县里、市里要说法,也是在向“公家”要说法。她“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因为她相信说理的地方在公家,在上级。头一回从村长家回来,她告诉家里人村长说不管,家里人都支持她去乡上要说法,显然大家都相信,公家并不只是一层层的官僚结构,还是公道、正义、理的承载者。

  秋菊到乡政府找到李公安的时候,李公安正在断另一个打架的官司。一方当事人,在向公安员叙说打架的前因后果,而公安员关心的,却是谁先动手的问题。显然,公安员们假定,谁先动手,谁就有错,谁就应该负责。但当事人却坚持要把事情的起因说清楚,要表明并不一定是谁先动手谁就错,没有动手的一方也许有错在先。这预示了,公家只处理它的“理”能够涵盖的那些环节,并不就事情的整个是非曲直做出判断。所以,李公安并不关心为什么村长不给秋菊家批盖辣子楼的地方,而只是说,的确有不许在承包地里动土木的文件。村长为什么不给秋菊家批?这个问题,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甚至秋菊到县上告状的时候,她找张老汉代笔写的材料,也不再提辣子楼的事,只说村长违反计划生育这个公家听得懂的“理”:“村长养了四个丫头,不仅说明他没本事,更说明他严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他养不出儿子,就拿普通群众撒气,我丈夫顺嘴说了养母鸡的话,村长就对号入座,认为母鸡是指他女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平白无故踢伤我丈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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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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