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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晓云:蒋介石“领袖集权”制下的外交用人方式转换透视

更新时间:2009-09-13 23:10:18
作者: 申晓云  

  

  [ 摘 要] 蒋介石在建立政权后,由于其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并未牢固确立,高层机构也尚在草创中,为操控政权,契领外交进行,蒋介石在行权时,经常并不借助制度性渠道,表现在外交用人上,也经历了一个走“亲信路线”到设立“智库”,最后向幕僚制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蒋介石“独裁”意图的体现,也反映了蒋为增进统治效能而在刷新行政、改进用人方式上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尤其是幕僚制的逐步形成,不仅标志了以蒋个人为“中心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也为战时领袖集权下的外交决策和用人提供了某些制度上的保障。

  [ 关键词] 蒋介石; 外交用人; 亲信路线; 幕僚制度; 方式转换

  

  在“党治”名目下,民国国民政府训政时期贯彻的实际是“领袖集权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实位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外交大权当然也由其亲自操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甚至只是一个军事领袖,要操度一国之外交,就非常需要懂外交的人才辅助,而领袖的外交用人如何,既与领袖的行权方式密切相关,也取决于体制本身。在建立南京政权后,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并未牢固确立,高层机构也尚在草创中,为操控政权,契领外交进行,蒋介石在行权时,经常并不借助制度性渠道,表现在外交用人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走“亲信路线”到设立“智库”,最后向幕僚制过渡的过程。本文即以这一过程为考察视角,通过揭示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外交用人观念及用人方式的变化,从而透视这一时期外交之得失与体制的关系。

  

  一、倚仗“外交亲信”,行使“亲信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奉行“弃俄”政策,因而非常需要了解各国情况的人为其开辟外交新渠道。然而,其时党内派争激烈,加上南京蒋政权又是通过“四一二清党”这一非法手段建立的,此间曾予蒋以大力鼎助的多为蒋的“江浙帮”班底中人。这些人早在蒋羽毛未丰之时,就与蒋结成一体,抱定了与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决心,故被蒋视为心腹。在蒋登上权力高位后,也把他们分别安插在关键职位上,作为辅佐,外交更不例外。最初的用人多从班底中人或以往同僚中曾与蒋“共同奋斗”过的人中物色。以后虽有所扩大,但心腹人物大体不出这一圈子。每当蒋遇到重大难题,或需要作出重要决定时,会与他们中的某一位或几位个别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如果说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主要取决于领袖意志,而通过非制度性渠道的话,蒋介石在外交上倚重良深,能称之为左右臂膀,并能在决策上真正对蒋产生有效影响的人,主要有黄郛、戴季陶、张群、王正廷、宋子文、朱家骅等几位。

  蒋介石在外交上最为倚重之人是他的把兄弟黄郛。黄郛,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蒋赴日本留学后与其同乡陈其美和黄郛结识,三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陈居长,黄次之,蒋最小。1912 年辛亥起义,上海宣告光复,陈其美被推为沪督,黄、蒋都为身边主要襄助者。“二次革命”失败后,分途发展。黄郛一度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位至外交和教育总长,在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还代理过内阁总理,旋被迫辞职。黄郛南下助蒋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其时由于蒋在挑起“迁都之争”后受挫,正纠集力量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据《邵元冲日记》记述:“1926 年10 月17 日,与蒋约谈,告以数事,在外交上认为宜与日本有相当联络。”为此蒋想到了黄郛,乃急忙去电黄郛。电称:“二兄大鉴: 久未会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务请驾来一叙。弟中正。”几天后,因未见回音,焦急中的蒋介石干脆让司令部的总参议张群携自己的亲笔函去找黄。函称:“二兄大鉴: 渴念殷殷,欲言无由,特嘱岳军兄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为至祷。”在蒋连电相邀下,黄郛来到蒋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期间黄与蒋朝夕相处,“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据黄郛夫人沈亦云记述,黄到南昌后即向蒋介石献策,指出“现在社会人心有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上海中产阶层者纷纷北移,因此须“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而黄要蒋“明示”的政策就是“离俄清党”。黄为此献计说:“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但“如何处置应分轻重缓急”, “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怎样不能放弃日本这条路,日本,还有英国是不能不首肯谅解的,只能与苏联脱离关系”。黄郛的建议正中蒋下怀,于是黄开始积极为蒋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穿针引线。当时日本币原外相的亲信佐分利贞男,日本军人铃木贞一等,都是经黄郛介绍,分别在南昌、九江秘密与蒋介石晤面的[2 ]9 。可以说,在蒋发动“四一二”政变中,黄郛是蒋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和策划人。其作用正如黄自己在给蒋表功的电报中所说:“兄南归五阅月,自问未尝避艰险,辞劳苦,表面虽未居名受职,实际上苟能力之所及,几乎无职不居,无事不做。”蒋对黄郛“二兄”的谋略也几乎是言听计从。为便于黄在上海为蒋开辟外交通道探路,蒋让黄郛随身带上空白委任状一册“, 嘱遇机密酌填发”,赋予黄“全权处理”的大权。由于黄郛其时并不是国民党员,为“方可办事”起见,蒋并派杨虎专门给黄郛送去入党志愿书,在志愿书上,蒋介石、张静江作为介绍人都已签好字,只等黄郛自签。从这里也能看出蒋、黄之间“结党营私”之一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因根基不稳,首任外交部长由胡汉民派的伍朝枢出任。但蒋在下台复出后,立即用黄郛换下了伍朝枢,在“党国”体制下,以一个非党人士来担任外交部长,当时在国民党内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蒋为此致电谭延闿:“发表黄特任外长明令,以专责成”。不过,黄郛上台后,因“济案”的发生,当局之忍辱退让,引起举国愤怒,在诸多压力之下,蒋介石只好请黄暂时去位,乃密电黄郛。电称:“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津更难办理也。弟意请兄专任外交委员会一席,暂辞部长,如何,乞复。弟中正。” 蒋介石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无奈①,故黄郛也能理解,所谓“愿将丛谤集于一身,而分政府和蒋先生之责”。

  不过,黄郛下台后居莫干山,虽人不在位,但蒋在内政外交上仍多有垂询。1933 年日军势力进逼平、津,华北危机加重,为谋求与日妥协,黄郛被作为贯彻蒋对日方针的最佳人选。4 月11 日,坐镇南昌指挥剿共战事的蒋介石致电黄郛。电文称:“举世处境最艰苦者莫弟若,层累曲折也太多,深盼兄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4 月14 日蒋又去一电谓:“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4 月25 日黄郛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蒋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 在蒋的一再恳请下,黄郛再次出山,到北平主持政务整理委员会。黄也知道此行无异于“跳火坑”,但抱着为“三弟”分忧之心,仍然为实现蒋的“和日”政策竭尽其最后之力,及至耗尽心力。

  蒋介石对日外交中倚重良深的另外两个人物是戴季陶和张群。戴季陶和黄郛一样,与蒋有同乡之谊,在上海茂新证券交易所时,也是同舟共济的伙伴,更是蒋取得政权前后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帮手。在外交上,戴季陶也十分活跃,早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为让日本“了解革命军的真相”,戴就受蒋之托,远赴日本东京会晤有关官员,为蒋说项。蒋建立南京政权后,戴季陶出任宣传部长,但仍为蒋外交路线的主要策划者。“九一八”事变后,蒋因对日退让外交遭到党内对手攻击,面临被迫下野之境地。为把住外交这一关,蒋下台前指定由戴季陶出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委以外交决策全权。戴季陶上任伊始,即以委员会名义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三条对外方针: (1)“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 (2)“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 (3) “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唯必须筹划真实之牺牲代价。”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此后所说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具体宣示。蒋介石用来对日外交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张群。张群虽非蒋的浙江同乡,但他与蒋也有结拜之交,更有很深的业缘关系: 张群与蒋早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就是同学,且住同寝室,上下铺;以后又同被挑选到日本振武学校学军事,毕业后又一起分入同一连队见习;辛亥时又一起从日本赶赴上海,张群任陈其美都督府参谋,蒋为第五团团长。张了解日本,又是蒋的至友,蒋在南昌北伐军司令部时,来到九江和南昌的日本政客大都是通过黄郛介绍,再由张群安排见蒋的[1 ] 下,255 。蒋第一次下野时赴东瀛探路,即携张群同往。济南惨案发生前后,张群又几次奉命赴日疏通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张群和戴季陶一样,认为“中国积弱,不足以战,若战必先建设内部”,这一观点与蒋本人想法也十分一致。为缓和中日间的紧张情势,张群也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为蒋与日打交道可谓不辞辛苦,蒋对张也是信任有加。

  黄郛、戴季陶、张群为蒋介石对日外交上的倚重之人,而蒋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则多用有英、美教育背景者,其中王正廷是很重要的一位。与前述三人不同,王正廷虽与蒋同为奉化人,但此前并无私交。王与蒋建立关系始自于“四一二”政变前。当时王正廷因曾为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的要人,在冯受排挤后,王也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其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出师,王正廷正在为自身出处费思量时,他的老搭档黄郛来沪为蒋打通外交渠道探路,黄郛要王利用以往在外交界历任要职的关系,负起为蒋与美、英等驻沪领团联络和沟通的责任。而此时的王正廷也已认准了目标,认为蒋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于是除积极为蒋替美、英方面拉关系外,当知道蒋介石正在追求宋家小妹后,便频繁进出于上海西爱咸斯路孔祥熙夫妇住宅,以此拉近他与蒋亲近者的关系[6 ]185 。以后,王又利用他与宋美龄同为基督徒的关系,鞍前马后为蒋宋联姻效力,并因此在蒋与宋美龄“神圣结合”的新婚大典上,获得“男方证婚人”的殊荣,王与蒋的关系因此大进一步。然而,王虽得入蒋幕,可毕竟还不是蒋的心腹之人,不过这一情况很快有了改变。由于济案的发生,蒋最属意的外交部长黄郛因力推“亲日”失策,遭朝野谴责,在蒋需要另辟外交途径时,王正廷便成为取代黄的最佳人选。于是,蒋致函其时暂代国府主席的谭延闿,钦定王正廷为黄郛继任人。函曰:“谭主席钧鉴: 英、美外交重要,应速进行,可否设外交委员会,会长一席要推王儒堂任之,以便进行,如蒙赞同,请即商各同志,决定后,以速发表为宜。中正。”而王在继黄郛当上外交部长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果然不负蒋望,在正式宣布就职同时即打出“革命外交”旗号,大造“改订新约”舆论。

  虽然这场“改订新约”运动实际成效并不多,但却为这一时期蒋在与党内对手竞争中增加了筹码,王也因此得到蒋的赏识。在1929 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王受到国府行政院嘉奖,并被擢升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的候补委员,成为蒋介石外交意图的忠诚执行者。不过“九一八”事变后,王正廷任部长期间的对日政策受到各方抨击,王也被前往外交部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所殴,在党内也受到严厉弹劾。但王在蒋庇护下仍被安排为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任,1936 年再次被蒋起用,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直至1938 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方调回。王正廷非蒋的嫡系人物,但自跻身蒋幕,为蒋在外交方面效命也可谓不遗余力,且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整三年,其外交思想和谋略对国民政府前期外交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当然,蒋在与美、英等国打交道时,经常仰仗的人还是他的妻弟宋子文。宋子文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为国民政府中的亲美人士,本人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外交上主张联合英、美,遏制日本,故美、英方面比较看好宋子文。很多与美、英方面的重要谈判,蒋介石会派宋子文出面,如与美国进行关税自主正式谈判时,谈判的主角就由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担任,平时与英、美方面的重要接触也都由宋子文出面进行。蒋介石本人与英、美方面使领人士晤谈时,一般也都由宋子文陪同。笔者在伦敦国家档案馆查阅过1929 —1933 年间的英国驻华使领馆档案,但凡蒋单独与英使和美使的晤面,宋子文一般都在座,有时也会有宋美龄在旁。“九一八”后贯彻“联合英、美,抵御日本”外交方略时,宋子文更是关键人物。当然,宋子文与王正廷这样“唯蒋是命、唯蒋是听”的幕僚型人物不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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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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