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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

更新时间:2009-09-12 23:05:32
作者: 金雁 (进入专栏)  

  

  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匈牙利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抽出了半天时间,专程前往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纳吉的坟墓。“新公墓”是布达佩斯最大的公墓群,绵延数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墓区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否则墓区太大会迷路。而我觉得,纳吉是匈牙利现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坟墓应该会非常醒目,不会难找。但当一位显然是“70后”的墓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1956年遇难者墓区”时,望着无数相同的没有人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碑、只矗立着系着国旗色丝带的木桩的标志,他也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寻找。

  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这一片墓区的东边找到了伊姆雷·纳吉的墓,那是一块横在地上、二尺宽、四尺长的再普通不过的石碑,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碑前没有雕像,没有装饰,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写着“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人的总理,1956年”,简单得令人不敢相信。刚开始我还心存疑惑,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纳吉的坟墓。众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当苏联坦克和重型火炮响彻布达佩斯市区时,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处决了纳吉”,而墓碑上为什么写的是“1956年”呢?突然,我恍然大悟,1956这个年份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匈牙利人心中,还有比1956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吗?至于纳吉真正死于哪一年,已经不重要了,纳吉和无数1956年的无名死难者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人。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难怪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各国共有的,至于中间的这一把,各国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这三把钥匙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个“累积层”,或者说,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就连时间、过程等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很多人对后两把钥匙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以及为什么说这个年代是东欧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优势,因此当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实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加入。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要求和遥控指挥之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成形,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之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它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看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不服倾向后,苏联决定先拿南斯拉夫开刀,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目的是“与苏联相抗衡”。接下来,苏联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同时,苏联打断了从1944年开始的、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认为这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东欧各国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日丹诺夫还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能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式的“大左翼”,并命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奔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土派”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唯苏联马首是瞻、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为反感。“本土派”的一些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二战中他们在国内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对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度的唯一标准,于是那些依仗苏联权势的“莫斯科派”就有了一张打击“本土派”的有力武器。“莫斯科派”认为东欧国家无权选择自我发展道路,必须照搬斯大林模式,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于是,在1948-1949年,东欧各国都出现了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其数目之多、涉及人数之广,达到了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超负荷工作的程度,很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领袖都受到波及。他们或是被捕入狱,或是不经审判被处决,或是被迫流亡国外,原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均被取缔解散,残留下来的也经过大改组而名存实亡,从此听命于苏联“老子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分为两种,一是以苏、阿、匈、罗、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二是以波、东德和保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再加上有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机构的管制,东欧国家在组织、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受到钳制,苏联模式被强行移植。1947年成为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而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就像提到日后的剧变,就无法回避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事件,也无法绕开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于1873年,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库恩·贝拉领导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也随之宣告解体,一些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员只有2000多人,另一些人跑到苏联组建了驻外的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的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于是双方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由于有苏联人作后盾,顺利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由1941-1944年担任国外委员会领导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中人望颇高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1945年匈牙利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中,小农党取得了57%的席位,社民党获得17.41%选票,共产党获得16.95%的选票,全国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瓜分了其余的选票,小农党创始人蒂尔迪·佐尔坦组建联合政府,该政府采取了“既不执行左翼政策,也不采纳右翼方针”的中派路线。1947年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右翼团体和个人参加选举,在该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然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此举遭到社会党的部分党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拉科西一人包揽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匈共总书记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开始“大清洗”,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二战中在国内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成为矛头所向。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开除出党。1949年匈牙利的党派竞选结束,其他党派消亡,一党制成形。1949年6月16日,时任“匈南友好协会”主席、外交部长、“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总书记的拉伊科突然被以“武装暴动”的罪名逮捕。拉伊科(1909-1949)是匈牙利建筑工人协会的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之一,是1935年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1941年被霍尔蒂政府监禁,1944年获释后从事共产党与工会、各工人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有深厚基础,拉伊科与社民党交往颇多,与社民党中的很多人私交甚笃,被社民党誉为“可以成为‘朋友’的共产党人”,因此在1944年共产党与社民党合作的过程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拉伊科1946年任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6年任内务部长,1948年起任外交部长。1949年9月16日匈共中央指责拉伊科是叛徒,二战时充当德国法西斯的间谍,胜利后利用“匈南协会”主席的职务充当南斯拉夫的间谍,并勾结南斯拉夫蓄谋武装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权。10月,拉伊科被处决,与他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一批“本土派”领导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统统受到怀疑,被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开除出党或被捕入狱。受拉科伊案件牵连,匈牙利的“间谍反革命”案件层出不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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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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