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暌违任公一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9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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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20世纪的中国命运,其实在一百年前的世纪初就被决定了。决定这一命运道路的,是在日本两个城市之间(东京与横滨)发生的一场政治论战,这就是后人称之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在双方的对抗中,革命话语全势获胜。于是,20世纪的历史边走边停,革命走了一百年,立宪停了一百年。在世纪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宪如同“死水微澜”。设若当年立宪话语深获人心,以至成为时代选择;那么,罗马并非一条路,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样。至少,李锐老人前几年的“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何时”就不会延宕为跨世纪的吁请。

从历史这头看那头,梁启超就是一百年前的宪政开张者,正如与之同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世纪的革命开张者。当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中国留学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一百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学生已多达数千。梁任公的立宪话语没能拽住他们,他们基本上为革命话语裹挟而去。20世纪,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革命既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立宪就只能被历史推到它的边缘。

立宪与革命,一南辕,一北辙,不相交集。立宪无须革命,正如革命无以立宪。由于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宪又顶了个保皇的帽子(君主立宪),年轻人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撇开当时年轻人不论,即使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当年,梁,还是孙,依然是个问题。这里所指的革命,专指“易主”性质的暴力诉求,它的最通白的解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立宪不动枪也不易主,而是通过立法和议会来“限主”。一百年前革命与立宪就在这一“易”与一“限”之间,展开角逐。这“易/限”之别,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夺位”,立宪就是“造笼”。

自秦而清,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是君主专制。孙的革命目标,除了排满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专制的“君主”。但,专制的君主不会自动退位,因而要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夺位”。“造笼”不妨采自相传为前美国总统布什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比喻的意义上,布什的笼子就是梁任公的立宪,即用宪政之笼限制君主的权力。

面对清廷的专制,革命首先强调的是“位子”,即必须推翻君主,让其下台,改朝换代。立宪不然,它无须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个“笼子”,把它关在里面。换言之,只要有笼子,里面关的是谁--世袭的君、还是民选的元首--都不要紧;紧要的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加以笼套。这里,可以看看梁启超如何解释专制。在《开明专制论》中,梁氏首释专制之“制”,曰“制者何,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制即国家制度,它是一种权力形式,用于束缚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间的互相妨害)。至于专制,则是“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即权力只是控制别人,它自己却没有任何制约,这样的制度就是专制。因此,在专制与非专制之间,梁氏的区别至简至精:“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清王朝有制度无宪法,所以立宪派反复运作,逼其君主立宪。至于君位,在立宪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谓虚君是也。这其实是一种交换,用以规避革命所造成的内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

革命不然,它的头道菜不是立宪,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后再共和立宪,这是它的路径依赖。当年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用意虽好,但共和能否解决专制,毕竟还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旁听一下托克维尔的声音“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共和专制,托克维尔说的是法国,似乎又是为日后中国建言。某种意义上,梁启超正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反对孙党学美式共和而主张效法英式立宪,正在于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自治传统未养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专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无论立宪。立宪是逼出来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动力,它岂有为自己造笼之理。所以,关于共和专制,梁氏以法国学美国为例,指出:“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一变再变,梁氏看似说法国,所指更是革命党果如获胜之中国。是否应验,识者自识。

暌违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宪与革命之争,实为上个世纪的历史开局,孰胜孰负,则可以主导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历史是有惯性的,革命胜则世纪为革命史,立宪胜则世纪为立宪史。幸抑不幸,在立宪与革命的对峙中,革命压倒立宪。是它成就了20世纪的历史,以至于今。今天,世纪又逢开局时,回望任公,那是那个时代中国宪政的一根脊梁。我们今天的宪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续任公未竟之业,也需要从他那里汲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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