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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更新时间:2009-09-11 07:13:03
作者: 石斌  

  

  作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目前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访问研究。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当以学习和借鉴为基础,以创新为目的,以实践为思想源泉和检验标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阐释性理论;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对后两类必须注意分辨,有选择地借鉴;理论的不同类型与方法有关,而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层次与论题的性质有关,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而言更有针对性、相对更有效的方法,故而方法之价值不在于新旧,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论的自觉,自己的问题与价值以及必要的话语载体与言说方式,但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结合。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式探索 方法论 理论类型 伦理思考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或曰“中国化”、“本土化”)的必要性,国内学术界经过多年的争论,看来正在形成共识,但究竟如何做好这一点,其中需要注意哪些基本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谈谈自己对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

  

  一、此“理论”非彼“理论”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看似清楚、实则相当含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理论”?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吗?在实践中,主要由于研究方法和目的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实际上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和功能。

  首先是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即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中还包括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理论提出一系列旨在说明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基本目的是通过系统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对现象做出解释与预测。与此相一致,社会科学理论首先也是指旨在解释与预测一定研究领域之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理论不仅要发现和证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间的某种联系,还要解释何以会有这种联系。简言之,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解释和预测工具的理论必须通过提出假设或命题并通过严密的论证与验证程序来获得。这样的理论无疑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享的“知识晶体”。

  

  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说的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限于科学哲学的定义。

  

  按照《简明牛津辞典》的定义,理论有两种(实为三层)含义:一是指“旨在解释某种事物的一种假设或一套观念体系(a system of ideas)”,也可引申为“用以说明某个事物或证明其合理性的某种思想观念(idea)”;二是指“作为某种活动之基础的一套原则”,如“教育理论”,有时仅指特定范围的教育活动所遵循的原则。1这个定义主要着眼于理论的实际功能而不是其建构方式。

  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有两种思想方法塑造了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第一种源于力图解释研究的现象的自然科学。这种方法被称为“科学的”,其核心是因果解释;第二种源于历史研究和人们寻求理解现象之意义的努力。这种方法被称为诠释性的(hermeneutic/interpretive),其核心在于诠释与理解。2

  肯尼思?汤普森等人把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三种类型:(1)规范或价值理论:主要“从伦理上的迫切需要出发来研究政治”。这类理论产生于政治哲学。(2)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即“经验主义的”或“因果的理论”。(3)作为行动基础的理论:即“政策科学”或关于行动诀窍和治国方略的理论,它不同于脱离历史的纯概念理论方法,而与历史紧密联系并应用于历史。3由于缺乏严格的分类标准,这种概括未必准确,例如“政策科学”理论中也可能包含“一般理论”,“规范理论”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独立的理论范式,传统理论大多带有规范性质且与“政策科学”有关。

  但诸如此类的定义或看法已然透露出理论的第二种内涵:从方法上看主要依靠传统方法,从功能或目的上看,除了解释现象,也有约束、指导或规定行为体行为的作用或意图。这类理论不妨姑且称之为“阐释性理论”。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事实上人们很少把国际关系研究视为纯粹的“社会科学”),从其来源(思想依托与建构方式)看,至少有两种类型:“科学的”与“人文的”(或者毋宁说一种是西方人所说的狭义、纯粹的“社会科学”理论,一种是与我们所说的包括“人文学”在内的广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它们大致相当于主要靠行为主义-实证主义方法和主要靠传统方法建构的两种理论类型。例如,沃尔兹曾称英国学派的理论并不是“科学哲学家所认可的那种理论”4,但这不等于说它不是理论。

  然而,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接触到的一些“理论”,有时还有另一种人们并未言明、不愿承认或没有意识到的第三种涵义:一种思想主张或“理论主张”。这种所谓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第二种理论派生而来,或者说是缘于第二种理论在概念、命题和论证过程上的非严密性和非实证性所提供的主观发挥的空间。这类理论往往带有更多的规范性质(第二种类型已然具有这种性质),在方法上同样与传统主义有关。

  但此种“理论”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方法使然,也与实际需要或研究目的有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理论并不总是或并不完全是跟在实践之后,作为经验主义式的概括或“后理论建构”。“理论前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这还不包括完全依靠逻辑演绎建立的理论)。为了推行某种主张,追求某种目的,作为行动原则的理论也可能先行提出,用来规定、指导实践活动,尽管为了保证其有效性它仍需通过实践检验并逐步完善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它无疑只是或者主要是(鉴于它也可能基于若干经验的和逻辑的前提)一种思想或政策主张。一些“理论家”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一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引导或探索性质的“理论”即是如此。尽管这已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且常常贴着理论的标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慎言理论”,因为理论并不总是客观、超然、“科学”、“中立”的。对于通常具有深刻现实政治指向和实践意蕴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尤其如此。有些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或总体理论,也包括大部分“中观”理论,其实往往兼具多重性质。试想,诸如“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之类,究竟是“科学的”解释和预测工具,还是某种判断甚至立场、主张?是一些经过充分验证的纯学术命题,还是同时反映了研究者(乃至部分群体)的某种预期甚至“情绪”?此外,除了一些具有较多“技术”特征的局部理论(下文将指出,在应用过程中也并非纯技术问题),有哪一套理论“范式”纯以揭示、解释或预测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为目的,而没有出于直接或间接的现实政治关怀或政策指向而预置的规范性内涵。

  既然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进行“中国式探索”,联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解决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甚或“中国经验”,其必要性还有什么疑问呢?

  从原则上讲,作为思想、学术资源,对包括西方学术成果和思想传统在内的世界优秀知识遗产的学习和继承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实际上也是一些人强调多谈学习和借鉴,少谈或不急于谈创新、“特色”的初衷。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对于性质不同的各色理论,不能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对于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不但必须学习,甚至可以直接利用,但对于具有第二、特别是第三种内涵的所谓“理论”,则需谨慎对待,认真分析和鉴别,有选择地借鉴。

  

  二、“新”方法抑或“旧”方法?

  

  如前所言,理论的不同类型与研究的方法大有关系。如果进一步推究,研究方法的选择又与研究的层次和研究对象或论题的性质有关。

  西方学者将方法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归纳为分别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主义、60-80年代的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和80年代以来的后实证主义等几个主要“阶段”。但这不是说后者取代了前者,也远未涵盖局部理论所采用的种种具体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实际上是并存、互补的。

  虽然“方法”同样因为定义不同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而五花八门,但就理论的来源和建构方式,尤其是概念的界定、命题的提出和验证方式而言,归根结底,基本的方法仍不外两种:一是主要借助历史、哲学、法律等传统人文学的思想资源,在论证过程中主要依靠研究者的直觉、“常识”、判断力或洞察力的“传统方法”;一是仿效、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确界定基本概念,提出假设并运用数理、逻辑等手段加以严格验证的“科学方法”。其他所谓的“方法”(包括被笼统地称之为“后实证主义”的各种研究取向)皆离不开对这两种基本方法各有侧重、或多或少的吸收,它们的新颖之处往往主要不在于方法论上的全面创新,而主要在于提出的问题、观察的角度、考察的变量或研究的目的与价值取向不同,实际上主要体现了不同的研究途径(approaches)。

  60年代这两种主要方法之间曾产生过激烈争论,但事实证明它们各有长短,只能互相补充,根本无法彼此替代。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除了对“理论”的理解不同,对国际政治研究是否能够建立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理论有严重分歧以外,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传统派”和“科学派”各自研究的领域和关注点不同,具体地说,是因为理论抱负(构筑总体理论还是局部理论)、研究层次(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和研究对象或论题性质(是纯“技术性”问题还是带有伦理性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大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辨析理论的不同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理论就其研究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本身的规模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总体理论、局部理论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等规模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妨称之为宏观、中观与微观理论。中观理论的边界较为模糊,但弄清楚反差较大的两个极端,其意自明。

  “总体理论”通常试图以某一单个概念、或某一套紧密相关的概念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大部分内容或至少其主要方面。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摩根索的“权力”,布尔的“国际社会”,便是这样的核心概念。“总体理论”的特点是命题的简洁性,它简明、雄辩、准确地表述少数几条基本命题;内容的系统性与一贯性,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内在、有序、一贯的逻辑联系;宏伟性和开放性,它属于“宏大叙事”,往往囊括国际政治的绝大多数重要内容或至少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且一般都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和明确的伦理取向。

  但“总体理论”也有一些固有的缺陷和容易滋生的弊病: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有单因论倾向,给人的印象是“片面的深刻”;其概念的界定略嫌粗糙,命题的验证不够精确;它往往缺乏微观的预测能力,在这方面远不如局部理论;此外,总体理论的一些追随者或末流由于不具备其学术前辈和思想大师的那种学术功力和学术智慧,还容易产生迂阔空疏的毛病。加上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和综合能力的衰退,思想家类型的总体论创立者已日渐稀少。

  “局部理论”在当代、尤其是在美国占了绝大多数。这类理论家主观上无意构筑总体理论,而是主要采用行为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力图精确描述某些国际现象。其方法论特征是实证性,针对总体理论(在方法上多半属于传统主义)的缺陷,强调运用系统的证据(数据、资料或事实论据,英文统称为data),遵循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规则或程序来验证命题、论点的真实性。局部理论的优点非常明显:它使得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论域、论题大大扩展;使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显示了局部理论的长处,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大为深入,从而获得了局部的准确性和较大的预测能力,产生了诸如决策论、博弈论等一大批论证细密、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理论或理论模型。5

  局部理论及其主要依赖的行为主义方法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这导致一些研究者规避国际政治的一些核心问题,专注于边缘问题,甚至完全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落入以“科学”为标签的形式主义泥潭;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还使得研究者对自己的结论过分自信,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从而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6行为主义方法的过度运用不仅使研究过分繁琐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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