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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国家观念的重塑与国际法治的可能

更新时间:2009-09-11 03:35:36
作者: 何志鹏  

  

  [摘 要] 国际法治的纽结在于指引和约束国家的行为, 与之紧密相连但又具有独立意义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清晰地界定国家利益。为了解决这对关键的问题, 需要树立和深化人本主义、文化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构建和巩固国际制度。在这些方面, 不仅需要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更需要理论界、知识分子的倡导和贡献。

  [关键词] 国际法治; 国家; 国家利益; 知识分子

  

  一、国际法治着力点的探寻

  

  (一) 作为国际法治纽结的国家

  国际法治的目标看起来千头万绪, 存在着多样主体、多个领域、多重层面、多种方式。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中, 如果不找到关键的环节, 则多头并进、多面出击, 国际法治很难真正有效地施行。这就需要找到国际法治的“阿基米德点”。笔者认为, 国际法治的“阿基米德点”在于国家。在当前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中, 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形成某种全球秩序。国家是国际法治必须考虑而不可忽视的主体与方面; 而且, 在当今国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大量的资源掌控权力的情况下, 国家如何行为在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国际法治能否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而, 国家是国际法治的纽结。

  (二) 国家行为对国际法治的关键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比起其他的行为体更为强大, 行为范围更为广阔, 行为方式更为全面。所以, 国家的行为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形态。如果国家都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为, 则法定的权利义务就能得以实现, 法律的程序就会得到遵守, 法律的尊严就会得到维护, 违法的行为就会受到追究, 国际法治的实现就不存在实质的障碍; 反之, 如果国家的行为都与法治的要求相背离, 则其他行为者的努力大多会付诸东流, 国际法治就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

  具体言之, 国家的行为意味着国际组织能够正常运作, 决定着国际组织的效力与效率。如果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一种防御、抵触、甚至进攻的态势, 则国际局势就剑拔弩张; 如果国家更多地与其他国际行为者合作, 则整个国际关系就会比较融洽。如果国家与其他国家以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方式相处, 则可能出现较为缓和的国际秩序; 如果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采取一种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态度, 以务实的态度参加国际法律的制定, 以真诚的态度遵守国际法律的原则与具体规范, 愿意通过国际司法机制解决争端并服从其裁决, 国际法的权威就得以尊重, 国际司法体制的效率与效力就会加强, 国际法治的实现就不会有大的障碍。反之, 如果国家不遵守国际法, 则即使存在一套完美的国际法典也一样形同虚设。

  

  二、约束国家行为与转变国家观念

  

  国家的行为不仅意味着国际秩序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而且意味着人的生存状况与未来期待、意味着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能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所以, 引导与约束国家的行为, 使之积极参与、支持、遵守法律规范体系及其运作, 是国际法治实现的核心问题。

  (一) 指引与约束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虽然当前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处于丛林之中, 通过争取权力而自保, 这种观念导致了国家的防御和敌对态势, 导致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但很难想象, 如果世界真的像现实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 那整个国际社会(如果还能称为社会的话) 必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成为一个恐怖慌乱的世界, 未来不可预期, 国家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 毫无秩序可言。所有的允诺都没有约束力, 以强凌弱的现象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暴力冲突是解决矛盾的最好途径。这种景象不符合任何一个行为者的利益, 无论军事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文明进步, 都需要稳定的、可预期的环境, 这一切的根基都在于国家受着自身理性、承诺和外在力量的约束。所以, 指引与约束国家是所有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二) 指引与约束国家行为的可能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行为受指引和约束的国际社会中而不自觉。从绝对的意义上讲, 国家不受约束地行事的情况从来没有真正地存在过。这就如同绝对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幻想一样,国家的任性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国家行为在国家诞生之时就一直在两个方面承受着约束: 一方面是国内人民的承受能力, 当超过承受能力时, 人民有可能反抗的事实给国家的行为构成了内在约束; 另一方面是国家间性, 其他国家出于安全、发展以及道义的理由, 给国家的行为构成了外在的约束。所以, 国家仅能在内在界限和外部藩篱中间的地带享有一定范围的自由。这也就进一步揭示了“国家主权”的外延, 虽然传统学术资源让人们相信主权意味着“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 但是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彻底的、没有限度的。

  因而, 在国际法治的视野中, 国家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个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行为者。[ 1 ]190 - 224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体, 它享有权利, 同时也承担义务。国家所享有的主权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来对抗任何外在、内在的约束的概念, 而是一种服务于人民、引领与代表人民的权能。重新认识主权, 就需要认识到主权者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权力异化的可能。而随着国家内部民主化程度日趋加深, 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加大, 整个世界日趋变成一个利害攸关的整体, 国家所受到的内在和外在约束就进一步增多, 国家也就越来越“社会化”。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摆脱内在和外在的约束, 任何一个小国也都没有弱小到不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影响。欲求更好地发挥主权者的功能, 必须对国家的行为进行引导并约束, 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行进, 而不至于偏离甚至将自身异化。从此不难看出, 国家行为自实际受着内外双重约束, 这种约束在当前向着法治化的方向迈进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三) 指引与约束国家行为的基本途径

  在考虑约束国家行为的时候, 不能回避的一个前提是当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 也就是没有世界政府自上而下地要求、命令国家。国家虽然受着一定的约束, 但是约束比起国内法对个人、公司的约束小得多, 国家的自由范围也就广阔得多。在这种情况下, 对国家行为的有效约束就必须内外共进, 软硬兼施。从主体上看, 应当在两方面同时着手对国家行为的约束: 一是内在约束, 二是外在约束。前者即自我约束, 鼓励和推动国家在澄清概念、认清现实的基础上自行控制; 后者则是充分发挥现存的对国家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 并逐渐强化, 通过多元互动形成一个积极能动的国际社会网络。从方式上看, 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分为软约束和硬约束两个方面。软约束是指从观念和伦理的角度对国家进行指引和劝导; 硬约束则是指从制度的维度对国家进行调整和规制。其中软约束取决于国家自身观念的转变, 其起点是对利益的重新界定。

  

  三、清晰界定国家利益

  

  当前, 生存在无政府社会中的国家汇集了地域管理、军事防御、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等一系列职能, 所以引导与制约国家的行为,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使国家清晰地界定国家利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经常被视同个人。故而, 人的行为、心理同样可以类比国家。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国家的决定、行为都是具体由个人做出的, 则这一点就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利益界定为于所有其他国家相对立, 则其势必会采取一系列敌对的行为; 反之, 如果国家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观念, 则国家就不会轻易地采取对抗行为。

  (一) 新国家利益观对于约束与指引国家行为的重要性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行为者在社会上的动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其利益所决定的。在国际社会中, 这一论断仍然成立。一个国家将其利益界定在哪些区域、哪些人群、哪些问题, 对这个国家的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在传统上, 人们愿于将国家利益界定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和经济繁荣。不能否认, 在国际关系中, 以权力、物质来界定的利益对于指引国家的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不愿意放弃国家利益去遵循原则或者遵守规则, 因而, 在利益面前, 规则是软弱的。但同时,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 又不可能达到满足所有国家的利益的结果。任何一种国际协调都意味着利益在主体间的调和与再分配, 也就是一些主体放弃一些利益, 另一些主体获取一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规范起作用, 结果就是谈判能力主导, 也就是权力主导, 这就陷入了强权政治。在国际法治的语境下, 需要做的即是使国家社会化, 通过伦理与规范重新界定国家利益。

  (二) 对立、竞争意识与国际关系困境

  现在, 人们则将国家利益的结构划分为安全利益、发展利益、荣誉与尊严利益等。这种利益界定仍然是国家的根本关切, 是国家行动的核心目标。但是, 实践表明, 这些界定本身可能并不是十分理性的。例如, 在军备上缺乏信任会导致“安全困境”; 在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会导致本国遭到其他国家以提高关税的直接形式或者反倾销、反补贴的间接形式的对抗, 最初的目的无法达到。而试图利用他国的资源与环境提升本国的经济增长的做法, 也没有考虑到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事实。所以, 国家利益的界定本身是存在着问题的。从实践上看, 传统的国家利益界定将其他国家假想为竞争者, 甚至敌人; 而忽视了协作和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这会使国家在零和博弈的结果设定下制定策略, 而由于缺乏应有的信息沟通、实际上又存在着交易成本, 最终会导致负和博弈, 让各国利益反而受损。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各国有必要充分合作, 重新协商界定利益。

  (三) 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的可能性

  虽然对国家利益可能存在着多重的界定, 但是对于国家的行为和决策而言, 总体上还是有规律可遵循的。国家利益是动态调整的, 作为一个综合加权指数, 它决定于国家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因素, 又可从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就可变因素而言, 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构成了内生变量, 而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和平与冲突、大国关系与国际组织内的合作氛围、邻国和相近区域的经济基础及其景气程度等相关成分构成了外生的变量。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客观的情况有着重要的联系, 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家的心理因素: 战略目标、对本国状态的定位、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与预测、对于安全、公正、财富、秩序等价值的界定和排序。正由于国家利益不是僵化不变的, 所以可以在适当的内因和外因作用下将国家利益进行重新界定。

  

  四、国家利益观的重塑

  

  国家不会自发地改变行为方式, 国家利益也不可能自动的构成。这些都需要理论的指引, 需要一系列的原则和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 理论并不总是黯淡的。透过纷繁的现象理清规律、认清现实, 洞察背后的问题、指明出路, 这是国际关系理论所以欣欣向荣的原因。当前的国家, 虽然不可否认地被军事、经济实力所左右(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 , 被物质利益所推动(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观) , 但是, 伦理观念对国家的约束、法律规范对国家的指引与评价功能同样不容忽视(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观) 。 观念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领域十分广泛, 它为国家建构价值体系, 让国家明确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做的, 从内因上为国家转变狭隘的利益观、确立共存、合作、共进的国际法治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全球时代国家行为与利益观的基点

  欲求国家行进在法治轨道之中, 需先铺设这样一条法治的轨道。换言之, 欲求国家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为, 使不同层次的主体发挥各自的功能, 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范作为国家行为的标准与依据。这个轨道难以一蹴而就, 很可能只是在国家行进的面前有很短的一段, 进而在国际社会中一边行进、一边继续。这符合人类不断试错、不断发展的经验的一般规律。但是却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的长期存续, 不能任由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作为法外国家、处于脱轨的状态却无所作为。法律作为价值排序、利益调节的工具, 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体现国际秩序理念。当前,国际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发展方向必须以正当的方式表达前述的三个基本理念:

  (1) 人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哲学的一般原理, 我们认为, 人本主义应当作为实现国际法治的根本立场。人本主义的核心意义在于承认人的终极目的性。整个世界的目的、历史的“必然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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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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