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石斌:核时代的政治与伦理

——哲学家的诘问与政治家的答辩

更新时间:2009-09-07 07:19:10
作者: 石斌  

  

  作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目前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访问研究。

  

  一

  

  2008年圣诞前夕,“全球零核倡议”运动(Global Zero)在巴黎拉开帷幕。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刚好在哈佛Widener图书馆发现一本有趣的小册子——《罗素、赫鲁晓夫、杜勒斯重要书信》,一个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反核和平运动高潮时期的特殊历史文本。

  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间,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先后刊登了五封今天大概已鲜为人知的特殊个人来信,它们的作者包括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贝特兰·罗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代表艾森豪威尔总统)。这几封信随后很快在伦敦集结出版。 编者先是冠以The Vital Letters的书名,在前言中复又称之为“高峰笔谈”(summit letters),以示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两个敌对大国的领导人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论战,这在历史上大概绝无仅有;哲学家兼科学家的介入,更映衬出“身份”与“立场”的强烈反差,凸显政治与伦理的不幸分野,耐人寻味。

  窗外大雪纷飞,室内温暖如春;经济危机的阴霾还在各地蔓延,周遭的节日气氛依旧渐趋浓厚。在这种背景下翻阅此书,思绪纷乱莫名,竟有一种阴差阳错的怪异感,今人的吁求犹如前人的回声,似乎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刚好走完一圈,又仿佛时间早已停止,人类不过在原地打转。

  

  二

  

  在现代科学与国际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史上,1955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有三个著名的科学家宣言相继发表。4月12日,18位联邦德国原子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发表《哥廷根宣言》;7月9日,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伦敦公布了由他亲自起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10位著名科学家联名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7月15日,52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德国博登湖畔联名发表《迈瑙宣言》。

  三个宣言的宗旨极其相似,都警告世人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敦促各国放弃以武力作为实现政治目的手段,表达了科学家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一文献直接促成了延续至今的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引发了著名的科学家反核和平运动——帕格沃什运动。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雏形,是1954年12月23日、即圣诞前夕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题为《人之祸》的著名演讲。罗素在演讲中警告,在一场使用氢弹的世界战争中,朋友、敌人和中立者都将被消灭。他呼吁世人:“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他东西”。根据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建议,罗素随后将《人之祸》演讲改写成一个宣言。爱因斯坦于1955年4月11日首先在宣言上签名,几天后便与世长辞。因此这项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它恳求人类不要让文明被自己的愚蠢行为所毁灭。《宣言》呼吁各国政府达成核裁军协议,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争端。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极富远见地主张抛开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国家、种族和地域的偏见,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

  1955年也是东西方关系极其微妙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亚非会议召开,其间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谈判;苏联废除与英、法两国的友好条约;苏东八国签署《华沙条约》;四大国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杜勒斯建议中美进行大使级会谈;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终于举行;阿登纳访苏,苏德建交。后几件事情似乎预示,东西方关系的前景令人乐观。

  1955年春,一度很不确定的苏联最高权力结构也大致定型,尽管直到两年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被逐出领导核心,赫鲁晓夫的地位才算完全巩固。苏联逐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进而提出“和平共处”战略。

  然而,到了1957年,美苏战略态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尽管美国仍然拥有总体战略优势,但正在丧失不受攻击的地位。1957年8月26日,苏联宣布成功试验“多级远程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又宣布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1月2日又发射了第二颗。美国朝野受到强烈震撼。在部分不明就里的公众眼里,东西方战略力量对比似乎一夜之间倒过来了。国会要求对美国安全状况展开调查,民主党指责共和党政府玩忽职守,并要求增加防务预算。一时间各种应对方案纷纷出笼。

  面对核军备竞赛席卷全球之势,身处冷战夹缝的欧洲人苦不堪言,反核和平运动于是在夏秋之际达到高潮。这年7月,首届帕格沃什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东西方科学家首次就核战争的危害性得出一致结论:核试验尘埃将对全球所有国家、所有人构成影响;一定数量的核试验尘埃将导致基因突变,其影响将延续好几代人;而一场核大战的影响将比核试验尘埃大几千倍,数以亿万计的人将被爆炸、高温和电离子放射一下子杀死,全球放射性尘埃还将导致大范围的基因和其他各种伤害。这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唤起了公众的核安全意识;乔治·凯南在BBC的年度“里斯讲座”中大谈在西德等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的危险性,也引起轰动;几乎与此同时,西欧民众又得知成天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的美国战机携带着氢弹,更是大为恐慌。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指令错误而成为核屠杀的牺牲品。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除非美苏两个超级盟主决心停止对抗,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但此时联合国裁军谈判已经破裂,舆论普遍期望的东西方首脑会晤的前景也很不明朗。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新政治家》于11月23日发表了罗素写给美苏领导人的公开信。罗素的目的很明确,他想奉劝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承认一个事实:在核时代,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其实远远大于分歧。例如,两位领导人一定都希望人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人类的生存已经由于东西方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而处于危险边缘;他们必定都希望把科学所创造的力量和资源用于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而不是用来强化他们对原子浩劫的恐惧;美苏还有一项共同利益,那就是防止这个世界因为更多的国家拥有或追求核武而陷入极端的无序状态。罗素还指出,如今的战争已无胜利者可言,分别以《独立宣言》和马列主义为依据的两种敌对意识形态,可以继续走各自的道路,但没有理由、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来分出高下。有史以来的霸权图谋,无论军事霸权还是意识形态霸权,无不以灾难告终。腓力二世的企图使西班牙沦为一个小国;路易十四耗尽了法国的国力并导致了他无疑并不乐见的法国革命;就在不久前,希特勒想用他的纳粹哲学统治世界,同样可悲地完蛋了。

  赫鲁晓夫的答复发表于圣诞前四天。这位苏共领导人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罗素的观点;对罗素有关东西方和平共处和举行首脑会晤的倡议,更是“心有戚戚焉”,因为这与苏联新近确立的外交姿态不谋而合。不过,赫鲁晓夫毫不客气地将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世界。

  赫鲁晓夫承认,人类的“理性”与“良知”与核战争水火不容,因此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军国主义的犯罪政策”浪费物质资源,败坏道德人心,助长仇恨与恐惧。因此,只有完全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核战危险,苏联也曾在联合国提出若干建议,但美英法却无动于衷;苏联一直主张有核国家不要输出核武器,尤其建议英美苏达成不向两个德国输出核武器的协议,但美国却在西欧盟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甚至还打算在西德部署。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正尽其所能防止核扩散,英美却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同伙拉进核战争的深渊。赫鲁晓夫威胁说,美国的做法恰恰会对这些国家造成致命威胁,因为,按照“无情的战争逻辑”,一旦有人破坏和平,为美军提供核基地的国家将遭到“落花流水般”的报复,并特别警告美国的“头号帮凶”英国,如果其基地被用来启动核战争,将遭到“摧枯拉朽式”的报复性打击。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说:“相信我,这可不是吓唬你们的百姓”,“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深知现代战争手段的威力”。

  据外交史家研究,艾森豪威尔一向不喜抛头露面,宁愿以其“看不见的手”在幕后操纵。不出所料,美方出面作答的是杜勒斯。杜勒斯的论点异常简单:美国的政策是基于“道德律”,因此除了自卫,反对一切战争;而共产主义从不讳言信奉暴力征服。“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列宁教导说,无产阶专政意味着‘基于暴力而非法律的无限权力’”;斯大林宣称,“只有通过革命和暴力行动,才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苏联在芬兰、东欧、朝鲜和匈牙利的做法更是铁证。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还自我揭露,这种残酷的暴力在苏联内部同样适用。由于克林姆林宫只相信暴力,无视基督教道德原则,同它讨论任何问题甚至达成任何协议都是徒劳的。除非苏联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否则不可能与之“共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杜勒斯告诫说,如果西方“因为赫鲁晓夫的催眠曲而放松自己”,那就太蠢了!总之,在杜勒斯看来,世界已分为正邪两派:光明的力量正在奋力抵抗黑暗势力,护卫上帝的王国。

  “国际诉讼律师”杜勒斯这番近乎蛮横的指控,遭到赫鲁晓夫另一封长信的全面驳斥。从战争的根源到和平的途径,从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诲到当代苏联人的活学活用,从西方社会的腐败堕落到苏联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从洲际导弹、外层空间等具体问题到共产主义全面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洋洋近万言,真个是思及千载、视通万里,一副必欲将杜勒斯的“谎言、歪曲和误导”批倒批臭而后快的架势。其中大多是我们极为熟悉的逻辑和语言,读来当可会心一笑;而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许多说法今天看来又不免有些滑稽。

  赫鲁晓夫首先诉诸历史,他指出,远的不说,自基督降生人类已存在1957年,马克思主义只有百余年历史,苏联才不过40岁,战争从来都是基督徒发动的,与共产党人何干?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并非依靠暴力,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历史进程。资本家过去发动了无数殖民战争,如今仍乐此不疲,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而苏联在匈牙利不过是“应邀”镇压“反革命”。他质问,当美国资本家屠杀印第安人,发动内战、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干涉中苏革命,入侵危地马拉时,杜勒斯所说的“道德律”又在哪儿呢?接着他又说,苏联早已表示愿意进行彼此有份的裁军与军控,但决不会再上美国的当——他指的是美国要求“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陷阱,在他看来,其实质不过是要限制苏联发展美国碰巧未能掌握的洲际弹道火箭。

  老谋深算的杜勒斯,认定苏联人无孔不入,除了借机宣传自己,瓦解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未必有认真讨论问题的诚意。因此每当盟国呼吁召开东西方首脑会晤,甚至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跃跃欲试时,他总是大泼冷水,甚至告诫总统,即使不得不与苏联人合影,也要“表情严肃”。在他看来,东西方紧张关系一旦松弛,那些原本就三心二意的欧洲盟友就会与美国离心离德(这与赫鲁晓夫称美国靠制造紧张气氛支配盟友异曲同工)。照此逻辑,他一定不会继续与赫鲁晓夫纠缠下去,否则就太“抬举”苏联人了。美方果然再无下文。

  正所谓“立场决定观点”,两位只顾自说自话,全不管罗素提出的问题。争论的结果并未使两位“角斗狂”的立场有丝毫靠拢。在最后给他们的复信中,罗素指出,两人的口气异常相似,却都完全不着边际。没有一方能够哪怕暂时超越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从“常识和人道”出发,正视人类面临的共同危险。“如果没有人能活下来,谁对谁错还有什么要紧?”以英国人特有的讽刺与幽默,罗素总结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世界上有AB两个大国,A纯洁无瑕,B十恶不赦;A追求自由,B强化奴役;A热爱和平,B崇尚战争;A匡扶正义,B恃强凌弱。他们唯一的分歧是:到底谁是A,谁又是B?

  假若罗素的公开信是一份试题的话,赫鲁晓夫和杜勒斯的答卷肯定因为严重“跑题”而不及格,或许还会因为其中太多言不由衷的陈腔滥调而被多扣几分。

  赫鲁晓夫连篇累牍的自我辩护,有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他先是承认,核战争将摧毁“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接着却又宣称共产主义将取得最后胜利。他想说的是,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如果没有战争,共产主义将因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更为轻松地取胜;如果发生战争,物质文明将倒退几百年,但即便有数百万人死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003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