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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

——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09-09-06 04:31:28
作者: 赵勇  

  这当然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它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在这一意义上,王朔在此时的走红便依然值得反思,他及时地捕捉到历史转换时期的社会心理,并把知识界的矮化运动转换成了文学上祛魅(祛知识分子之魅)行动。

  现在看来,作家去除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其实就是放弃了80年代的那种价值追求,文学公共性的建设工程被迫搁浅。而文学公共性的关门之日也正是文学私人性的开张之时。当作家从社会退守自我,文学也就从外部世界退向内心世界。萨特(Jean-Paul Sartre)谈到18世纪的法国文学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一种专家;假如作家竟然会思考社会秩序,他就会使资产阶级感到厌烦,产生恐惧,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于作家的只是让他们分享作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这一来,文学就与在十七世纪一样,还原成心理学了。”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界似乎也在重复着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于是,“私语”成为文学的重要形式,而“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写作”则成为一些作家重新宣布的文学主张。这种写作自然可以被看作是对社会责任感的一种逆反或逃避,但我们同时也不该忘记,在这种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无疑也隐秘地透露出民族、国家、社会等宏大叙事受阻和遇挫之后的创伤性体验。

  在这一语境中,1993年所出现的《废都》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文本。它似乎含蓄地回应了那种创伤性体验,却又走得更加极端,以至于把私人写作变成了身体写作。而贾平凹让作为作家的主人公选择女人并使其沉迷于肉的狂欢之中,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隐喻:当作家卸下知识分子的重负之后,不得不直面迷茫和虚妄。由于无路可走或无计可施而逃向女人怀抱常常是封建末世文人的传统套路,所以那种通过性来寻求忘却、超脱、反抗或振作便显示出一种双重的退化。一方面是道德层面的退化,一方面是文化层面上的退化——一个现代作家居然既抛弃了80年代新启蒙的成果,也穿越了“五四”思想启蒙的底线,而直接接通了末世文人的雅好畸趣,作家的沉沦之深与堕落之远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废都》也开启了一种纯文学的商业炒作模式:“当代《红楼梦》”的预先宣传,百万稿酬的事先报道,“□□□”的精心设计等等,均调足了读者的胃口,以至于短短几个月内正版盗版发行百万册。当时一个出版社负责图书发行的人士说:“我认为这是贾平凹和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广告策略,他们合作得巧妙,同时利用起新闻界,如:他们不时地透露一些诸如‘一百万稿费’的消息,然后矢口否认,用这种既透露又否认的办法使自己成为热点,既不冒风险又赚到了钱。《废都》热起来不是偶然的,北京出版社去年曾成功出版、发行40万册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前例。北京出版社这二年探索的出版发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种广告策略居然成为其他出版社可资借鉴的经验,由此可见《废都》商业炒作的成功。而事实上,这种炒作策略此后果然频频用于纯文学的出版发行之中,进而内化为文学商业化的一个游戏规则。如今,由于经济利益,作家更是与书商和出版商捆绑在一起。每当一部小说面世,他们往往高调出场,四处演讲,签名售书,频频在媒体上亮相。他们成了文学商业化的推波助澜者。

  在这里,我之所以对《废都》的商业炒作旧事重提,是因为它改写了公共话题的性质和方向。当名符其实的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之后,有关文学的公共话题并没有消亡。特别是1992年文学也迈开市场化的步伐之后,图书出版界、新闻界乃至文学界亟需要一些话题来添补公共领域消失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这时候,制造话题、营造热闹景象从而迎合与满足读者大众的消费心理,便成为文学市场化时代的重中之重。《废都》的出场适逢其时,它的香艳与颓废、名人效应、广告策略等等非常适合商业时代大众传媒的口味,也很容易形成一种奇观文化。于是,以《废都》的名义,我们仿佛又拥有了与文学相关的公共话题。但这样的公共话题却充斥着猎奇、笑骂、心理宣泄、裸露与窥视等内容,与80年代已无法同日而语。甚至当年那些批判《废都》的文本也大都被那种畸变的公共话题所感染,从而显得夸张变形,它们融入到公共话题的消费浪潮中,成了消费文化的同谋。

  这样,我们也就不得不指出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大众媒介的冲击对文学活动造成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影响主要有二:一方面,它们让文学“非活动化”了,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文学边缘化;另一方面,它们又使许多文学变成了“活动”,文学因此新闻化和传媒化了。韩少功曾经指出:“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这是对前一种状况的回应。昆德拉(Milan Kundera )说:“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播媒介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播媒介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播媒介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被新闻控制,便是被遗忘控制。这就制造了一个”遗忘的系统“,在这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瞬息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械抢劫或橄榄球比赛。”此说法是对大众媒介进入到文学活动之后的分析。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纸媒、电媒与网媒的崛起与繁荣,中国开始进入媒介文化时代;而由于大众媒介从总体上朝着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迈进,文学界便时常成为媒体重点关照的对象。如果说80年代文学活动还主要掌握在作家与批评家手里,他们在其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么,90年代以来,文学活动中作家与批评家的声音却日渐式微,话语权开始转移到媒体记者手里。他们开始控制局面,并成为其言说主体,或者作家批评家也成了媒体记者的合作伙伴。新闻娱乐话语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入侵与掌控,意味着切入角度、行文方式、话语风格、兴奋点与聚焦点等等均发生了变化,文学活动从此被新闻娱乐业接管了。

  那么,指出以上问题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之后,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与伪私人领域的兴起。哈贝马斯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认为,在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中,公众批判意识的养成来自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并非受制于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然而随着大众媒介侵入私人领域,失去私人意义的内心生活遭到破坏,批判意识也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结果,文化批判公众逐渐淡出,文化消费公众则走向前台。而“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要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实际上,中国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对文学活动的挤压与裹胁,也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哈贝马斯的分析。于是我们看到,大众媒介虽制造了文学活动的热闹景象,却同时消解了公众的批判意识,催生了他们的消费意识。而目标受众的位移与消费公众的大量出现,也给重建文学公共领域的努力带来了很大难度,因为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形成后,它既会遮蔽、掩盖、淡化、擦抹原公共领域的问题意识,也会把原来的真问题变成伪问题,而把现在的伪问题变成真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在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境中,我们进入到昆德拉所谓的“遗忘的系统”之中。

  

  何处寻找公共性

  

  当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与文化伪公共领域的诞生显然是一起重要的文化事件,它表征着当代中国政治气候、经济因素、文化场域、时代风尚等方面变迁互动的复杂性与微妙性。而在当下的现实情境中,文学公共性一旦消失,对它的恢复和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文学远离现实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穿透生活、阐释世界的能力,而且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专家治国的年代里,文学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具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虽然“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 )还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下中国也开始了“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 )的进程,这意味着公众的政治诉求已发生很大变化并因此变得更加分散,人们在“解放政治”层面所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今的文学与文学活动已失去了生成公共性的基质。

  既然文学已与公共性无缘,我们又该去哪里寻找建设公共性的基础呢?简单地说就是在文学以外。事实上,当90年代的公共领域不复存在后,重建公共性的潜流就一直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暗自涌动。而此领域的一些学者也通过种种方式寻求着在专业之外发言的机会。世纪之交以来,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议论渐成话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界对重建公共性的期待。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特别策划,其入选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而所评选出的50人涉及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律师、历史学家、哲学史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科学家、公众人物、传媒人、专栏作家和时评家等。这一评选虽有媒体炒作意味并引发一些议论,却也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作家虽有入选,但50人中只有五人(分别为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且五人中大陆作家又只有两人的事实,也印证了文学界确实已不再具有生成公共性的能力。第二,公共知识分子多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又意味着重建公共性的基础已从原来的文学界转移并扩散至经济学界、法学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传媒界和科学界等。这种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公共关怀的多点突破,应该是当下中国重建公共性的新气象。

  大概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变化,才有学者对重建公共性方案做出过如下构想:“新的公共性基础不再是左拉、萨特式的普遍话语,也不限于福柯式的特殊领域,他从专业或具体的领域出发,实现对社会利益和整体意义的普遍化理解。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视野来看,世界既不是由虚幻的意识形态所构成,也不是被后现代和技术专家分割得支离破碎;它从各个不同的特殊性批判立场出发,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又是无中心的话语网络,正是这样的整体网络,建构起当下世界的完整意义和在权力与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主的和扩展的文化场域。正是在这样由具体而编制成整体的知识网络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公共性的基础。”这种方案应该说是合理的,但也必须到意识到重建的种种困难。伪公共领域的存在正在削减着文化批判公众的规模,明松暗紧的媒体管制又让话语空间变得或大或小、阴晴不定。学界虽然已是重建公共性基础的重镇,但现行的学院体制又正在熄灭着许多学人的公共关怀与公共冲动,或者如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言,久居学院的教授“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让公共性的重建变得艰难困顿起来了。而正视这些难题,积极寻求应对方法,并在种种缝隙中拓宽言路,从而逐步改变公共领域的现状,可能正是所有还未淡忘知识分子职责者所需要长期做的一项工作。

  

  2008年11月2日

  

  注释部分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刘锋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7-124页;[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徐晓:《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60-85页。

  徐晓:《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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