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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

——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09-09-06 04:31:28
作者: 赵勇  

  另一方面他们又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本来,作家有作家的使命,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天职,前者只是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说话,其话语内容并不必然体现出文学公共性的要求;后者则以政论、时评等方式发言,其发言内容则会有效地进入到公共空间,并成为公共领域中重要的话语力量,但是80年代却是作家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合二为一。陈平原指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这里说的是学者,但我以为换成作家大体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当有作家在80年代中后期提出“玩文学”的说法时,立刻遭到了众人批评。而一段时间内,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路遥说:“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都会自觉地意识到保证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并不是对立的。人们希望作家艺术家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命运和现代化事业的前程,因为这和作家自身的命运和前程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毫不动情,也不会对人民的疾苦欢乐漠然视之。”李存葆也指出:“正像我们每一个作家时时不可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一样,同时也更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现在看来,当许多作家把社会责任感落实成文学写作时的道德律令时,其作品中也就必然会让文学公共性的声音鸣响,因为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把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落实成了一次次的文学实践。

  第三,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离不开阅读公众,现在看来,80年代一方面是文学阅读空前繁荣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阅读公众走向成熟的时期。作家出版社原社长助理杨葵说过,王府井书店刚放开时,“购书的人排出两里地,那时销量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而据查建英回忆,她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北大书店经常有赶印出来的中国书和外国书,“一来书同学之间就互相通报,马上全卖光。当时还没有开架书,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里永远坐满人”。美学著作与哲学著作甚至也成为畅销书,有人回忆,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一次印刷达37000册;而据卡西尔《人论》一书的译者甘阳介绍,该书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成为全国头号畅销书。公众的阅读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众多文学杂志在80年代的发行量大得惊人(如《收获》最高发行量达100万份),亦可反证文学读者队伍的庞大。而由于一些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有着明确的文学理念和责任担当(如《当代》),致使一些深度介入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可以迅速走向读者群体。在我的理解中,文学读者并不一定就是阅读公众,但由于文学近距离地审视着生活,也由于构成文学阅读的主要群体来自于高校学生(也包括一些中学生),80年代的文学读者就像当年的“五四”青年一样,他们既通过文学认识着社会现实,也通过文学接受着思想启蒙。结果,文学读者不仅不断刷新了自己的审美意识,而且也逐渐拥有了一种冷峻的批判意识。这样的读者是具有一种再阐释能力的,一旦他们在学校中组织了文学社团,自办起文学刊物,或者拥有了某种话语权,他们就会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进而放大文学界的声音,扩散思想启蒙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由文学读者变成了具有批判意识的阅读公众,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之中。

  以上择其要者,我罗列了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三方面因素。自然,这并非其全部。事实上,如果80年代没有思想界(包括哲学界、美学界、翻译界等)的活跃,也就没有文学界的繁荣。李陀曾引批评家蔡翔的一个观点指出:“80年代文学界有一个优点,它和思想界是相通的,思想界有什么动静文学界都有响应,甚至那时候文学界有时还走在思想界的前面。”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思想界的革命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一种助力。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业已形成的文学公共领域开始土崩瓦解,文学与文学活动也进入到另一个时期。

  

  文学公共性的消失

  

  有限的篇幅很难呈现出文学公共性消失的全貌,但我依然想在一些关节点上予以停留,以便让一些基本的症候浮出水面。

  经过80年代的喧哗与骚动之后,90年代以来的文学开始趋于平静。作家大都远离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始关注私人生活。报告文学走向衰落,家长里短的散文开始升温。越来越规范的文学制度(比如文艺政策的调整与落实,作协、文联机构的完善,专业作家制度的形成,各种官方文学奖项的设立等等)一方面试图把文学拉入到体制之内,另一方面,文学市场化的进程又给文学提供了与商业联姻的机会。与此同时,文学作品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文学读者大量流失,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各种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骤减。世纪之交,文学期刊虽出现了“改版”风潮,但除少数杂志获得成功外(如《天涯》通过改思想文化类杂志而获得成功,《萌芽》因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起死回生),多数杂志或者回到原来那种不死不活的老路上,或者彻底改变了颜色而变成一种娱乐休闲杂志(如《湖南文学》变《母语》)。可以说,90年代的文学期刊已很难行使80年代的那种功能了。

  让我以一些例子略作说明。例一:80年代的刘心武之所以是一个重要作家,既是因为他写过《班主任》、《立体交叉桥》、《钟鼓楼》乃至《五?一九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一系列具有现实感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体现出一种责任与担当。他的作品与他所做的文学工作因此成为公共话题,也成为建构文学公共领域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他虽然还在不断写作,但80年代的那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似乎已随风而去。人们对他略有记忆的要不是他在“二武对话录”中说过一些车轱辘话,要不就是把“江湖夜雨十年灯”据为己有的笑谈。这些年前度刘郎今又来,并不是因为他有苦心经营的文学创作,而是靠“揭秘”《红楼梦》大红大紫。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这种做法其他人自然无从干涉,但一个当年近似于信马由缰的文坛侠客演变成今天《百家讲坛》上的娱乐明星,不是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例二:90年代以来并无多少像样的文学讨论,唯一一次与文学相关并越出文学范围之外的讨论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鸣。现在看来,虽然这次讨论有着许多情绪化之处,但它显然延续了80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流风遗韵。而从讨论中,一些学者重建文学公共性的努力也跃然纸上。然而,一些作家的反应却令人吃惊。比如,写过《躲避崇高》并为王朔辩护的王蒙便曾指出:“我们的作家都是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此种话语可以做出多种解读,但我以为这种皮里阳秋的表述起码暴露了作家选择后撤并为这种后撤辩护的犬儒主义心态。这种近似于胡搅蛮缠的辩论不但不可能为文学公共性的重建加砖添瓦,反而会迅速解构公共话题的沉重与隆重,让它在笑骂之中归于虚无。果然,人文精神的讨论无果而终,不欢而散,重建文学公共性的努力宣告失败。

  例三:从文学公共性的生成角度看,文学研讨会在文学的解读与传播、文学话语转换成公共话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文学活动在9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80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其开会之认真,其气氛之热烈,其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和对公共话语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都令过来人感慨。文学评论家陈骏涛曾回忆过80年代的几次文学研讨会(如1985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1986年5月在海南岛召开的“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等),从中既可看出会议的盛况,亦可看出会议“辐射面宽、震动力大”而变成公共话语的可能性。笔者在1988年5月曾参加在芜湖举行的号称有189人之多的盛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也亲身感受到80年代文学研讨会的魅力。

  90年代以来,以文学为名的各类研讨会虽越开越多,但它的威力、魅力和辐射力已今非昔比。与此同时,参会者的心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戴维?洛奇(DavidLodge )曾经指出:“现代研讨会很像中世纪的基督徒朝圣,能让参加者纵情享受旅行中的各种乐趣和消遣,而看起来这些人又似乎在严肃地躬行自我完善。诚然,它也有一些悔罪式的功课要表演——也许要提交论文,至少要听别人宣读论文。但是,有了这个借口,你便可以到一些新的、有趣的地方旅行;与新的、有趣的人们相会,与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相互交换流言碎语与隐私(你的老掉牙的故事对他们都是新的,反之亦然);吃饭、饮酒,每夜与他们寻欢作乐;而且这一切结束之后,回家时还会因参与了严肃认真的事业而声誉大增。今天的会议参加者还有古时的朝圣者所没有的额外便利。他们的花费通常都能报销,或至少会得到些补助,从他们所属的机构,如某个政府部门,某个贸易公司,而更普遍的,可能是某所大学。”他的这番调侃之言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大体适用。而由于开会甚至已成为高等院校或其他科研单位年度考核的一项指标,研讨会便成了一件例行公事。会议主办者因完任务而办会,会议参加者因游山玩水而赴会,大家心照不宣地在文学以外的层面达成共识。于是,研讨会不再有会上热烈争论的场面,也不再有会下继续讨论的冲动,更不可能指望文学话语变成公共话语而在公共空间中占一席之地。此种会议更像一种大型的窃窃私语活动,从而变成了行业内部的话语游戏。李陀与查建英对谈时曾特别提到过这一现象,他指出:80年代的“会中会”、“会下会”以及知识界朋友们的定期聚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够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这样的聚会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观: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大家在一起只是谈装修,谈房子,发牢骚,发议论,但绝不争论。这种局面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真实现状。

  正如我在前面谈及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时要寻找原因,面对文学公共性的消失,我们同样需要思考隐含在其背后的种种动因。众所周知,1989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当80年代的文学公共领域转换成政治公共领域并最终以广场话语的方式体现出来时,文学公共性已发挥到极致。这时候,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所描述的历史景象就演变成现实中一幕真实的场景。遭遇重创之后,1989年之后的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知识界所有的人士都在逃离政治,政治似乎已成一个可怕的梦魇。这种局面再一次印证出如下事实:当文艺与政治发生冲突时,文艺总是脆弱的,而因此所建构的文学公共领域也往往不堪一击。

  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知识界人士纷纷开始了对安身立命之本的反思,也开始了对价值立场的调整与转换。许纪霖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从9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政治系统里面分离出来,而且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对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是有反省的,认为这是十分虚妄的,是一种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乏岗位意识的体现。随着90年代初的国学热以及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院化,进入了现代的知识体制。他们似乎不再自称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90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这里说的是学界的情况,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描述出知识界的整体状况。而在我看来,这种心态与状态最终营造出来的是知识界人士纯化其角色扮演的集体行动:学者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分离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究,作家也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分离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码字匠。一段时期内,知识界仿佛展开了一场自我矮化的体育竞赛,这时候,似乎谁越是低姿态、低八度、低到尘埃里去行腔运调,谁就越是能赢得鲜花和掌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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