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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

更新时间:2009-09-03 22:00:30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

  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请记住,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含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有一天国民党元老陈铭枢请学者熊十力吃饭。熊十力面对浩浩长江,大发感慨,而陈铭枢则背对长江,看着熊十力。熊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好的风景你怎么不看?陈答曰:“你就是最好的风景。”熊十力听了很高兴,哈哈大笑。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当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某种意义上,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的“文本”,要经得起他们的鉴赏或挑剔,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还能成为学生们茶余饭后的审美对象?不知道,反正我有点担心。当然,这里有技术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师,大都住在校外。再过若干年,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老教授的身影了。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还是感叹,这道风景即将消逝。现在看来,这话得略为修正: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可以成为风景;大学校园里有风景,郊野乡下的读书场景,同样可以成为风景。但有一点,这些风格迥异的“风景”,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去鉴赏、去追怀。

  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

  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你看,这位女性手持纸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

  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不够,还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的绘画: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世纪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就因为这场面感人。

  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相比之下,下面这幅照片更让我震撼: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为什么?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材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很忙碌,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这篇《旅行》就出自他四十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四十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录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黄向坚是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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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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