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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洪 郭正林: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

——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

更新时间:2009-09-02 18:44:45
作者: 王金洪   郭正林  

  

  【内容提要】本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检视了中国政治学自80年代以来恢复和重建的历程,梳理了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基本上仍处于以革命斗争经验为基础的革命理论阶段,仍然局限于宏观政治学的范畴中,这种状况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意义。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推进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应从以革命理论为轴心转向以建设理论为中心;与此相适应,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从宏观性定性分析的思维模式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并重,从而建构起中国政治学的宏观、中观与微观三维理论体系。

  

  【关键词】革命理论 建设理论 政治学方法 政治学体系

  

  本世纪50年代,我国政治学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理论被取消了,有关政治现象的理论研究被打散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法学基础理论的学科领域之中,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也随之分崩离析了。80年代,中国政治学在蛰伏了近30个春秋后,学科地位又得以恢复,学术队伍又开始重建,中国政治学迎来了第一个繁荣发展时期。从80年代至今,我国政治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和失败教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然而,由于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中断时间较长,复苏以后又深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未能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和研究范式,因而同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状况相比,政治学显得发展缓慢,缺乏创新,难以同时代发展的新现实和新要求相适应。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国政治学界诸多学人特别是新生代政治学者的忧虑。

  21世纪即将来临,中国政治学也正面临着一个跨世纪发展的问题。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向21世纪?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将走什幺路子,应发挥什幺样的作用?如何建构同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学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这是事关中国政治学未来前景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革命理论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总体范式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以此描述“某一时期内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共同提供典型问题和典型解决方法的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也存在一套范式,这一范式就是革命理论的范式,它所提供的“典型问题”就是“国家与革命”,所提供的“典型解决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国内几十种版本的政治学教科书,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甚至在论述的方法上都显示出对这一范式的高度认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的是革命历史经验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初,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中国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理论等等,都十分切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革命的中国人民又有了自己的“主义”——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探索和总结,其基本特征就是革命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我国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更是政治学研究的权杖。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特征:注解、引申和运用“总结革命经验的革命理论”。中国政治学的现有范式就是在这种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革命的理论成为神圣的教条,人们对它只可注解不可研究,只能运用不能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政治学研究在50年代初期不被人为地中断,也不可能取得多大的发展。

  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地位得以恢复,过去神圣的只可注解不可研究的革命理论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十多年来,经过对上述革命理论的淘洗和梳理,逐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界公认的政治学概念、范畴、阐释模式与逻辑结构,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范式。但是,由于理论的过滤与沉淀不够充分,这一范式仍然是以革命理论为核心,其理论的基本元素,一方面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因而带有经验主义的痕迹,理论色彩并不浓厚;另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以树立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增强学术底气。对于我国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学研究者采取了回避或者大而化之的态度。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仍是大同小异地重复过去的一套革命理论。

  在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与体系结构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是:阶级论、民族论、国家论、政权论、政党论、政府论。有的或许还包括领袖论、人民论、统一战线论、政治意识论、国际政治论等[1]。对上述问题的专门探讨也罢,系统论述也罢,都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有关革命理论的论述,都离不开对过去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强调。

  在对政治学原理的阐释方面,中国政治学的所谓原理并非是对政治现象提供解释的理论模式,而是注释式的革命话语,即以革命领袖的思想或言论为中心而形成了基本命题。这种命题,既以革命理论为核心,又以革命经验或另外的革命语言为论据。以革命理论为核心、以革命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政治学理论对权威人物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离开了权威话语,政治学也就失去了理论上的几分锐意和勇气。在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面前,政治学家们总是习惯于寻找相关的、相近的革命理论、革命领袖的话语加以分析;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也总是小心地采取“新问题旧归纳”、“旧问题新提法”的策略加以论述。

  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我们知道,阶级分析具有鲜明的立场性和政治价值取向。阶级分析法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是我们观察社会、分析人类历史的有力工具之一。但是一旦把阶级变成标签,随意插在分析的对象上面,就失去了它的内在价值。正是这种标签式的阶级分析法,将所有政治问题都冠之以“奴隶主阶级的”与“奴隶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与“农民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之后,就停止了深入的分析。因为,阶级分析法的根本宗旨在于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观点、理论、制度进行批判和否定,从而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结论。阶级分析法是同革命理论范式的政治学相适应的,没有阶级分析法,就没有革命理论范式的政治学。

  历史分析法是阶级分析法的延续和扩展,其基本的分析手段是对不同历史类型下的政治形态与政治问题进行纵向比较和定性分析。这种分析的思路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画好的图式:原始社会的——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与历史发展的这一运动图式,被转变成为政治学的分析模式与叙述方式,于是就形成了一套革命的理论逻辑。这种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革命逻辑,充满了对旧政权与旧制度的批判与否定,洋溢着对革命性行为的辩护与肯定。

  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方法相结合,形成了革命范式为核心的政治学体系,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

  尽管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但由于传统政治思维惯性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话语系统、研究方法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浓厚的革命理论色彩。从总体上看,仍没有走出革命理论的基本范式。革命理论大量地体现在我国政治学的教科书、专着、论文之中,并不断地传播到社会,灌输给学生,具有很强的自我延续与扩散功能。勿庸否认,革命理论在研究队伍和大学教育中的延续,具有学理性意义和知识积累的作用,但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特别是不适应建设型人才的培养。

  

  二、宏观性与静态性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结构特征

  

  从内容与方法上看,我国政治学的总体范式是革命的理论范式,在体系结构上看,则表现为宏观性与静态性。不难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或主要论域是:阶级结构与政治关系,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政府体制,国家行政管理,干部人事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一国两制”等等。[2]这些论域全部属于宏观政治学范畴,属于全局性的大问题。从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来看,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宏观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的大厦就难以建立。但是,若只局限于这一层次的研究,就难免导致政治学体系结构的失衡,没有中观、微观层次的政治研究,政治学就难以把研究的触角深入民间社会层面的政治关系,就很难真实、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公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取向,这样,宏观政治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我国的宏观政治学研究,除了革命理论范式的特征以外,还引用国家宪法和中共中央文件作为论证或解释的通则,作为分析和评价的依据。这种从理论原则、宪法条文、中央文件出发的理论体系,其内在结构具有逻辑上的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形成了内在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循环论证。由于这种理论的原概念与原理论来自本身意识形态化的革命理论、权威性的革命经验以及法理化的宪法原则、政策规定等等,因此,这种宏观的理论建构似乎可以撇开政治现实,只作静态的逻辑归纳与演绎推论即可。也就是说,深居书斋,闭门造车,也可产生出这种恢宏的政治理论和造诣深厚的政治学家。事实上,中国政治学近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形何尝又不是事实?静态的宏观理论研究,造就了一批书斋型的政治学家。许多政治学者在面对中国政治的实际问题时,又怎能不是大而化之地摆原则、谈本质、谋大思路。难怪有人说,当今中国,真正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层,对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帮助的,恰恰不是中国的政治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连新闻记者的作用也强过政治学者。作为搞政治学的,听了这话真是感到汗颜!

  中国政治学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层次的发展失衡,从整体上也制约了政治学的发展,不仅造成政治学理论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欠缺;更为严重的是,它使政治学理论更加远离我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削弱了政治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效用。这种状况若不及时扭转,终将窒息已处弱势的中国政治学。为此,笔者向学界呼吁,学界应鼓励和支持多一点的人从宏观政治学的阵营走出来,走向社会政治现实,转向政治学的中观、微观研究。多一点调查,少一点空谈;多一点实证,少一点空论。

  

  三、时代变革呼唤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

  

  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应是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转换,这是时代变革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体制的变革,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同这一变迁相适应,我国的自然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学科重点的总体性转换或者以转换的姿态面向21世纪,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在这一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政治学却显得反应迟缓。

  中国政治学要想立足于21世纪,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所作为,就必须在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实现总体性转换,即基本学术范式的转换。

  1.理论视野的转换理论

  视野或概念、原理等研究范式,要从“革命理论”转向“建设理论”。转换的着眼点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21世纪的世界是经济大较量的时代,也是政治与社会文明争相发展的时代。中国更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思想暴力的革命家。建设的时代需要建设的理论,对于政治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关系到国家的安定、政治的昌明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进一步体现,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必须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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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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