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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小波: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更新时间:2009-08-15 00:16:26
作者: 闾小波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20]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的判断,在当时仍有不少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然而,经验的力量毕竟要强于无法兑现的各种口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没有完全抛弃主流的革命话语,但其确立的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已隐含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否定。从此,邓小平的“猫论”及“摸着石头过河”也就取得了正当性。此处的“实践”可以理解为英美政治传统中保守主义者所讲的“经验”。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柏克总是强调要以经验或传统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柏氏乐道“经验曾教导过我们”,强调用经验来检验现实。“英格兰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们所从未试验过的款式,也不会回到他们经过试验而发现是灾难性的款式。”[21]

  讲到“实践”,其实20 世纪中国的革命也是建立在“实践论”的基础之上。20 世纪初革命的发动,以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变法维新)在中国行不通相号召。辛亥以后的一系列革命则以实践证明革命不彻底为由再一次发动更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实践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独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社会主义革命则以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为提前的。这里的“实践”固然有部分的事实根据,但也有明显的工具论的色彩。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立论,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学理上的诘问。

  

  历史的转折总是以一个特定的事件为标志,但转折本身总是呈现为一个过程。对抗之兴起如此,终结亦然。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从1979 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论断至少表明中央层级在观念上将逐步放弃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对抗思维。

  1981 年中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文件形式彻底否定了“文革”。1982 年颁布的《宪法》,在序言中删除了“七八宪法”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法,明确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7年修改《刑法》时,删去了反革命罪。2002 年十六大报告首次将“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努力的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告别对抗、追求和谐,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当然,对抗与和谐永远都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人为构建的。当下的中国努力的方向则是对已然的对抗用和谐的思维来化解它,而非激化它,更不是人为构建新的对抗。

  

  三、是否存在第三次转轨?

  

  前面讨论的两次转轨已成为实然,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是否要经历第三次重大的转轨呢?

  

  2005 年2 月19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指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问题是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处置?过去的30 年,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相对此前30 年的“政治挂帅”而言),造就了长达30 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经济增长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产生了新矛盾,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通货膨胀、贫富不均、分配不公等。惟其如此,早在1990 年邓小平就发出警告:“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2]

  邓小平一代对19 世纪末以来漫长的革命道路记忆犹新。革命往往是由怨愤培育起来的,怨愤的增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出乱子”。所谓“乱子”,其实就是社会动荡或社会运动。

  人类的经验也表明,经济的增长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并非始终相向而行,经济增长的时段总是有限度的。19 世纪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值得警惕,即社会大动荡并非总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经历过长期经济增长的地方,特别是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拐点,法国革命即发生在这一时刻,这就是所谓“倒J 字型假设”。故而近年来学界有关“经济建设时代转向国家制度建设时代”的呼声越来越强。胡鞍钢教授早在2005 年就提醒当局:“党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作为执政党给人民带来正面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的时候,甚至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利益的时候,人民能够与之达成谅解,不起来推翻其统治。不要以为只要蛋糕做大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或危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会愈来愈弱,如果继续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托附于其他的力量。”[23]

  

  如此说来,中国的确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问题是转型是否必要?是否可行?

  

  由“经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的提法看似符合常理与普遍的经验,但未必充分顾及到中国的实情与特质。过去30 年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固然是中心,但国家的制度建设并未止步。历史的经验表明,帝国时期的中国既没有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没有民主观念的传承,或“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社会资本。自清末转轨,历次重大的社会运动大多以舶来品“民权”、“民主”、“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等为号召,民主也成了社会运动的催助器,以“民主”相号召的历次社会运动首先是摧毁既有的并冠之“专制”的秩序,结果是旧的秩序瓦解了,但新的秩序并不如人愿。从这个角度看,“文革”运动有其久远的历史根源。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第二次转轨,实施的一系列改革首先是一个秩序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新的制度供给,这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舍此无法想象会造就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其实,自1980 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始,国家的制度建设从未止步,但国家制度建设的现状与民众的期待的确有一个不小的落差。

  综观先行者,现代国家的制度构建有疾有缓,这取决于一国的政治遗产、规模、经济发展的状况、实施国家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这四者出发大致可估量出推进国家制度建设遭遇到的阻力的大小。经验表明,阻力大宜缓进,阻力小则可速进;反之,要么欲速则不达,要么错失良机。以中国目前的情势判之,前进的阻力并不小,因应之策与其说是转轨或转型,不如说是在继有的双轮轨道上(经济建设与制度建设)稳步前进。换言之,通过30 年探索所形成的轨道与主题无需转换。

  轨道与主题如常,但脚步不能停顿。就经济面而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那些迷信市场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但中国的市场化距离终点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问题是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使市场兴利除弊,既有利于民生,又能保增长。就政治面而言,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迷信民主的时代,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经验表明,这一“好东西”是经过长期的试验与争议才被确认的,“好东西”不可能无条件地带来好的结果。20 世纪初至少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从来没有拒绝过民主,民主的价值问题在中国早已解决,但这远不足以使民主运转得很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为国家的制度安排不断提供有益而又有序的民主增量。在制度安排上诸如权限的划分、权力的平衡、权力的授予、权利的保护、权力的监督、选举规则及程序、决策机制等,凡此,一方面要结合本土的实情从学理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实务上进行模拟、试验,以期成熟推广之,在学理与经验的互动中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建设。

  

    注释

  

    [1]《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1、299 页。

  

    [2]《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北京〕《人民日报》1977 年11 月1 日。

  

    [3]〔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页。

  

    [4“]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3 页。

  

    [5]史反修:《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北京〕《人民日报》1969 年7 月29 日。

  

    [6]〔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1 页。

  

    [7]孙中山将人类文化生活进化分为三级:需要、安适和奢侈。《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64 页。

  

    [8]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民彝》创刊号,1916 年5 月15 日。

  

    [9]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7 页。该书在1939 年译成中文,并成

  

    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材料,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1942年)中曾引用该书的文字。

  

    [10]《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 年7 月14 日毛泽东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89-292 页。

  

    [1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81-1782 页。

  

    [12]《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199 页。

  

    [13]《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5 月16 日。

  

    [14]《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 页。

  

    [15]《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5 页。

  

    [16]《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34-335 页。

  

    [1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222 页。

  

    [18]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1905 年10 月。

  

    [19]《在北京袁世凯宴席上的答词》,《孙中山全集》第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419 页。

  

    [20]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光明日报》1978 年5 月11 日。

  

    [21]〔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34 页。

  

    [22]《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 页。

  

    [23]胡鞍钢:《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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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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