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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小波: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更新时间:2009-08-15 00:16:26
作者: 闾小波  

  为中西的对抗提供了更具理论性和权威性的支撑。1938 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年,他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公式:“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9]此说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阶梯状的演化图式(马克思从未对人类社会发展作此种机械的阶段性划分)。经由始于1941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共产党人明确将自己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嵌入这一图式,对中国历史的叙事是:经过了原始、奴隶、封建三个时代,现实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路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成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且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总之,国共两党各自认为“主义”领先于过时的、充满危机的、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由此,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也就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及文明实体的对抗。惟其如此,对抗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毛泽东还揭示了弱者能够对抗强者的逻辑:“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如孙中山之于清王朝、共产党之于蒋介石、全世界人民之于美帝国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0]。

  

  (2)中国人之间的对抗——“革命”之争

  

  此种对抗通常被赋予了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意涵,凡此均可上升为或等同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叙事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切现代性均凝聚为“革命”。清末的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以民权、民主自居,王朝成了专制的代名词。进入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以及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对抗同样表现为民主与专制、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国共分裂后,两党均以革命党自居,并将对方妖魔化,以反革命或“匪”视之,将对方设定为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早年就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晚年在总结一生成就时突出了两件充满对抗的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1]。

  

  革命、对抗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与牵挂。

  

  中国人之间的对抗还与阶级学说有紧密的联系。阶级学说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及毛泽东1925 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阶级、家庭成分、阶级地位成了识别“朋友”和“敌人”、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尺度。阶级学说客观上将社会成员划分成两个阵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社会运动学者将其归为“怨愤理论”。

  阶级学说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生成与展开功效巨大。然而,到了1949 年以后,阶级分析法、阶级斗争理论继续支配着整个中国大陆,从而使得本应结束或弱化的社会对抗持续加剧,阶级斗争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如,1955 年10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把农业合作化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以期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加速推进集体化的进程。“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发动反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12]

  “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在大陆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朋友和敌人的关系。敌人与朋友、革命与反革命、左和右、红与黑、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使整个社会趋于两极化。这样国内政治力量间的对抗、冲突、造反也就具有了正当性,而一切主张缓和、调和的主张则被扣上阶级调和论、不讲阶级斗争,轻则是右派言论,重则是反革命。如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以及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等均被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维的引领下,1949 年以来大陆的政治冲突与政治对抗从未停止,发展到极致的是全民深度参与的“文革”运动。

  

  (3)现实与历史的对抗——“文明”之争

  

  此种对抗的正当性同样是基于进步主义,即新制度必然要取代或埋葬旧制度,包括旧的文化。新旧对立有两个面向:一是追求理想与文明,二是“鄙视既往”,“既往”成了“文明”的对立面。1949 年以后,虽然完成了制度变革,但总认为旧的文化不可能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进入坟墓,旧的思想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对抗是长期存在的,消灭封建文化的任务十分艰巨。故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发动各种名目的思想改造运动、大批判等,直至“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此种“鄙视既往”的心态诚如1957 年“鸣放”时期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所揭示的:“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13]

  自19 世纪末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大对抗的轨道,各种社会运动接连不断,其积极的影响是赢得了民族独立、捍卫了主权的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那样一个“极端的年代”,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在对抗中度过的,与列强的对抗不仅是难免的,且是必须的。接受合理的国家间的对抗,排斥国家内部不必要的对抗,这只能是一种后见之明。在那样一个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交错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领袖的政治智慧,且离不开对经验的体察。

  

  二、第二次转轨:化解对抗走向和解政治让位于经济

  

  在毛泽东主政的末期,此种对抗渐显难以维继的端倪。1973 年邓小平复出后,显示出纠正“文革”路线的取向。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纠“左”的力量逐步积聚,中国的政治发展轨道终于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即由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对抗(非友即敌)转向和解(和而不同)。30 年来化解对抗的努力同样表现在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

  

  1. 和解的表现及举措

  

  (1)化解中国与西方的对抗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具有不可逆性,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而要融入世界必须放弃只有对抗没有合作的思维。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毛泽东时代“备战备荒”、“时刻准备打仗”的思维,逐步让位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1983 年,邓小平明确告诫各级领导:“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4]可以说自此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到1985 年,邓小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5]同年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宣布裁军百万,向国际社会发出和解的信息,对西方世界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开放”。随着1979 年中美建交,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其后,虽然也有过短暂的紧张关系,如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 年的中美撞机事件等,但政治领袖均能机敏地处理相关事务,力求在不失国家利益与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化解紧张关系。

  

  (2)化解中国内部的对抗

  

  1977 年底中央宣布恢复停止了10 年的高考政策,570 万人走进考场,阶级成分论逐渐淡出。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胡耀邦主政时期大量纠正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对当事人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数以千万受株连的无辜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自1979 年起,约3000 万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逐步返城,无数破碎的家庭得以重圆。这一切均大大纾缓了社会的紧张关系,社会成员内心的怨愤得到有效的释放,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逐渐向正常的社会关系回归。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宽松的经济政策,人们的注意力与精力逐步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民众言论与行动自由的空间均在逐步放大,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化解对抗也反映在两岸关系上,原先敌对的双方开始接触、互动。“和平统一”取代了“武力解放”成为首选的对台方略。1981 年9 月30 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的九条主张,终结了30 余年的“解放台湾”的提法。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岸缓和的进程明显提速,并促成了国共两党领袖的会见。2008 年5 月28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谈时又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十六字主张,同年年底两岸期盼已久的“大三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化解现实与历史的对抗

  

  相对于前两个对抗,化解现实与历史的对抗则相对滞后。在整个80 年代,国人痛定思痛,反思“文革”的教训,视“文革”为封建主义盛极的表现。1980 年邓小平代表中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16]反传统的思维在80 年代一直在延续。

  自进入90 年代,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国人的自信心也在复苏,由此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现实与历史的和解明显加快,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古典名著均拍成电视或电影,古迹得到修复,传统的祭祀仪式得到恢复,祭孔、祭黄帝炎帝等场面越来越大,传统节日也不再视为迷信,自2008 年始清明、端午、中秋上升为国家法定的假日。最近十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当年被毛泽东贬损的“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如今成了荧屏上的主角。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唐太宗、大汉天子、秦始皇等纷纷登场,且多成为颂扬的对象。各地电视台还争相效仿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开设类似的节目,研究传统的名嘴登台宣讲中国传统,弘扬国粹。

  

  2. 和解正当性的构建

  

  19 世纪末以来,对抗的持续与升级总是伴随着政治浪漫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在对抗时期突出表现为国人对强国梦的非理性的期盼。维新时期康有为向光绪帝进言:“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业定矣。”[17]20 世纪初革命党人陈天华坚信:“中国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18]孙中山在民初也放出豪言:“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而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19]顺此推演,也不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时期举国为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而痴狂,继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响彻神州。

  脱离经验的浪漫主义所能依凭的恐怕只有激进的社会运动,通过持续的社会运动为人们提供不竭的精神支援。然而,激情终究不可能替代人们对物质的本能渴求。经由1978 年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终于开始回归理性,直面现实,求证于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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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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