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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毒药和良药的转换:从《梦溪笔谈》说到《罗密欧与朱丽叶》

更新时间:2009-07-06 09:44:09
作者: 张隆溪  

  

  有时候跨文化阅读的乐趣在于一种新发现 :本来毫不相干的不同文本,转瞬之间在思想和表达方面却不期而遇,发生意外的契合。文本越是不同,那种契合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也就越大。这就好像我们让不同文本和不同思想互相碰撞,然后看这种互动究竟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东西方的文本当然很不相同,分别受各自传统中哲学、社会和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可是无论两者有多大差异,一切文本都像弥尔顿笔下的大天使拉斐尔论及天下万物时所说那样,“只是程度不同,在类别上却是一样”(《失乐园》V.490)。文本细节各不相同,那是程度的问题,而文学主题可以相通,则是类别的问题。

  我在此文中要探讨的主题,是文字表现人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医治,是在比喻和讽喻意义上理解的良药和毒药。不过我一开始要讨论的并不是文学的文本,而是一部汇集观察、回忆等各方面内容的笔记,作者一条条委婉道来,像是退处蛰居的独白,那就是北宋博学多识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称赞沈括,说他是“中国历代产生的对各方面知识兴趣最广的科学头脑之一”。《梦溪笔谈》共有六百余条笔记,所记者凡传闻轶事、世风民情、象数乐律、医药技艺、神奇异事,无所不包。沈括在自序里说,他退处林下,深居简出,没有人来往,“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此书卷二十四“杂志一”有十分有趣的一条记载,说作者一位表兄曾和几个朋友炼朱砂为丹,“经岁余,因沐砂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 对这一不幸事件,沈括评论说:“朱砂至良药,初生婴子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他接下去思索这药物可变之性,意识到朱砂既有为人治病之效,又有杀人致命之力,于是总结说:“以变化相对言之,既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这短短一条笔记告诉我们,生与死、药与毒,不过是同一物相反并存之两面,二者之间距离薄如隔纸,只须小小一步,就可以从一边跨到另一边。

  沈括另有一则故事,其要义也在说明同一物可以有相反功用互为表里,既可为药,亦可为毒,既能治病,亦能致命。不过这一回却是一个喜剧性故事,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沈括说:“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有一位文士在当地做官,必须过那条可怕的河,而他素来体弱多病,很担心瘴疠为害。接下去一段写得相当有趣,说此人到乌脚溪时,“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睢盱矍烁,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这里发生的事又是完全出人意料,阴阳反转。如果说在前面那个故事里,至良的朱砂变为致命的毒药,在这个故事里,对健康者有毒的溪水,对一个通身有病的人,反倒有神奇的疗效。在这两则故事里,正相反对的药与毒、善与恶,都并存在同一物里。

  “乌脚溪”故事之所以有趣,并不止于良药与毒药的转化,而且特别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故事还有某种寓意或讽喻(allegory)的含义。在一部研究讽喻的专著里,安古斯.弗莱切尔说:“感染是基督教讽喻主要的象征,因为那种讽喻往往涉及罪与救赎。”沈括所讲“乌脚溪”故事固然并没有宗教寓意,故事中那人是身体有病,而不是精神或道德上虚弱,但这个故事又确实和基督教讽喻一样,有污染、感染和最终得救这类象征性意象。那人坠入毒水之中,反而“宿病尽除,”全身得到净化。由此可见,“乌脚溪”故事虽然用意和基督教讽喻完全不同,却又有点类似基督教讽喻中的炼狱,因为二者都是描述通过折磨和痛苦而最终得到净化。西方又有所谓同类疗法(homoeopathy),即以毒攻毒,用引起疾病的有毒物品来治疗同种疾病,与此也颇有相通之处。

   弗莱切尔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拉丁文的‘感染’(infectio)这个字,原义是染上颜色或弄脏”,而“这个字词根inficere的意义,则是放进或浸入某种液汁里,尤其是某种毒药里;也就是沾污,使某物变脏、有污点或腐败”。这些话听起来岂不正像在描绘“乌脚溪”对正常人所起的作用,即染上颜色、弄脏、沾污、感染吗?沈括说,人们一到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而且“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就是说这里的毒水会使人染上疾病。不过这故事在结尾突然一转,有毒的溪水对一个通身有病的人,想不到却有神奇的疗效。但是沈括这个故事如果说有什么道德或讽喻的含意,却并未在文中点出,而致命与治病之辩证关系,也没有作任何发挥。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这一辩证关系却早已有所认识,沈括写毒药与良药之转换,却也并非是前无古人的首创。

  比沈括早大概两百多年,唐代著名诗人和作者刘禹锡有短文《因论七篇》,其中一篇题为《鉴药》。此篇以刘子自述的口吻,写他得了病,食欲不振,头晕目眩,全身发热,“血气交胗,炀然焚如”。有朋友介绍他看一位医生,这医生给他把脉,察看舌苔颜色,听他的声音,然后告诉他说,他是由生活起居失调,饮食不当而引发疾病,他的肠胃已经不能消化食物,内脏器官已经不能产生能量,所以整个身躯就像一个皮囊,装了一袋子病。医生拿出一小块药丸,说服用之后,可以消除他的病痛,但又说:“然中有毒,须其疾瘳而止,过当则伤合,是以微其剂也。”就是说这药有毒,只能少量服用,而且病一好就必须立即停药,吃过量会伤害身体。刘子按照医生指点服药,很快病情好转,一个月就痊愈了。

  就在这时,有人来对他说,医生治病总要留一手,以显得自己医术精深,而且故意会留一点病不完全治好,以便向病人多收取钱财。刘子被这一番话误导,没有遵医嘱停药,反而继续服用,但五天之后,果然又病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服药过量,中了药里的毒,便立即去看医生。医生责怪了他,但也给了他解毒的药,终于使他渡过险关。刘子深为感慨,不禁叹道:“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他终于明白,用有毒的药治病,用解毒的药安神,两者不可改易,否则就会出问题。他由此还悟出一个道理,即在变动的环境中如果固守老一套路子,不懂得顺应变化和一张一弛的道理,最后带来的危害就不仅止于一个人身体的病痛了。在《鉴药》这篇文章里,突出的又是毒药和良药辩证之理,同一物既可治病,又可伤人,一切全在如何小心取舍和平衡。刘禹锡此文从药物相反功能的变化引出一个道理,而那道理显然远远超出“吾侪小人理身之弊”的范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理身”常常可比“治国”,刘禹锡要人懂得一张一弛的道理,不要“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就显然想到了这一点。刘禹锡文中点到即止的这一比喻,在三百多年之后李纲的著作里,就得到了明确的表现。李纲是宋时人,他出生时沈括已经五十多岁。金兵入侵时,李纲主战而受贬谪,后来高宗南渡,召他为相。他整军经武,怀着收复失地的抱负,可是南宋小朝廷一意偏安,他又受到主和派的排挤,终于抱恨而去。他有一篇文章题为《论治天下如治病》,其中就把人体、国家、药物等作为比喻来加以发挥,讨论他当时面临的政治问题。李纲首先肯定说:“膏梁以养气体,药石以攻疾病。”然后发挥治天下如治病的比喻,认为“仁恩教化者,膏梁也。干戈斧钺者,药石也,”管理善良的臣民需要文治,“则膏梁用焉,”铲除强暴、镇压祸乱又需要武力,“则药石施焉。二者各有所宜,时有所用,而不可以偏废者也。”

  李纲还有一篇《医国说》,也是把治国和治病相联系。此文一开头就说:“古人有言:‘上医医国,其次医疾’,”然后把国家政体比喻成人体,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就像人体各部器官遇到的疾病。他说:

  天下虽大,一人之身是也。内之王室,其腹心也。外之四方,其四肢也。纲纪法度,其荣卫血脉也。善医疾者,不视其人之肥瘠,而视其荣卫血脉之何如。善医国者,不视其国之强弱,而视其纲纪法度之何如。故四肢有疾,汤剂可攻,针石可达,善医者能治之。犹之国也,病在四方,则诸侯之强大,藩镇之跋扈,善医国者亦能治之。

  李纲乃一代名相,他之所论当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对治国的一种比喻,可是以人的身体器官来描述国家政体,而且把人体和政体与医生治病相关联,就不能不令人联想起西方关于大宇宙和小宇宙互相感应(correspondence)的观念,还有西方关于政治躯体(body politic)的比喻,而这观念和比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乃至到现代,在西方传统中都随处可见。{弗莱切尔在论及人体和政体的比喻时说,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现代讽喻小说《鼠疫》(La Peste)就是“以老鼠传播的疫疾来比喻侵略者军事占领(即纳粹占领奥兰)的瘟疫以及联带的政治疾病。”参见Fletcher, Allegory,页71。关于大宇宙和小宇宙的感应观念,尤其这种观念在16至17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表现,蒂利亚德著《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象》(E. M. W. Tillyard,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44])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本小书。}事实上,西方关于政体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他曾“把一个治理得当的国家与人体相比,其各部分器官可以感觉到愉快,也可以感觉到痛苦”。12世纪著名政治哲学家萨里斯伯利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 1120-1180)比沈括晚生九十余年,比李纲晚四十余年,他曾概述古罗马史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作,说君主是“国家的头脑”,元老院是心脏,“各行省的法官和总督”则担负起“耳、目和喉舌的任务”,军官和士兵是手臂,君主的助手们则“可以比为身体的两侧”。他接下去把管理钱财银库的官员比为肚子和肠胃,强调这是最容易腐败感染的器官。他说:

  司库和簿记官(我说的不是监狱里管囚犯的小吏,而是管理国库的财政官员)好像肚子和内脏。他们如果贪得无厌,又处心积虑聚敛收刮起来的脂膏,就会生出各种各样无法治愈的疾病来,而且会感染全身,导致整个躯体的毁坏。

  西方关于政体比喻这一经典表述,和李纲治国如治病的比喻相当近似,两者都把社会政治问题比为人身上有待医生治理的疾病。由此可见,在中国和西方思想传统中,都各自独立地形成类似比喻,即以人体和人的疾病来比方国家及其腐败。

  萨里斯伯利的约翰对肚子和肠胃的评论,认为那是容易腐化的器官,说明疾病不止有外因,而且有自我引发的内因。在西方,肚子和身体其他器官争吵是一个有名的寓言,最早见于古希腊伊索寓言,中世纪时由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复述而广为流传,1605年由威廉•坎顿(William Camden)印在《余谈》(Remains)一书里,在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一剧的开头(I.i.96),更有十分精彩的变化和应用。“有一次,人身上各种器官对肚子群起而攻之”,控诉肚子“终日懒惰,无所事事”,却无功受禄,吞没所有的食物。总而言之,大家都指责肚子贪得无厌,聚敛脂膏。肚子不仅以各有所司、各尽所能的观念作答,而且特别强调社会等级各有次序,而且说这对于秩序和统一至为重要。“我是全身的储藏室和店铺”,莎士比亚笔下的肚子不无自傲地宣布(I.i.133):

  我把一切都通过你们血脉的河流

  送到心脏的宫廷,头脑的宝座,

  最强健的神经和最细微的血管

  都由人身上大大小小的宫室管道,

  从我那里取得气血精神,

  才得以存活。

  

  在这个寓言原来的版本里,手脚等器官不愿喂养肚子,拒绝工作,但整个身体也很快就垮掉了。于是政治的躯体显出是不同器官的统一体,一旦其等级秩序被打乱,遭到破坏,这个有机体也就会变得虚弱,产生疾病。莎士比亚《特罗伊洛斯与克瑞茜塔》中尤里昔斯关于“等级”那段著名的话,就相当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观念,也利用了疾病和药物十分鲜明的意象。尤里昔斯把太阳描绘成众星球之王,“其有神奇疗效的眼睛可以矫正灾星的病变”(I.iii.91)。“一旦动摇了等级”,尤里昔斯继续使用医疗的比喻说,“全部伟业就会病入膏盲”(I.iii.101)。要治疗政体的疾病,毒药和良药都各有用处。《两亲相争》(The Two Noble Kinsmen)公认为莎士比亚所写的一节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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