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是20世纪两股世界潮流。

1915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省海宁视察时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冲击—回应”模式下，迫使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立宪派对制度的重视，国人的认识由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即市场和民主。历史诡谲而曲折，直至1978年底中国才走上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相对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还在上下求索、匍匐前进。

民主与市场这两大主题，波裔美籍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代表作《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里，作了充分的探讨。普沃斯基是新左派政治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出生于波兰，时值德国入侵波兰的次年。1961考入华沙大学，机缘巧合，被来波兰访学的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看中，于1966年远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20多年的教学生涯，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来自中国的崔之元和何高潮就是他的学生，如今的普沃斯基已年界古稀。

《民主与市场》是普沃斯基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引用率最高的一本，199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值苏东剧变、两极体系解体，中东欧国家纷纷向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转型。背负沉重的共产主义遗产的中东欧各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威权政体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只有向民主转型的唯一路径，还可能出现反复向威权政体回溯。普沃斯基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探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并配以拉美国家作比较分析。普沃斯基对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出色研究，奠定了中东欧国家民主化研究的权威学者地位，成为区域民主化研究与胡安·林茨（Juan Linz）、吉里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并驾齐驱的人物。

普沃斯基对民主转型和巩固问题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民主结果不确定性的问题。他认为民主的一大标志性特征即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具体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还运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了民主结果不确定性出现的各种可能的结果。在关于民主结果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检验民主巩固的三个标准，分别是：

1、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某种特殊的制度体系成为成为人们间唯一的博弈规则，谁也不能想象游离于民主制度之外，失败方想做的一切就是在他们刚刚失败过的民主制度下，重新努力；

2、只有当民主变得自我执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所有的相关政治力量发现，继续将它们的利益与价值付诸于不确定的制度博弈对自己最为有利时，它才是巩固的；

3、即使是失败了，也遵从当前的结果，并以此指导其在制度框架内的行为，这对相关的政治力量来说，要好于去颠覆民主。

普沃斯基对民主转型的发生路径沿袭了罗斯托学派的转型理论，1970年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在美国《比较政治学》杂志发表的《民主转型：一个动态模式》开启了民主化研究三大理论之一的转型研究路径，转型理论注重不同政治行为者的策略，并把最终的结局解释为这些策略的结果。此外两种民主化研究路径是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与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现代化理论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与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学派的结构理论。普沃斯基认为在威权主义政体难以容忍独立组织的存在，当威权体制内权力集团发生分裂，公民社会自治组织不再受到镇压，两者相互作用时将出现政治自由化。政治自由化后，威权集团内的强硬派与改革派，反对阵营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策略互动最终将摆脱旧政权向政治民主过渡。

普沃斯基在探讨完政治民主化又探讨经济自由化，普沃斯基通过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批判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提出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他认为由于中东欧国家历史负担沉重，中东欧国家多数选择了“休克疗法”以此激进改革战略欲图迅速建立市场经济。

在普热沃斯基的经济改革模型里，S表示回复改革前的状态；R表示激进改革；G表示渐进改革。R战略的实施在于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在该战略开始实施时，民众的利益在短时间受到损失并恶化，民众对于政府存在压力，要求政府转向渐进战略。在普沃斯基经济改革模型中，激进/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实施某种战略，而是激进/渐进改革战略的交替实施。激进改革往往可以触及到经济社会问题的核心，而渐进改革很少能触及，甚至成为没有尽头的改革。他主张先进行激进改革触及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当民众的社会代价难以承受时，再转向温和的渐进改革。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同时性问题，林茨认为新兴民主国家先进行政治改革，再进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最后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是一个最优的改革序列，他的母国西班牙由苏亚雷斯领导的改革是林次改革序列的摹本。林茨对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同时性问题，提出“紧密聚合”和“松散聚合”的概念来解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关联性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8月开始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对于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人们在中东欧国家经济恶化时对于民主政体的认同程度的问题。李普塞特关于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论述认为，当经济的有效性受到侵蚀时，人们的合法性认同将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将是考验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巩固的标尺。

有学者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存在三种关系，兼容论、冲突论和怀疑论。Z.F.阿拉特在1988年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杂志的论文《民主与经济发展》对1948—1977年间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民主水平与经济关系提出了与兼容论、冲突论和怀疑论相对应的李普塞特模型、杰克曼模型和奥唐奈模型。阿拉特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水平的提高，在某一特定时段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而普沃斯基探讨民主和市场，实际上旨在探讨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