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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军:一部深刻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力作——《王权论》序一

更新时间:2009-06-29 16:16:05
作者: 金太军  

  

  (金太军,苏州大学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管理科学》等刊编委。中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欣闻李剑宏所著《王权论》一书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李剑宏是一名勤奋博学的青年学者,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创办了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剑虹评论网,一直保持着和社科人文领域学者们的交流和对话。近十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学,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凭借“少年老成”的人生履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开始了独立创建“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之路。众所周知,独立研究学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不仅缺少必要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需的课题研究资金,即便完成了研究成果,在市场为导向的出版条件下,书稿也很难发表出来。所幸的是,李剑宏克服了这些困难。最令人欣慰的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审题委员会肯定了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审题专家的远见卓识,对于从事学术创新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王权论》作为李剑宏“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研究成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扛鼎力作之一。起初约有八十余万字,几次删繁就简后,浓缩成三十余万字,但篇幅的缩减没有影响作者的思想表达,相反,言简意赅的文字更有“微言大义”的意味。本书观点新颖、论证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是一部深入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之作。作者透过先秦法家韩非子“法、术、势”的权力政治思想,以犀利独到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权政治统治的奥秘与造成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源,钩玄提要出中国古人治国理乱的智慧思想,在分析了王权政治产生的种种弊端之后,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命题——如何解决国家和社会双向锁定的政治难题,引导读者得出中国必须走民主和法治道路的结论。

  《王权论》一书令人耳目一新,关键在于独特新颖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体例,以及作者的独到见解。

  第一,《王权论》一书透过韩非子思想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症结。

  法家思想注重实践精神,不仅为中国王权政治如何运用权力提炼出了一般性的规律认识,还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办法,最契合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皇帝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家思想,诚如本书作者在绪论中所言:“但凡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规律就必然起作用。”

  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人,他虽出生高贵,却放弃富贵荣华,做了一名清苦的政治思想家。这样的人生设计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相反,造就了他一生的失意困顿和怀才不遇,最后在被人轻视和陷害中凄凉死去。在死后的数千年间,他依然背负骂名,至今,一些学者仍把他视为中国极权政治的祸首。因为遭人轻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他的准确出生年月;《史记》记载他是韩国的贵公子,但他和韩国王室血缘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原本和先秦的其他诸子一样,被后世尊称为“韩子”,但唐宋以后,人们开始叫他“韩非子”,正如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后世人修改了尊称的思想家吧。人们没有将孔子改为孔丘子,而把韩子改为韩非子,看得出对他的轻视。”这位被人轻视的政治思想家,青年时曾拜荀子为师,与李斯成为同学。他立志学成富国强兵的真实学问,报效内忧外患的韩国,但学成归国时,却不受国君重用。时为秦王的嬴政在阅读了韩非子文章后,惊叹他的大才,不惜发动一场战争强迫韩国将他送到秦国,但他的同学——时为秦国丞相的李斯却怀着嫉妒心设计毒杀了他,《史记》记其事为公元前233年。本书第一章对此段故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读者不妨留意。

  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五》记载:韩非子“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冑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说明:韩非子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善秩序作为他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提出君王“抱法(运用法律制度治理国家)”、“处势(集中国家一切最高政治权力)”、“用术(掌握组织和驾驭官员的办法)”的政治主张,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君权和法权合一的“理想国”,实现国家富强。

  执行阳儒阴法政治路线的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轻视韩非子及其代表的法家思想,甚至可以说,韩非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是名副其实的千古帝王师。譬如汉宣帝曾训诫太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这里所提的“霸道”,就包含着法家的主张。又如三国时期以“仁义”著称于世的汉昭烈皇帝刘备,在白帝城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中曾特意列出一个读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间暇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明达。”(《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这里面的《商君书》、申、韩,即是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著作。

  因为法家思想真正指导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是王权政治的“内核”,所以,本书把韩非子思想还原到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下,再把这种思想和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对照,使读者通过韩非子思想一点点地揭开了王权政治统治的神秘面纱。作者选取这个独特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很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可谓鞭辟入里。

  第二,《王权论》一书深刻揭示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则和方法,指出专制政治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锁定)”的局面,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王权论》深刻揭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在本书第二章,作者从“有力者王”的自然法则出发,将法家提出的人之天性“趋利避害”作为王权政治的人性论基础,指出人民之所以服从君王一人的统治,是由于君王的政治权力垂直垄断了社会一切资源,对人民的切身利害有绝对的予夺之权。“人的天性在他不能抗拒这股力的时候,也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趋利避害的时候,就会选择服从,于是行为朝着掌权者的意志方向进行。”

  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王权政治找到了具有“排他性”、“独占性”特征的专制统治原则——“二柄”,即予夺人民利害的强制力。中国古代君王为了巩固和运用这种专制权力,采用了毋借权柄、心藏不漏、形名参同、赏信罚必、众端参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十分警惕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互争、敌国废置、庙攻于外等情况;努力掌握任人唯贤、精通经济、分权制衡、打击政敌、铲除奸党等本领;不断加强把握大局、高瞻远瞩、团结同志、自胜自制、收束野心、艰苦奋斗、自我保护、虚心纳谏、自强自立、谦虚谨慎等政治素质;竭力消除业已形成气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变局。

  《王权论》第三、四章,不惜用十余万字的笔墨,对君王巩固和运用权力的上述办法作了分条缕析的深刻解析和评价,同时配合生动有趣的史料,对帝王心术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也从中提炼了对现代社会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对政治学而言,除了要对权力运用或者说是权力控制进行研究以外,还要研究政治的首要问题——如何产生政治权力,或者说如何产生掌握和行使权力的统治者。作者在论述韩非子提出的“自然之势”时指出:“在韩非子所处的时代,‘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已经成为历史,‘汤武革命’不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国君皆以血统关系世袭权力。在这种态势下,承认‘自然之势’,就是承认以血统关系世袭权力的政治现实。”(《王权论》第二章)寥寥数语,就把王权政治以嫡长子继承制作为权力产生方式的现实必然性勾勒出来。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统治者选择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更深刻的动机——专制政治要求权力独占,虽然嫡长子继承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好的选择。当嫡长子继承制成为最高政治权力产生的不二选择时,论证这种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必然借助于肯定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这事实上说明:王权社会对宗法制度及其思想采取了既利用又妥协的策略,以此稳固自身的政治稳定。

  王权政治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专制统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下,“有力者王”的专制政治精密地控制了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李剑宏在《民权论》(目前尚未出版的手稿)一书中,为民权政治提炼出“力量制衡产生秩序世界”的自然法理依据,这就凸显了王权政治以“有力者王”作为自然法理依据的政治局限性。“有力者王”固然是可成立的真理,但孤立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现在的情况是,地球不得不绕着太阳转动,但地球绝不会撞向太阳。如果宇宙仅仅是‘有力者王’的天下,而没有相互制衡的力,那么宇宙在自我毁灭,绝不会产生秩序和生命。同样,在人类社会中,当政治以绝对权力控制社会的时候,也面临着某种不可预期的毁灭结局。”(李剑宏《民权论》手稿)在《王权论》前言部分,作者分析说:专制王权政治“虽成功禁锢社会发展的脚步,因而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统治的威胁,却不可避免地崩溃于农业社会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历代王朝,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蛮落后的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权政治制造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局面,造成中国历史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兴亡周期律怪圈,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农业文明形态中。”“由于政治对社会的长期禁锢,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主、法治、科学、经济等领域极度落后于西方。”

  面对专制政治必然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政治难题,执政者无论励精图治还是苟且偷安,民众耽于逸乐还是忧患未来,均不能获得进步。这就要求统治者变革政治,“首先要打破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措施、经济政策,才能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当社会能够反制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定程序决定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政策时,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发展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以上二段引用出自《王权论》第七章)

  李剑宏在《王权论》中的这些结论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应当说,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正是在走着一条不断释放社会活力和生机的道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正在令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变得自由、多元,国家和社会正逐步走向良性互动。

  第三,《王权论》一书重新划分了中国的社会形态,提出了人的三种属性,构建了“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形态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提法。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部分中大胆质疑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自秦到清朝的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封建”范畴。他按照“国家主权归谁行使”的标准,创造性地提出宗法社会(“指夏、商、周时期,国家权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王权社会(“指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终结的历史阶段,国家权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民权社会(“指1912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中华民国历史,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实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军阀割据政治和半殖民地政治”,“由于其共和政体是以民权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故暂且将这一段历史称为‘民权社会’”)的概念。这些质疑和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部分对人的属性问题创造性地引入“精神属性”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但并不否认意识(精神)是人区别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作者在学术研究中认为,除了承认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属性之外,人还有建立在这两种客观属性之上的第三种属性——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升华,是人区别并高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独特属性;人的精神属性,主要表现为理性,客观上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一观点颇有新意。

  基于人的三种属性的认识,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中提出了对人类历史采取“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因为人的精神属性是建立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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