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29岁、拥有清华硕士学历的周森锋全票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新京报2009年6月22日）。因据说是国内最年轻的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周的当选引起了舆论追踪和网民热议。

在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地方政务官的年龄大小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只要选民愿意选择他在任期内为公众服务就行。但在我国目前的党政领导选拔任用制度下，年轻似乎意味着前程的远大，选拔出什么样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日后社会的发展。因此，公众对周的当选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其中有对年轻干部改变官场陋习寄予希望者，但更多人却对其家庭背景抱有警惕和怀疑。

在我看来，年轻并不就等同于变革的力量，年轻的高官也有可能对现行体制的最认同者和最适应者。关键在于，使周脱颖而出的选拔方式是否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遗憾的是，我在这件事中，只看到了干部选拔制度的一成不变，看到执政党对政治资源分配的垄断，以及这种分配中的随意性。

周“平步青云”的第一步，在于他从政的高起点，即一毕业就担任了襄樊市建委副主任、党委委员。这得益于当地的人才引进政策，也恰恰说明了这类政策的不规范。比如，究竟应以何为“人才”的标准，高学历这个标签是否能等同于执政的潜力？将引进的人才直接安排到领导岗位，是否是为了规避《公务员法》中的招考录用制度？如此硕士可以当副处长，当今已在乡间的数万大学生村官当个副乡长也是不为过的。可见，周给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的初任制度。

周升迁的“终南捷径”，则是频繁的调动，而这意味着党组织将其作为了培养对象，为其创造了历练的机会。党管干部、选拔任用是我们组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而组织上需要“培养”年轻干部作为上级领导的后备力量。但候选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程度、从政的能力和潜力，人格、性格的特征和优缺点等，往往没有客观科学的选拔标准，竞争者缺乏公正公开的展示平台，一定程度上是靠组织部门和负责同志的感觉、洞察力或者与候选人熟悉的程度。老百姓对此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而其培养方式，如选调生、人才引进，比如频繁调动、快速升迁，比如放在团组织这样需要年轻干部的机构等，是否能切实锻炼出了解民情民意、具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干部，而不会“拔苗助长”，也有待更科学的考察。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如何改善年轻干部培养制度中不公开、不透明、甚至缺乏科学性、法治性的问题。

而周当选市长，据荆楚网的文章，其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并不完全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而除了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职务、头衔变动之外，公众并没有看到这位最年轻市长的过人能力或政绩，看不出他有被破格提拔的需要。其全票当选，更让我们有理由提出第三个问题：党管干部制度中，人民应如何通过人大行使监督权力，防止地方党政对政治资源的随意支配。

正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官场腐败多发的现实政治环境中，年轻的仕途得意者常会引来对其家庭背景的猜测。因为一个有“背景”的人能拿出交换的“资源”，往往会受到“裙带风”的关照，成为各种“潜规则”的受益者。而出身于官员家庭的年轻干部，其父辈浸淫官场的经验，更会利用干部选拔机制中的“快车道”，为其子女早早谋划出路。类似事情不胜枚举，民众也早就受到了现实的教育。因此即使官方明确说明周“父母都在农村，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而网民的反应却是“除了要看是谁的儿子，也要看是谁的女婿吧”。这种民情实际上就反映了对垄断政治资源的不满。这比对经济资源分配不公还让民众不愿接受。

周森锋表示，他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恪尽职守，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宜城。但在一张流传的视察照片中，年纪轻轻的他，已安然享受起属下的打伞“服务”。最年轻市长是否会成为最新的“官僚”还有待观察，但更迫切的是打破“制造官僚”的机器，变地方主政官员的上级“任命”为真正的“民选”，变向上负责为向下负责，变以升迁为奋斗目标为以造福一方为人生价值实现方式。让地方民众对其领导人具有更大、更直接的选择权，变“官场政治”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地方政治。

（原题为《如果程序公正，十八岁当市长也行》刊《东方早报》2009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