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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用记忆留下时代的证词

更新时间:2009-06-12 17:29:01
作者: 邵燕祥 (进入专栏)  

  

  按︰这是邵燕祥先生为倪艮山先生回忆录《沉思集》所作的序。倪艮山,男,蒙古族,1925年生,1957年在国家经委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回忆录《沉思集》已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出版。这篇序着重谈了记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随笔》2006年第二期发表时题名为《民间的、个体的记忆》,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读倪艮山先生书稿,其中回忆生平的部分,所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各种事件,都是我同样亲历的,涉及的一些人,一些旧地,有些也是我熟悉的,读着尤感亲切。它足以唤醒我的记忆,并促使我睁大眼楮凝视我们记忆攸关的历史。

  对于人生经历不相同的人,比如更年轻的一两代人,这本书,或类似的书,还有没有一读的价值呢?

  如果有,那就是可供对一段历史“补课”的参考。一位很有识见的画家陈丹青先生,最近在鲁迅纪念馆的讲话中就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

  民间的、个体的回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人, 社会的人,是离不开历史的。想要离开历史的人,也如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徒劳的。时间无始无终,而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是从历史而来,并将 归于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尽管先秦距今两三千年,已经是遥远复遥远的过去了,但是,先秦的思想,无论是孔孟或老庄的,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世 界观或最世俗的“处世哲学”。历史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的阴暗面。主流意识形态不论是前些年的崇法,还是近些年的崇儒,也都是要我们回归传统的“阳光”之下。在制度文化层面,“百代犹存秦政制”,说明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了“千古一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王纲独断传统的阴影。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置身于百多年来近现代史的影响之外呢?

  历史是千百万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互动的过程,在形成这一合力的各种力量对比中,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在一个时期的走向,然而,强弱会有转化。而且,即使是占强势的群体及其代表人物,也仍然受到客观的局限——生产发展、认识能力以及利权分配的局限,而不能百分之百地逞其私愿。

  这个历史过程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在历代以文字记录的史书中呢?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推崇春秋笔法、赞美董狐的史德,由此可知,“左记言,右记史”而真要秉笔直书,有多大的阻力和难度。在改朝换代的不断更迭中,往往新朝修旧史,于前朝的弊政也许可少顾虑,但一旦遇到与当代统治集团有关连处,怕还是要受权力干预的。权力的本性,就是不断膨胀,要君临一切,何况是不受制衡的君权呢。于是,要求“信史”,确是戛戛乎其难矣。

  历代的史官,是吃皇粮、享俸禄的,这样,笔下就难逃权力的羁绊。幸亏历代于官修的正史之外,还有甘冒斧钺的私家治史,以及从文字狱的网眼里漏出的野史笔记,哪怕其中夹杂着道听途说,但也差胜于有意制造的欺人之谈了。

  我国政府在对待国际历史问题时,多年来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完全正确的。这句成语,其实也只是对各国朝野那些有心汲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有用;而对怙恶不悛的军国主义者之流,则是对牛弹琴。东瀛一再上演的“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具有普遍意义,就是它不但求诸人,也要反求诸己。我写过一篇小文,谈“我们也有教科书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在盛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道德律令几乎视为当然的国度,提醒这一点非常必要。辛亥革命将近百年了,对孙(文)黄(兴)关系、“陈炯明兵变“等历史话题,才有人试探提起;民初至今八九十年了,对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表现,才有一些摆脱漫画化或标签化的披露。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多年来许多档案成为秘籍,而公开的历史书写遮蔽了真相。

  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今天在世的前辈中,即使高龄如“五四“前出生的季羡林、黄苗子先生等已不及见;他们,以及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亲历了共和国时期的例如肃反、反右派、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至今也又有四五十年了。这一段影响及于全民族的重要历史,在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中的情况,却很难令人满意。

  在运动中,由于所处社会政治地位不同,也由于对历史、对人民(有些中共干部,则还有对党)的责任感不同,不但当时,而且嗣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

  这里,矛盾集中于记忆抑或忘却之争,求实抑或掩盖之争。

  在一般群众,不是深受其害的人,往往不自觉地淡化了记忆,一部分当时只求自保而基本上处于旁观者地位的人,如肃反时的非审查对象,反右中的中间派,文革中的逍遥派,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紧张以至惊惧,但既得逃避和远离,往往也不愿再以回顾和反思“自苦”,这是人情之常。我认识一位六十多岁的资深编辑,他曾投入文革,但反右时还不在场,后来虽也编发过反右背景的作品,但于细节不甚了了,他听人说起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划右派分子的控制数字(一般为单位人员5%的指针),竟大为惊异;另外一位作家是在北京大学经历反右派斗争的,而他对这个当时几乎人人知情的事,竟也漠然不知,原来他那时正浸沉在热恋之中,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历 次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一般年事已高,有些人觉得人生一世,要活得明白,虽时过境迁,还在力图通过阅读和追问,探求历史真相,也就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大小背景 下,寻找众多个案共同的和个别的根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后代,也才能够得心之所安。不过,也有一部分受害者采取了不再回首的态度,因为感到回 忆使人痛苦,不如出离记忆。

  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除了知青一代对文革和上山下乡保存了切身的记忆,而于更早些年的反右派斗争(更不用说更早的事情),往往也很隔膜,如听白头宫女说天宝年间事。

  现在,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有些已开始“怀旧”了。 在他们提到父辈的生活时,包括有些反映五六十年代的影剧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干校、劳改、劳教这些关键词的 理解,其中时序的先后,具体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这不怪他们(当然他们也有不够严谨的一份责任),而首先是在公开出版物中,亲身经历过那个历史阶段的过 来人,写得太少了,无论是非文学的,还是文学的。过来人的记忆,有的已不可靠,何况是耳食之言,以讹传讹,这是就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而言;至于艺术的虚构, 对于非虚构情景的想象,本来也是脱离不了原初的生活真实这个基础的。

  看 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封杀记忆以至消灭记忆的习惯势力还是颇为成功的。有一位在肃反(由反胡风引起)和反右两大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朋友,他的孩子成长 于八九十年代,毕业于名校,出国定居,高职高薪,竟因父母保存受迫害的回忆而反唇申斥,有甚于村民们的冷漠祥林嫂。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中,共和国最初三十年 的历史是一片空白。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台上的某些文革掌权者,不但不许“为文革翻案”,对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案,照旧是连说也不许说的。三中会全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还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但其后不久就有了与中共中央声明“彻底否定文革”相悖的一些具体规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把文革和反右等划为公开言说的禁区。与此相应,有那么一些身居美国而拼命歌颂文革等极左行径的某派人士的文章、言论,对不知历史的年轻人——像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就乘虚而入了。

  随 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规律不断将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引出尘世。能为那个时代作证的证人只能是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看到,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日军烧杀淫掠暴行 (包括被抓劳工和慰安妇的血泪史)的受害者、目击者、知情者,能作为证人出庭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有鉴于此,我们更要与时间争夺历史的证人和证词。写出自己 所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历史真实,使我们对过去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尽可能全面、尽可能真实的记录,当然要包括大家公认为国难和国耻的一切,这不是一般的怀旧, 也不是如过去所谓之“忆苦”,而是一代人、两代人对子孙后人做出的必要的交代。每一个个人的记忆,汇集为群体的、社会的记忆,从而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真实记忆,光荣和梦想,连同天灾与人祸,血泪的教训,在一代一代人心中接续下去,永志不忘。

  在 目下的法律实践中,遭遇到一个难办的环节,就是不易找到证人,或者证人找到了,却不愿出庭作证。大家明白,这是害怕作恶者和违法犯罪者及其同伙的打击报 复。但因此形成的证人缺席,难免成为罪犯逃避罪责的漏洞。而我们今天,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过来人身份,以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的身份作证, 阻力究竟来自何方,这是值得所有的人,包括明达的执事者好好想一想的。因为,这不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是总结历史经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正反面经 验,如此之多,如此之深,有些且是浸透国人鲜血的,若不从思想上、制度上加以总结,历史的灾难完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从 五十年代以来,一次一次逆自然规律而动,以“向地球开战”和“征服自然”的名义对国土资源、环境生态、自然景观肆无忌惮地掠夺、摧毁、破坏,即使进入“新时期”后 有所察觉,但总结经验不够认真,纠正措施更远不得力,有些方面甚至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过去的错误。现在,自然灾害频仍,自然对人的报复已经临头,这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如此,而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如不切实对待历史,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道竟会有例外的侥幸吗?

  因 此,尽管倪艮山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但他嘱序于我,我也有话要说,就借此写了这样一些拉杂的感想。每个人经历有不同,才具有大小,记忆有详略,文笔有高低, 但我们作为一个从二十世纪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如果多少留下一段时代的证词,就不虚此一生,对得起自己有过的迷惘与追求,也对得起自己受的那份苦难,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在面临“最后的审判”时,我们可以说︰我说了一切,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2005年7月19日

  

  在写作此序时,读到两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文人对往事回忆的态度。

  一位是孙犁先生,他在给《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小说家从维熙的信中说︰“我不是对你进行说教,也不反对任何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悲剧的作品。这只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重读它。这一点,我想是不能为你所理解的吧?”(转引自魏邦良《晚年的感伤与怀旧——孙犁“芸斋书简”读后》,7月6日《读书时报》)

  另一位是启功先生,他对一位忘年朋友说︰“过去那些事儿太痛苦,我是不愿意再想再提,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让人给我写传记的原因。……因为他一写,就跟你要数据,我就得回忆,一回忆,就是痛苦,我何苦一遍遍折腾自己?”(引自陆昕《那个微带凉意的秋夜……——启功先生一席谈》),7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

  两位前辈的苦衷,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孙犁先生在这里似乎连读都不要读对时代悲剧的回忆了。然而,事实上他有不能已于言者,不但在他的某些忆旧杂文中,而且在《芸斋小说》中作了真实的刻划。启功先生,在接近最后的日子里,也终于留下了口述历史,道出了他积郁于心久久未曾倾吐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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