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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母亲和我

更新时间:2009-06-10 13:31:26
作者: 熊景明  

  

  

  图:1945年,在二姑奶奶家花园。父亲将照片剪成园形,放在家中电话机圆盘上。出门或星期天有可能有客人的日子,母亲都将自己和女儿收拾打扮一番。

  

  1973年母亲去世后,便想作文以悼亡母。每提笔,悲从中来,泪水先笔墨而下。而今女儿已成人,我的生命仿佛多了一个支点,给我勇气,踏入昔日的温情与苦悲。

  母亲1914年出生,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她小时候曾染白喉,几乎丧命,虽复原,心脏受损,四十二岁时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母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人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着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

  

  母亲的娘家

  

  外公于光绪癸未、1883年出生在云南贫困山区普洱县一个四世相传的银匠之家。年仅岁半,父殁,母亲守节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九岁入读私塾,后得益书法清秀,代缮公私文书,添充家用,昼夜攻读五经唐诗古文,皆能背诵。十八岁应县童子试,考八股文共十余场,每次均列前五名。后步行数日到景东县应学院岁科,列第一名。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步行到昆明, 考入无华山高等学堂,后获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别号“羊牧”,取苏武牧羊持汉节之意。

  他在1942年《六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我生忧患多,饱经在心目,年幼尚无知,先父即不禄。失怙成孤儿,惟恃母抚育。

  世业失其传,无米难炊粥。孤寡动人怜,善后有外族。年长及学龄,就傅入私塾。

  出口能成章,读书记诵熟。习字工楷法,佣书识吏牍。辛丑应童试,名列前茅数。

  赴景游泮归,功名始基树。书院改学堂,入堂居廊庑。新旧学初窥,报国以身许。

  癸卯应乡试,字奇不见取。就读五华山,明师良友聚。学习中西文,成绩月可睹。

  考选送东洋,留学居江户。一朝思想变,欲复汉家土。投入同盟会,持节继苏武。

  乙酉初毕业,调回春申浦。不应清廷试,返滇作书贾。执教五华山,当年旧学府。

  教与学相长,讲习至夜午。匈奴尚未灭,家庭不暇组,作客久独身,中馈需人主。

  相约迎新妇,婚礼自作古。同时得贤良,感情融水乳。辛亥滇光复,生子能肖父。

  家人共团圆,迎养来慈姥。从事新闻业,宣传振聋声,投稿作刍荛,衷言出肺腑。

  学未优而仕,历署县缺五。从政十余年,国民俱无补。送母归故乡,失恃未回普。

  大事弟能当,设灵展奠祖。辞官有远行,游览到邹鲁。南北足所经,鸿爪留泥土。

  倦鸟知还巢,别子离京沪。艰巨付儿曹,归老即退武。且住海藏楼,息影城南杜。

  故园旧草堂,种瓜学老圃。七七事变生,全国抗日虏,空袭到滇南,昆市被侵侮。

  老弱宜疏散,村居避市啸。乱世命苟全,闻鸡思起舞。顾我家贫穷,尘时生瓦釜,

  薪贵米如珠,生活感痛苦。国难同家忧,如芒刺在股,何日获胜利,和平得重睹。

  今年届六旬,自试提诗笔,他日归道山,五字作行述。

  外公从日本回国后,拒做满清官,打算在云南创办报纸。光复后才出掌县政,任厅职凡十余年,均与时尚政治格格不入,闲赋在家,种花、作诗,最欣赏是陆放翁。他留下《涤园明通草堂诗集》,多是对子女的训悔或闲话家例程的记叙,也录下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946年的一首《忆游粤港》末段云:“居今而思昔,割让实难堪,金瓯已欠缺,收复宣无端,何日复故土,会见汉衣寇”。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文化大革命”时众人笑道,外公开“贴大字报”风气之先。

  当初参加同盟会的抱负,从未得以施展,一生抱憾。共产党掌权,外公对其匡时济世的理念十分认同,欢欣鼓舞了一阵。六十九岁时,觉得老躯无用,于是用一瓶安眠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伴随云南留日青年的学监钱老先生看中了两名后生,将一对爱女许配。外公和同窗好友庚某均未见过他们未来的终生配偶,双方父母为两对新人择同一吉时成婚。是日大雨倾盆,混乱中轿夫将姐姐送到原来该迎娶妹妹的外公家。这是传说还是当真,已不可考证。嫁入庚家的妹妹花容月貌,逃不掉红颜薄命的定数,一生故事比小说还离奇感人。姐姐本份忠厚,善持家,和外公生下三男八女。排尔字辈,男的分别取名:俊、敦、敏;女的则冠聪、端、庄、葴、昭、慧、娴、淑。外公对子女的期望尽在其中。

  母亲是次女,聪慧活泼,深得外公喜爱,并继承了外公的幽默。按苏家的家规,不可用仆人,姐妹轮流当值做家务。母亲和大姐同睡一张大床。这张床一直留下来,我还记得床漆成红色,床头雕着半个胡芦似的空花。早晨由后起床者整理床铺。母亲醒来,静观大姐的动静,看到对方打个呵欠,伸伸脚,便跃身坐起来说:“我先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女孩子不可抛头露面的昆明,母亲十分热衷于刚刚时兴的歌舞表演,外婆训斥道,“一眼同,百眼同。看戏看一回还不够吗?”一次她参加学校演出队去表演,回家晚了,被罚不准吃饭。殊不知演出后已被招待过晚饭。母亲多年后对我讲到这个故事,仍流露出少年人心中的窃喜。

  《天鹅歌剧》是她最盛重的参与,虽然扮的只是八个王子之一,没有独唱的份,但她可以从头至尾把整个歌剧吟唱下来。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组歌:“我们还有一个妹妹,她比我们都聪明。她有小凳,金子做成;她有图画,值千金,妹妹,妹妹,快来快来,大家一齐同欢欣”;“谢谢哥哥们,不要太高兴,莫要忘记了,后母心毒狠,她要打我们,还要骂我们,常想把我们,一齐赶出门”。我的小名叫“妹妹”。妈妈心中对妹妹和天鹅哥哥们遭后母逼害的感受是如此真切。数十年后,她被疾病残酷折磨,医生宣布她最多只有三年生命,但是母亲一年又一年顽强地忍受,支持她苟活的信念是不能让她的四个子女受后母之苦,不可让“妹妹”被欺负。

  那年昆明流行白喉症,患者凶多吉少,母亲和她的外婆同时染疾。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医治老人比救活小孩紧要。母亲不到十岁,病得奄奄一息。家人以为她已没救,又怕传染弟妹,于是将她抬出走廊(昆明人称“游春”)。医生抢救的对象是她外婆,治老人的汤药渣再煨点水给她喝喝,聊胜于无。一日忽听她躺着哼起歌来了。“活了,活了!”大人连忙搬她进屋。链球杆菌没有夺走她的命,却侵蚀了她的心脏,从此夺走她的健康。

  我的外婆是云南省首间女子学校——昆华女子学校的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我见过她们的毕业照,每个女学生都梳着高高堆在头顶上的“东洋头”,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东洋。从大姨妈到八姨,都从昆华女中毕业,个个品学兼优,母亲从来未败落到第三名以下。大姨妈光彩照人,被封为校花;母亲则清秀细腻,惹人怜爱,大家戏称她做“病西施”。

  

  图:1938,昆明大观楼。四世同堂大家庭中的孙媳妇 ( 左一)。

  

  为人妻母

  

  母亲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外公去做县官便缀学了,其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家大不相同。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变为“孙少奶奶”。有佣人侍候的日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子劈煤,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本份。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每逢星期天,所有的床单、桌布都要换上新的,以迎接可能来到的客人。我小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到母亲病倒,由我来当家时,这些礼貌便一概免了。母亲躺在床上,每周仍要指挥我清洁家具,一套紫檀木的茶几、椅子是我的头号敌人。母亲要我把抹布缠在指尖上伸进一个个雕花小孔去除尘。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尘仆仆的小城,母亲怎么可以令她的一双鞋随时保持光洁清爽。一位亲戚多年后看到我粘满泥巴的鞋,摇头笑道:“你妈常说,委琐一顶帽,邋遢一双鞋,哈哈!”

  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是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人,母亲都穿戴整齐,头发、眉毛理得一丝不苟。除了去坐客或去像馆照全家福,母亲都不化妆。粉红色的梳妆台是她陪嫁的嫁妆,印象中从不记得她坐在镜前修饰面容。她美得圣洁而自然,无需打扮。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令人诧异朴素无华的美何以随时代而消逝殆尽。

  父母恋爱的细节不得而知。听亲戚说,他们彼此倾慕,再托媒人按正规程序求亲。父亲英俊潇洒,母亲美丽温柔,加之门当户对,算是美满良缘。许多年后当我也到该嫁人的年龄,母亲忠告我说,对方喜欢你,对你体贴,比你喜欢他更重要(中国人说不出口那个“爱”字)。我猜她当初一定十分迷恋父亲,忽略了他的大少爷性格。我虽然记住母亲的教诲,却发现这一信条也不可取。母亲之所以那样以为,是因为她并未亲历过别样的婚姻。

  

  图:1937,昆明大观楼,和美的小家庭。

  

  母亲生下我的哥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之后诞一女,皮肤似母亲,白里透红,家人称她小苹果。小女孩聪明乖巧,一岁多已能唱整首三民主义国歌。可是不到两岁时患痢疾死了。父母常叹道,要是那时有消炎片她便有救了。七年中相继失去三个孩子,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战乱还未结束,生下我来,母亲体弱没有奶水,也找不到奶妈。那时全家疏散住在祖父早年盖在乡下车家壁村别墅里。母亲去附近彝族村寨买羊奶来喂我。我知道这一层是因为尔后记事,不听话时,外婆就笑骂我说:“车家壁□□的羊奶喂大的蛮苗女。”

  我出世不到三年,母亲生景泰。母亲的心脏很弱,生小孩都要先签名,因生产死亡自己负责。到我七岁时小弟景和出世,母亲怀孕时曾想过等小孩生下送给她的好朋友,一位不育的表嫂。景和落地,美丽的婴儿引得医生护士一阵哄动,母亲说幸好没答应送他出去。

  听一位亲戚说母亲还小产过三次,她自己从未提及。医生早已警告过生小孩对她十分危险,母亲怀孕仍不少于十次。那个时代避孕不是件容易的事,担心怀孕的妇女,每个月都惶恐度日,害怕身体发出怀孕的信号。七个孩子存活四个,是那时婴儿成活率的正常比例。婴儿的死亡率和士兵的伤亡率一样,对于公众、研究者、政治家都不过是些数目字,而对每一个父母,尤其是母亲,失去孩子带来撕心裂肺的痛楚,也将成为尾随他们一生一世的伤心回忆。

  幼时印象中的母亲,终日操劳,却随时嘴里哼着京戏或什么歌。哄孩子睡觉,从躺下一直唱到完全睡熟。最常唱的是:“风呀,你要轻轻地吹;鸟呀,你要轻轻地唱,我家小宝宝,就要睡着了。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嘴巴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呀又像爸来,又像妈。睡觉吧,妈妈的好宝宝,天明带你去玩耍,玩耍到你外婆家。”

  

  图:胡杰按前面的照片画了一幅油画, 题名:一个温暖的午后

  

  此刻,妈妈的声音还清晰地响在耳旁,一定是妈妈在天上为我轻唱。

  中学音乐课教唱冼星海的《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老师唱了一遍,我就会了,好生奇怪,才想起这是妈妈哄弟弟睡的一首歌。歌曲明晰的节奏,伴着她的纤手轻轻地、一下下拍在孩子身上,没有一丝战斗气息。

  战争,时局艰难,大家庭的风波是非,父亲不时发作的火暴脾气,种种困难,对我们几个躲在母亲羽翼下的孩子都不存在。米不够吃,掺着红薯、洋芋,也好香,好香。我的大脚趾最不听话,老是把鞋尖顶个窟窿。妈妈替我补好,笑盈盈地告诉我说有“补新鞋”穿了。我穿着满院子跑,逢人就伸出脚来叫人家欣赏我的补新鞋。大人说,弟弟出世后,我两岁多就是个乖极了的小姐姐。母亲没时间带我,教会我玩许多独立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一盒火柴撒满一地,让我用胖乎乎的手指,一根根拾起来,排放到盒子里。

  妈妈有一支大漆皮箱,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装着她从嫁人时积攒的好衣服。丝衣罗衫只是作客时穿一下,全都保存得如新的一般。妈妈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改作我的衣裙,从她手上抱着的小囡到后来上大学的闺女,都穿过母亲改制的新衣,令自己得意,让别人羡慕。

  我小时候整天憨吃憨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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