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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更新时间:2004-03-11 00:42:38
作者: 查道炯  

  

  这是我第三次用中文做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发言,因为89年到95年一直在美国念书,后来去了日本。去年三月来到了人民大学。用中文作演讲一直还在学习,有些习惯可能和各位得不太一样。我先用大概40分钟讲我写的这篇文章。讲的过程中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提出来。

  

  这篇文章的起源是去年国庆节后,上海国际经济研究所有一个会,关于亚太经济环境下的中美关系。我也去参加了,第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比较长的论文,在这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后来交给我们中国社科院的《世界政治经济》杂志,他没有出版。后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社会科学学报上出了。不过我想没有出版也有他的道理,没让讨论日本因为日本问题现在有一些新的说法,或者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我本人虽然在日本待了6年多,但我不是日本研究的科班出生,看的材料也多半是英文的,而且和美国一些用英文研究日本的人交流可能更多一些,接触的日本学者也都是会英语的。所以我的观点不一定全面。

  

  国内我看过一些,包括社科院的一些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在这之前我想谈的一个总的问题是,怎么用中国人的角度去看日本?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日本战后的政治变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变化,我们一直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右倾。人民日报有一个网站是日文版的,里边有一个专集,批判右倾活动,参拜靖国神社,包括自卫队走出国门,这都是右倾。我在文章里边引用了一个研究生考试的标准答案。题目是,右倾势力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对战犯顶礼膜拜,向亚洲人民挑衅,狭隘的民族主义公然要求修改宪法,为日本对外扩张势力扫除障碍,想方设法往海外派兵以显示实力。分析右倾变化的原因有两个:历史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没有认真执行关于严厉惩治战犯的决议,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从而留下无穷的祸患;现实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日本不满足于他的经济大国地位,企图同时成为政治大国,打着自卫的旗号,突破宪法有关法令规定的禁区,成倍的扩张军力。日本经济上的崛起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也阻挡了日本的保守势力得志,右翼势力泛滥。

  

  我刚才念的这些是国内教科书里面的分析关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标准性的思维方式。我的文章提出的是另一个看法。基本的观点就是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应该把他放到另外一个视角去。我的文章的第一部分用中文表达是普通国家,但是真正翻译成普通国家好像是错误的。我查了一下,小村田一郎的《新防卫论集》里边早在1979年就用过这个词,变成一个普通的国家。不正常的地方就是二战以后日本没有真正的独立,变成普通的意思就是要改变日本的历史。英文的翻译是在小泽出了这本书以后,normal nations,中文翻译应该是正常的国家,而不是普通国家,如果放在这篇文章里边,具体的内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批判的一些内容,主要是日本宪法的改动和对外用兵的变化。我觉得回过头来去看,日本修改自卫队法令早在70年代就开始了,他一直在变化。关于自卫团的争论1946年就开始了,只不过后来才公开化。《安保条约》以及到80年代中期的所谓《政治总决算》,像我们一开始所了解的日本的所谓的《有事法案》,周边有事,现在是日本有事了。他一直想改变他的现状。现在看来民主党和自民党达成了一个共识,在2007年修改宪法以前,像这次去伊拉克不是为了去伊拉克,以后有类似的情况不再需要先通过一个特殊的法令,不修改宪法也要去。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看来,特别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去年11月8号的选举中大败,也就是说维护宪法的力量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力量。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怎么去接受这个现实?是整天说人家右呢?还是在学术界发起一个针对日本问题的文化大革命呢?这可能过头了一点。我参加过国内的关于日本研究的会议,有一点像是把人家缺席审判。

  

  我本人觉得应该换一个思维角度。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把一个日本的正常国家变迁作为一个研究视角,而不是我们传统讲的右倾的视角,可能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正常化的变化,对二战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衡量。在哪一个问题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正常化?这是一个变量。第二点,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他不会或者说不一定会以另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作为蓝本。我们有时候说到日本的右倾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期望,或者说一种要求,不这么做就是右,或者说背信弃义了。包括小泉在元月1号去靖国神社。我们的理解就是在之前达成了某种谅解,他背信弃义,说话不算话,但你仔细一想,小泉从来就没说过他不去。中国外长唐家璇包括一些研究日本的专家在对日本的理解上有一些偏差。日本企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的思想根源,和日本社会对国家的理解形成了一种共识,他需要正常化。第三,当日本的一项对外政策符合他对本身的国家正常化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理解这种措辞的反面。什么被看作不正常?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历史呢?还是别的国家对日本的姿态或者说政策?第三种可能是现成的国际体系给日本的对外政策设置的范围,框架。可能研究日本的专家对日文的一字多意比较熟悉,指桑骂槐,或者说顾此而言,其他日文表达的常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注意了文字表达的本身,而没有注重日本的学者所表达的背景方面。这个正常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政策本身可能不正常,他要用一个正常的方法去做;还有就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历史可能是不正常的;第三种可能是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姿态可能是不正常的。最后一个是国际体系对日本政策的限制。我觉得在这个视角下面,分析方法下面,第四点就是日本的一项对外政策可能符合他自身所认为的正常国家应该遵循的理念。比如说日本来了一个政策,比如说接收国,或者说对象国,你怎么看,正常还是不正常?当然,这不可能就是那么默契。中日关系里边我们现在提到的就是有没有找到交集的可能,对中国的政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文章花了一些时间来回顾了一下冷战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四个层面的变化,放在正常国家的视角下。我简单的讲一下。政治层面,我本人可能不太赞成国内的研究国际关系里边的定位问题。政治层面主要是四个问题。这个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定位。第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历史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台湾问题;第三个与台湾问题相连接的是领土问题,就是钓鱼岛和周围所含岛屿的归属问题;第四个是战区导弹防卫系统问题。这四个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如果把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放到这些细节里去看,而不是说日本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对待中国,或者说我们要以一种对日关系的什么样的定位的话,或许更容易找到答案。在军事安全方面,日本一直没有一个独立的对中国的宣言,但这里边有一些其他的言辞。现在看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美国,但不是像我前边所念的,日美同盟,把日本看作美国的小兄弟。现在美国是要和日本离开了,从2010年开始减少在日本和韩国的军队。10万驻军起码要减少1万,这是很大的动作。今年开始,美国把在韩国的军队南撤。这样当然是给日本提供了一些空间,而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是成天批判日本呢?还是要想一些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些变化?大家都知道,再打一次甲午海战,我们准败不可。日本现在的作战飞机能飞1000公里不用加油,而且日本很多的民用机场改成了军民两用。我们成天去批日本人,说的白一点就是感情用事。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日本的变化,其中包括对中国的变化。包括北韩的那个问题,当然你知道他是在利用北韩的导弹问题作为一个借口,但你怎么去应对,这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

  

  经济层面,中日关系还没有一般讲得那么糟,看了一些中文的材料和日文的材料,我就不太懂我们对日本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从经济关系的总量,经贸的总量上来看,中日经济关系非常好。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一半,人口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日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和日本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和美国的贸易总量。而且不管是谁贸易顺差,就算是日本人讲的,他们是逆差。大家如果去研究一下最近3年中日的航线增加,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实实在在在做的经济外,两个国家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个自由贸易区?从理念上来说,亚洲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或者说经济整合。我曾经写过文章研究过我们和东盟的联系,发现这只是个花架子。但是我们如果和日本建立经济贸易区,从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从经济实力、技术、劳工以及原材料、运输这些方面纵向产生的经济效益会非常大。东盟最大的问题是,东盟十国之间的贸易量只占他们总的贸易量的20%,他们和其他国家做80%的贸易,他们自己不做贸易。我看过去年三月在广西做的最新的方案是,我们跟印尼鸡翅不能卖,排斥的东西很多,煤炭、橡胶……外交辞令很多。从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贸关系的细节来看,能减免关税的项目非常少,跟日本之间就不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安排,但是做得不错,现在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这里面需要应对很多问题,包括日本对他实业的担心,还包括我们是怎样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我觉得日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变化,一直是为了促进市场的发展。ODA老是经济研究的对象,但是在中国没有成为很大的研究课题。ODA的变化是可以研究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好,而且ODA在我们的海外融资里边是非常小的量,这不是中日关系变化里边最大的因素。从长远的角度看,特别是对中国的西部贫困的地方,国际援助是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在94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中央财政分开了,从2000年以后日本来的ODA不再是由中央还了,而是由地方财政还。财政厅还不起或者说不还,这个问题就很大。举个例子,哈尔滨市的下水道改造用的钱就是日本的ODA的钱,说是15年还钱,看起来35年都没人还。钱花了再说。这不光是个经济上的负担,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海南的环岛公路也是这个钱,按照朱镕基的改革方案,海南是个试点,海南的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是从汽油的销售提取这个费用,销售石油的是中石油,不是海南省政府,也就是这个钱花了白花了,不还了。我们从1979年开始借了日本,1982年山东第一个运煤码头开始,以及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30年为期,延缓10年,3%的利息,没有一个项目还清了日本人的钱,而且因为机构改革,就像国内拖欠民工工资一样,不还了。领导也变了,机构也变了,中央政策也变了,因为要改变国内政治很难,没有ODA对中日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个人提出来讨论的。

  

  我觉得中日之间在维护地区秩序方面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这里边有前边讲到的东南亚经济、经贸关系。我们为什么跟东盟搞自由贸易区?国内几位学者的解释对日本的媒体、官员的影响非常的大。而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急着跟东盟搞自由贸易区?我去年在日本参加了一个会,他们的财政部副部长,主管国际经济贸易的,他带来了一些资料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日本之所以没有兴趣跟东南亚搞什么自由贸易区是因为没有利益可图,日本政府把他和东南亚的贸易作了一笔帐,根据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贸易,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东盟十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总量,80%是日本公司在做的,日本在东南亚投资的子公司在做。真正东南亚人自己到日本的出口量非常的小。还有日本和新加坡的贸易总量占日本和整个东盟的贸易总量的70%,犯不着为了30%和日他国家闹起来。他的理解就是没利益,从56年开始给了你这么多投资,到现在你还是这个水平,你们之间也不做贸易,我还跟你折腾什么呢?中国学者的理解,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几位在日本很有名气,说这是一种战略,作为一种平衡,我们就要跟日本竞争。广平,原来是友谊关,现在是一个市了,边境贸易是乱得一塌糊涂,贩毒、贩卖人口、贩卖野生动物,什么都有。并不是说有那么一个协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的。

  

  这是一方面的秩序,第二方面的秩序就是金融方面的秩序。这一点中央银行的合作非常得好。第三个方面的合作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91年以后柬埔寨以及后来的伊斯基墨、东帝汶这些都是很好的合作范例。实际上这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我们国内的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认知上的东西,不是外交言辞上的东西。《日美同盟协定》在95年开始修改到99年继续确认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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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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