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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更新时间:2004-03-11 00:42:38
作者: 查道炯  

  美国人看台湾问题以及美日同盟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不一样,也就是说美日同盟是针对台湾问题的,维护地区和平,早就超出了两个国家的防御范畴。在这里我们还要认识一下地区秩序,美国和日本之间有没有日美同盟?都认为台湾问题是地区问题的一部分,日本有责任维护地区秩序,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要干涉。这里讲一点题外话,中美关系里边有三个公报,但是这三个公报等于是三张废纸。因为这三个公报没有任何的国际法的效应,他不是协定,他不像我们对香港的协定是在联合国注册了的,所以美国人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国际关系里边分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就像我们去法院告状会有很多材料,哪些是法院认定可以作为证据的,哪些不是。这三个公报就只是材料,不是证据。他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的地位,它连协议都不是。这就是说美国人为什么不说他要建立一个台湾关系法,那在他国内有法律地位。而这个公报,有里根的签字也好,他在国内没有任何的法律地位。中美关系的基础非常的脆弱。这是第三个秩序,理解的方式不一样,日本认为台湾问题是他要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所要做的事情之一,我们的认知上有差距。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周边形势,所谓中国威胁论,苏联的解体以及近期的关于东北亚石油管道的问题。我看过一些评论,多半都认为日本人在捣鬼。还有就是北韩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聊一聊。

  

  综合前面讲的这几个问题,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地区秩序上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新的看日本的思路。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社科院说我的文章没有价值,我认为是右倾的研究框架过头了,应该有所改变。

  

  文章同时也评论了马立城和时殷弘的新思维。新思维也不对,我觉得新思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现在到了21世纪,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和政治环境与中苏、中越关系的正常化途径不一样。所谓的新思维,如果不管细节,他其实就和邓小平当年实现中苏正常化,江泽民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思路一样,那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时殷弘讲的五点,第一点是不要再要求日本道歉了,第二点是有点不合实际的,增大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中央政府没必要去搞这个,第三点是不要批评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第四点允许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亚洲活动,第五点安理会改革。实际上抛开这些细节去看,他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这些做法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越关系正常化里边起过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日本不是89年的苏联,也不是91年的越南。日本人很喜欢新思维这个东西。更多的细节我就不说了。

  

  既然右倾不对,新思维也不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我本人是做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的,我觉得虽然今天讲的大的题目也是中日关系,我所看到的中日关系的研究里边专题的研究,以及这个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的研究应该做更多的事。假如我们从中日关系的定位,或者说日本怎么定位中国,中国怎么定位日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收获,还是在那兜圈子。如果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的环境里边,包括日本本身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包括有些我们不太愿意面对的问题,像留学生去日本的问题,这是另外一方面应该讨论的问题,包括去年9月底10月初,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有一个谋杀案,这些问题都应该公开讨论,这不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材料,这3个学生后边是被日本黑道指使,被杀的也不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是当地一个贩卖麻药的老总,背后指挥的是黑社会,他指挥了留学生中一个姓李的他的哥哥,他哥哥在日本开面店,他哥哥找到他,他找到两个同学,这是整个案件。这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耻辱,这种案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包括珠海事件,如果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不至于在中日两国媒体之间,我们的学者有时候容易犯媒体常犯的错误,也就是结论做得很快,比较感情用事。这里边必须看到日本社会本身的变化,的确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市场给日本经济提供了机会,的确是给人家带来了问题。大前彦一有一本书,叫《China shift》,也就是转向中国,就连大前彦一这样的日本国际化的学者他都能够花时间找清楚日本哪几个县有哪几个什么样的工厂,把工厂名字列出来,在日本关了,然后在中国哪个地方开起来。确实因为劳动力的原因,他国内丢了很多劳动机会。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去看日本人怎么看这个现象,而不是简单的说我们不是威胁,或者批他就是别有用心,对中国不友好。秩序里边什么叫环境?一个就是事情本身的环境,一个是日本国内社会变化的环境。当然中联部的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结合日本党派的变化,我们不要有一种我们能玩转日本的经济,就是说现在不能再使用周总理当时在世时的那一套,以民促官,民间交往,跟小泉搞不来我们就不跟他接触了,然后再把重点放在什么中日友好协会呀,来个什么茶道交流呀,25周年纪念我们就不请其他人,就邀请中日友好协会的人。这是邓小平那一套,这些都是感情用事,这些方法都不对。

  

  我们有时候认识美国、认识日本的时候都忘了一点,我们自己有民族主义,包括89年谁也容忍不了赵紫阳这么干。别人可能党派之间在国内有斗争,但对外都是一样,不要想着去分化别人。这个是美国对华政策里边,特别是89年经过六四风波以后,冒了那么大风险,美国人得到一条经验,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分化中国,风险太大。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们玩转他,一个事情本身的环境,一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第三我为什么说新思维不对?历史问题永远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的相互依赖多么的深,从数字上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还扯不拢,世界上这么多民族之间,国家之间,还有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那样相互依赖、民族共容的,比如宗教、文化共容的吗?找不到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还有民族问题呢。所以像这种民族主义,谩骂日本人或者像日本人谩骂中国人这个太正常了。我们要日本人道歉,不能像马立城或者时殷弘讲的因为他给了我们贷款我就不让他道歉了。从学理的基本逻辑上讲,道歉和其他事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这是我的看法,永远是要让他们道歉。现在我们很多研究把这个历史认知问题,有时候把很多精力去算南京大屠杀到底是多少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在于他到底杀了几个人,杀了人,你来了我们国家,这是非常简单的。就像日本人曾经说我们也是受害者一样,理解历史总是断章取义的。这个是社会现实,不要总想着去把他翻过来了。所谓历史问题解决了,我看历史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不是说他的道歉没有达到你要求的程度别的事情就不做了。最近小泉参拜了靖国神社,从2001年开始,一直有一个非正式的小组,说要建立一个战争纪念馆,取代靖国神社,这个方案是由韩国外长提出来的,日本人说我们可以讨论。可是现在他们说不搞了,连讨论也不讨论了。这里边并不是我们抗议错了,而是我们应该想一些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死角。而且因为日本的经济不好,我们老是寄希望于日本的先进社会力量,有识之士,寄希望于日本人民。我们对日本政策不能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错误,不把他的当局当一回事。而应该想想对于日本人民和台湾人民来说,他怎样对中国问题,靖国神社之类的历史认知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日常的生活。

  

  研究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方面的环境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严肃的回答一个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国和日本应该怎样在结构上合作。那就是像货币问题,像我们两个国家都有共同利益的像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交通,中日之间主要是靠海运和空运。但是如果要长期在亚洲地区开辟新的市场,中日之间必须在东北亚合作,这些基础工程要去做。这里边把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和其他的安排可以把他看成是一种地区的公共财富,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自己的利益。因为长久来说,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他一直在做的是欧洲的事情,对美国来说他要开辟新的市场。如果不是因为反恐,恐怕在2003年泛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搞起来了,现在看来在2005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我们就受不了,我们有很多产品被墨西哥取代了,墨西哥这种小国家还能向我们进口的鞋子,他反倾销能征收800%的税。他凭什么呢?因为他有地理上的优势。这倒不是说我们从什么战略的高度过分依赖美国,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哪一天他们不跟我们做贸易了。生意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不要看到市场他有多少GDP或者GNP,人均购买力,还要看怎么运过去。培育性的市场,就像我们国家说的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或者像现在说的缩小收入差距。这不光是一个结构稳定的问题,有眼光的人做生意不可能让老百姓穷的买不起。中日之间的地区发展的结构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包括运输、环境,包括反恐,在东亚地区,包括石油、环境、天然气方面的合作。这些东西如果从历史认知问题,或者其他方面合作,他是一个平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从这个思路去做是能够做起来的。也不至于解释不了,起码是在学者之间。

  

  文章也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就到此为止。

  

  

  张曙光:刚才查教授就他的文章做了介绍,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日本,他对现在的右倾和新思维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要从正常国家的角度来来讨论如何看待日本,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我想确实中国和日本地理位置很近,历史上发生的问题很多,现实中间的问题也不少。网上更是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最近我也看了几篇,有一个叫小林光一的,说是中国人,写了一篇意思是说日本民族主义的东西。有人告诉我这是个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他是说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和民族是优秀的,中国人就是二等民族,意思大概是这样。中国人也有很多民族主义的言论。总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处理,也许还会有新的问题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也许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论题非常好,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讨论。我们也请了两位专家来做评议。一位是社科院日本所的研究员姚文毅研究员,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马俊威教授。你们二位先做评议。

  

  

  姚文毅:刚才听查教授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听了后我还是启发很大。我先谈谈自己的一个体会、看法。因为我一直是搞日本问题的研究的。而查教授在美国读的博士,在日本、美国两头跑,有国际视野,完全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他都涉及到了。我非常赞成他刚才提的,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最本质的东西还是如何面对日本,中日这样两个大国怎样很好的相处?我前一段在我们的讨论会上也讲到这个,中日之间经常讲的邻居关系,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邻居不好我们可以搬家,不在一起住。而国家没法搬动,日本没法搬,中国也没法搬。这样两个大国,两个这么大的民族怎样在一起相处,而且要处的好?处不好对大家都不利。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发生变化,日本也在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搞好中日关系,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如何相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回避不了的。

  

  我们先看日本是如何看中国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有一个咨询机构,智囊班子。关于日本未来外交如何搞,和世界国家如何相处,他们搞了一个咨询报告。当然只是一个报告,但也是为他们的国家精英提出的一些建议。其中对中国有一种观点是影响世界发展有三种因素,其中一种就是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世界公认的。再一个是美国的挤超大国化,比超级大国还厉害,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实力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一个地区集团都没法跟他对抗,他对世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直接影响也是影响世界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欧盟,欧洲的一体化。他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影响未来世界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就讲到中国的崛起。日本很重视中国的崛起,今天的中日关系也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总体力量还是比不上日本。但是现在中国在飞速向上发展,日本也在发展,但发展比较慢,差距越来越小。

  

  这是中国的变化,再看日本的变化。刚才查教授讲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现在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应该是现在日本的一个国家战略,日本的政党、国家精英之间已经形成了共识。所谓的普通国家化实质上就是要彻底摘下战败国的帽子,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还是受这个战争影响比较大。要彻底摆脱他,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个日本政治家叫久则一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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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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