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提尔曼•阿勒特著，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是一本篇幅很短的小书，但是，我想这位德国社会学学者的论题，中国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也会产生继续讨论的兴趣。

1933年7月13日纳粹取得政权后。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就成了官方公务场合的问候正式用语——“德意志的问候”，很快作为一种公民义务在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中普及，成为一种测定社会成员对纳粹政权认同程度的“地震仪”（16页）“Heil Hitler”的出现，是造神的结果，反过来又继续强化希特勒的神授权力的绝对权威。以后竟然颁布“反狡诈行为法”来强硬推行、普及这一“德意志问候”。当这种问候语“成为一个共同体神圣的外在表达时，反对这一问候语社会成员将会面临固有的社会秩序与现实的冲突，他们想要在现实内心习以为常的社会交往准则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然而当整个世俗领域都被神圣化，他们行为最终只具有一种私人使命的特征和价值色彩的时候，他们的失败是毋庸置疑的。”（98页）

传统的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打招呼的问候（如问候上帝“GrüβGott”），是通过彼岸的第三者上帝局对力量控制了相遇的双方的对等，削弱不安全和陌生的感觉，保障顺利地交际，由于对上帝的敬畏，双方有同一个共同体的归属。可是，“Heil Hitler”——对希特勒的祝福与那些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问候语根本的区别在于，希特勒是活着的神、是当今世俗社会人际交往的保护神、共同体的保护神，取代了上帝成了全知全能的神绝对的权威。

阿勒特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简略地追溯、回顾纳粹掌权前后德国社会问候语及其功能演变之后，通过 “Heil Hitler”问候语替代了所有原先社会交往的日常问候——作为公共仪式迅速制度化、全民化的过程，论证这一问候语的非当下性，强调其标志着德国社会传统道德准则彻底崩溃的特征。阿特勒这一对纳粹运动的微观研究，该书在强调当下性和道德性两个方面，明显继承了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的特色，即存在主义哲学基础和追究独裁体制下的责任伦理；而且，他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回答以下疑问：德国国民当时为何会普遍接受这一问候语，其他传统问候语为何都退出了公共和私人领域？也就是从一个问候语迅速风靡的历史缘由，来呼应阿伦特所谓2500年的包括传统道德准则在内的西欧传统文明在极权主义体制面前一夜之间能完全被颠覆的结论。阿勒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奇怪的问候为全民迅速接受的现象，“是因为在形成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有两种基本行为失去效用，克服不安全感的机制全面崩溃：人们对未来行动的展望或对当前行为衔接的设计总是在已知的过去基础上作出前景预测，只有在这样一个时间里，人们才会产生当下的认识。”（93页）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此时此刻的沉思、意志和判断。但是，纳粹体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独裁体制不能做简单的类比；另一方面它对未来描绘又是建立在神化的民族乌托邦和一个永远不会相遇的圣人的基础上，这种由虚幻构成的当下，正迎合了对魏玛民主体制失望和经济危机打击下广大民众。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当下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虽然在一个被神圣化了的当下，这问候语形成的人际关系与交往中人们相互信任却是非常脆弱的；这一问候虽然成为克服人际距离的手段，却又让人们保持距离。即使它成为唯一的公共问候语，人际不信任和相互告密成为一种普遍的灾难。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加剧民事交往规则的沦丧”。（90页）

在公共领域社会组织中教会出于以博爱精神为核心的宗教制度与纳粹格格不入，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教会都多少与纳粹发生过冲突，虽然少数人因为坚守宗教伦理，抵抗到底，但是德国的教会在包括“Heil Hitler”问候语问题上，或追随纳粹政权、或保持沉默，那是为什么呢？阿勒特说，基督教观念信仰，往往会把当下的考验推移到将来，着眼于未来某一时刻接受道德评判，甚至还期待可能出现的“额外奖励”。虽然有时行动的起点不在未来，而在过去，因为过去已经熟视无睹“也就丧失了自主建构行为的能力”。（103-104页）按照阿伦特说法放弃了自己的思考、意志和判断。

当这一问候语，侵入私人领域中——家庭时，因为对家庭之外社会空间的人际关系不信任，人们初了放弃自己的责任。幻想以集体行为替代个人责任，把道德准则规定交给一个有卡里斯马权威元首领导的、神圣化的世俗机构——纳粹政府。除此之外，就是“加强家庭世界封闭性，使之与周围共同体区分更清晰，以此达到与外部世界的隔离”，（115页）保持沉默，回避良心的自我对话和自责。

阿伦特在《关于道德哲学几个问题》一文[为《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2003）一书所收]中提到的战后人们回避极权体制下个人道德责任时最常见为自己追随体制、保持沉默的借口：或强调处于无法形容的恐怖之中、或强调几乎每个人都这样随大流的。然而，许多德国人最初却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下自觉接受这一“问候语”的，他们一夜之间葬送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葬送了伴随社会地位的道德信念。阿勒特的小书中也以具体的事例反驳回避道德责任的辩解。当时极少数有自己思考、判断力的人们，比如牧师保罗•施奈德、演员维尔纳•芬克、大学教师卡莱•施密特等，还是恪守了传统道德拒绝“Heil Hitler”问候语及其手势，虽然要冒危险，付出很大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不管道德良知是来自上帝的命令，还是来自理性的召唤，最终都得出自个人的内在的选择，所以尽管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有区别，那也只是个人应负的责任，与政治责任不一样，不是体制、组织所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