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上流传师东兵的文章，自称对胡耀邦同志进行过两次专访，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就此事的真实性，《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记者专门对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胡耀邦同志在团中央时期的秘书李汉平和高勇老师进行了专访。】
李汉平，湖北人，1933年生。从1953年开始，就是胡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负责胡耀邦同志的安全及外出和接见事务，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前后有几十年。在耀邦同志去世之后，仍然负责部分耀邦同志家庭的日常事务，与耀邦同志家庭有深厚感情。
高勇，1959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5日任胡耀邦同志秘书，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同耀邦同志一起住过牛棚，下过干校，也曾随同耀邦同志一起参加庐山会议等重要活动。耀邦同志辞世之后，高勇曾在耀邦同志家里协助接待群众吊唁，参加耀邦同志追悼会及安葬共青城事项。为耀邦同志的真挚朋友，与耀邦同志家庭也有深厚感情。
记者：李秘书，最近网上流传一篇师东兵先生写的关于耀邦同志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文章，我们想就这个问题跟您还有高勇老师一起聊一聊，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先从您最早和耀邦同志在一起工作开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又是什么时候离开了耀邦同志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李汉平：我从网站上看到了师东兵的这篇文章，看到以后非常气愤，他是什么时候见的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下来以后不怎么见人，师东兵怎么能见到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耀邦同志由于身体和心情的原因，主要就是休息，这个期间我们是不让他见人的，都是谢绝的。当然也有同志来看，都是一些领导人，这个我们也拦不住，那都是中央的、曾经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来看望，其他的一些人也要求来看望我都没让看。像师东兵这样的作者就根本不允许他来，你造谣的话一点逻辑性都没有，我就想谈这个。另外就是我在网站上看到一些关于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的评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是一种造谣。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经共事，当时毛主席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下面去，下放到下面去担任基层领导，那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能在下边做实际工作，更能体贴下面的民情，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期间华国锋同志是湘潭地委的第二书记，耀邦同志是湖南省委的副书记和湘潭地委的第一书记，这是一个临时的调整，为了便于耀邦同志做好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他们俩在这个期间不可能有什么矛盾，配合的很好，国锋同志对耀邦同志很尊敬，耀邦同志对国锋同志也很尊敬的，他们是没有矛盾的。再一个就是说国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毛主席把他作为接班人选上了，在当时讲的话，耀邦同志他们也是拥护的，华国锋同志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党中央的副主席，老干部是很欢迎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时的处境下，有这么一个老实人、一个很忠厚的人、又是跟自己一块儿战斗过的人上台执政，耀邦同志是很高兴的。
高勇：华国锋同志主持工作比“四人帮”那些人主持工作好多了嘛。
李汉平：这个耀邦同志是非常拥护的，我就想谈这个。我是1953年底，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那个时候耀邦同志算是我们中央最年青的干部。对于我来说，我当时一见到他，第一就是很高兴，第二是有点害怕，见这么大的官，思想上还是很紧张的，我去的时候第一句话给他叫了个“叔叔”，他说这个小家伙你打住啊，从今以后我们就在一块儿工作，以后你叫我耀邦。
记者：当时耀邦同志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啊？
李汉平：他当时是团中央书记。
记者：当时他是什么级别？
李汉平：当时他是正部级五级，应该说当时作为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他的级别是比较高的，我知道很多部长是七级、八级，他这个级别当时是很高的。
记者：他这个级别（五级）确实是挺高的。您当时1953年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候，您多大岁数？
李汉平：我大概就是二十岁还不到，十八岁多不到十九岁，我1933年生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情况，什么时候离开耀邦同志的？
李汉平：这样啊，我从1953年一直工作到大概是1962年，1962年高勇同志还在那里。那个时候因为我在耀邦同志那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耀邦同志很关心我，想让我换一个工作，然后就让我到机关去锻炼一下。实际上我当时文化也不高，到了机关行政处，就作一些后勤工作。这段时候我就不怎么在他身边了，但是实际上我还在他家住。耀邦同志这个期间很快就到湖南下放去锻炼，到湖南湘潭，中间换了秘书说不行，以后又换了两个还是不行。这个期间我一直在他家住，他的家里事还都是我管。后来耀邦同志被打倒以后，关在牛棚里，我还是照顾照顾老太太（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包括李昭同志那里，实际上我没有真正离开耀邦同志，就是不在他的身边工作。当时我的工作还是在团中央机关，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后来是怎么又回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了呢？就是后来我们到干校，我和耀邦同志在一个连队，在一个班，当时我是他的班长，他定的是走资派，我是他的班长。我们在干校一起劳动（在河南的信阳），李昭同志他们在另外的地方。高勇他们是知识分子，在另外的连队。团中央同志对耀邦同志是很关照的，把他安排在一连，一连就是团中央行政处的干部、行政处的工人，说实在的这些人对耀邦同志照顾的还是很好的，不像知识分子存在着今天斗你一下，明天恶心你一下，这些同志很好，在一块劳动、扛麻袋，生活照顾、人际关系都是很好的，在团中央“文化大革命”当中，正义的同志还是比较多，把他安排到这个地方，也是个保护，当时实际上我们就在一块了。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1975年他就到科学院去了。然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耀邦同志就又被打倒了，批“三株大毒草”嘛。耀邦同志这个时候就又在家里了，那个时候他的工资由团中央发，他的关系没有转走。情况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秘书长以后，大概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我记得就是大概一个月左右吧，耀邦同志把我叫过去，他说：“小李（他有时候叫我小李）这样吧，你还回来吧。”他叫我回去，我老伴当时也在，我老伴说：“耀邦同志，可不要回来了，好不容易脱了这个地方，老是这样一搞运动就牵连，一搞运动就牵连，还是别回来了。”耀邦同志说：“不会的，回来吧。”这样的话就回来了。为什么我现在是个军人呢，当时我回来是姚依林批的，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同志还跟我谈话了。他说：“耀邦同志叫你回来，回来以后你还是负责他的安全工作，作他的秘书，你的编制放在警卫局，批准参军嘛。”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一直工作到耀邦同志去世了，去世的那天早上，我才离开的老人。当然耀邦同志去世后，他家的事情我还是管的，到现在还管，包括李昭同志有什么事啊，李昭同志出去有什么开销，包括工作人员的一些安排呀，工作人员的报账都是在我这签字，当然这也是领导交代的。江泽民同志他们也讲，你对耀邦同志有感情，对李昭同志他们也很有感情，你还是管到底吧，别人他们也不熟，就这么延续下来的。实际上我也休息了，耀邦同志去世后，我当时就办了退休手续。后来江泽民来看李昭同志，对我说：“你对耀邦同志很有感情，对大姐他们也很有感情，你现在尽管已经退了，还要继续为大姐他们管起来，别人也不熟。”就这么延续下来的，虽然耀邦同志走了，我还继续管。
记者：耀邦同志生涯中最辉煌的这段时间您一直在他身边，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李汉平：我在首长身边时间很长，耀邦同志他没什么架子，他很平易近人，所以我们也就比较放松，有什么事情就说（他允许说话），他不允许说的话谁敢说啊，我们有什么事当面就跟他提，有时我有情况也当他面跟他反映。
高勇：耀邦同志有一个特点，他不希望身边的人老顺着他说。
李汉平：你最好提点不同意见。
高勇：他反对这个顺着说，他不爱听那些。
李汉平：……保留着这个主席，他当时还同意，在没有开会以前，华的主席还继续当着，后来不是开了一个六中全会嘛，华也不当主席了，耀邦同志是主席兼任总书记。
记者：当时耀邦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党内重要的干部全给当了，党校校长、组织部长、中宣部长、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党务这块他全都当了。
高勇：那段时间好像哪里都需要耀邦同志，而且他到哪，哪的局面就能很快打开。
记者：针对“两个凡是”的这个讨论，是不是也是实际上平反冤假错案平不下去了，需要理论上有所支持了，才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
李汉平：当时来讲的话，主席刚去世，继承主席的思想包括他的话是很正常的。但当时的情况，耀邦同志觉得要是按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必须来个拨乱反正。
高勇：就像耿飙讲的，要是这样的话，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当时从华国锋同志自身来讲，我认为他也意识到毛泽东同志有些东西不行要变，但是变，要怎么变，他当时是犯思索了，当时“四人帮”的势力还是挺大的。
李汉平：一个是“四人帮”的势力很大，一个是“左”的势力很大。
高勇：华国锋同志这事，有些人的意见有点不近情理。比如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你为什么还继续批邓。可是他马上就不批了这也不行嘛，全国不就乱了嘛。
李汉平：马上不批的话，群众也接受不了啊，像我们这些人的话，解放以后对毛主席很有感情啊。
记者：他是很矛盾，他说批邓但也说让邓出来恢复工作。
高勇：恢复工作，华国锋同志认为要水到渠成，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啊，毛泽东提的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职务都撤销了，现在马上出来行吗？那不光是“四人帮”的势力通不过，很多群众也通不过啊。
记者：所以，不光是华国锋一个人。
高勇：他们当然拥护“两个凡事”，毛主席定的东西你怎么能翻呢，还没有冲破对毛泽东的崇拜，还没有批判个人崇拜的气氛呢。所以耀邦同志讲“两个不管”。因为当时像毛主席定的东西那就是通不过，对不对？你不管，毛泽东定的你也去平反吗？
李汉平：张耀祠在会上质问耀邦同志，要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耀邦同志说，包括毛主席错了的东西，也要批，另外毛主席他老人家错误的东西他自己也平过反。
记者：大概“两个凡是”这时候需要理论突破，工作中遇到问题都要突破。
李汉平：因为我们现在改革老是说这个，真正难的东西还是改不下去，理论上没有突破。
高勇：毛主席在世的那套方针，历史上凡是毛主席定的东西不能动，这个事情遇到这个背景说风凉话就是不行了，太不实事求是了。
李汉平：这是碰到华国锋同志了，碰到耀邦同志当时也是这个问题。“四人帮”抓起来了，马上宣布邓小平出来，那是政变嘛。
高勇：“四人帮”抓起来以后，说华国锋当时为什么不赶紧解放干部。在当时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的。
记者：刚才您谈了一下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情况，就您了解的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是什么，您有什么印象？
李汉平：当时耀邦同志和中央部分同志他们要下放，在底下挂职，要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耀邦同志1962分到湖南，担任湖南书记处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当时国锋同志是湘潭的地委副书记。应该说耀邦同志在湘潭工作是两年吧，不到两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回来调到陕西去。应该说，耀邦同志在和国锋同志共事期间，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地方工作主要还是国锋同志在抓。他们相处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后来耀邦同志就调走了，调到西北去了，从陕西回来后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耀邦同志就被打倒了。在陕西的时候耀邦同志是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才被批的。陕西饿死人，上面还从陕西往外调粮，不同意往外调粮的干部被开除的、被抓的很多，当时耀邦同志给周总理打电话，说我来了以后，陕西逃荒的人很多，还有饿死一些人，陕西的粮食不能再调了。周总理说，那好，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停止调粮，你就别让调。当时这个情况就得罪了刘澜涛，刘澜涛是西北的第一书记，耀邦同志是第二书记兼陕西的代理书记（当时的书记病了），这样你不就是把刘澜涛给否了吗？刘澜涛在西北局开会批斗耀邦同志大概三十多天吧，（高勇：是101天。）耀邦同志病得很厉害，叶帅到陕西去出差，看到耀邦同志这个状况，说你回去吧，叶帅就把他拉回来了，拉回来就在北京养病，然后赶上“文化大革命”。
高勇：刘澜涛讲话确实没道理，后来我看过他的讲话。当时耀邦同志讲陕西要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什么也不能影响农业生产，要赶快把农业抓上去。具体点讲就是，在汉中、在陕西中部，一手抓棉花，一手抓粮食；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土特产；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总体上来说，刘澜涛的批判是强词夺理，他说：“一个人两只手，一个手抓粮食，一个手抓棉花，哪一个手抓阶级斗争？”这没有道理，耀邦同志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吧，并不是两只手，一手抓这个，一手抓那个，别的就抓不了嘛，完全是强词夺理。
李汉平：刘澜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被整了，被打倒了，耀邦同志担任中央领导以后，刘澜涛到耀邦同志那里做检讨，耀邦同志说这个事情我都忘了，第一个给刘澜涛安排工作。平反后，马上给他安排工作，耀邦同志的胸怀是宽广的。
李汉平：耀邦同志从湘潭回来后和国锋同志就没有见过面了，耀邦同志是走资派，国锋同志后来进了中央当主席，排名在“四人帮”以前，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锋同志当了副主席以后，带着家人来看过耀邦同志，当时是在富强胡同6号。
记者：当时华国锋同志是中央副主席？
高勇：副总理。
李汉平：耀邦同志不可能去看国锋同志，因为耀邦同志是走资派嘛。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胡扯八道的那样，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记者：华国锋同志六中全会离开了工作岗位，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在这之后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还有什么评价嘛，就您所知。比如华国锋同志的人品，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的这一段怎么评价？因为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在历史决议的起草中把1976到1978这两年视为徘徊的两年，但是最近中央对华国锋同志的生平评价中对这两年还是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这个情况有这个变化，据我们所知，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这两年的工作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性评价。
高勇：在《胡耀邦思想年谱》上讲到1980年11月19日的会议，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的分析提到这事。他还是比较肯定这个问题。
记者：耀邦同志在私下里有没有讲？
李汉平：在私下的话，你比如说到当时国锋同志下来，说实在的，就我们来讲，当时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这是主席选择的接班人，就我们老百姓、普通干部来讲，我们是非常拥护的，因为“四人帮”太坏了嘛，毛主席已经决定了接班人，这对我们党是千秋万代的事。另外我们从耀邦同志的言行当中可以得出，耀邦同志始终认为华国锋同志还是一个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在各方面还是共事得来的。耀邦同志说国锋同志有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他不应该接受伟大英明领袖的吹捧。耀邦同志觉得我们这个党，要废除终身制，要进行改革。他总觉得一个党不要人为的树立一个伟大的英明领袖，耀邦同志后来一直坚持主动退下去。他说领袖应该是一个集体、一个群体，甚至耀邦同志有时给我们讲，作为中央的话，领袖应该是一个群体，要发挥集体作用。
高勇：粉碎“四人帮”以后，个人崇拜造成了恶果，他体会非常深刻，他讲过多少次今后再也不能搞个人崇拜了。
李汉平：耀邦同志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时候，他说岁数大了不是品质，脑子会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再加上有些拍马屁的，就容易出错，这个话他都讲过。当时小平同志对耀邦同志说：“我们3个人都退，你半退”，耀邦同志说我也退，他很激动，他说：“小平他们老一辈同志带头退，真是中国的华盛顿。”这是他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一上车就给我讲的，老人家带头退真是中国的华盛顿啊！
记者：据说在1980年11月份的会议上，当时讨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耀邦同志在会上也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也讲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当时被定为错误的东西，对这个情况因为外界也有不同的意见，请您谈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高勇：这个我说两句啊。耀邦同志的讲话是1980年11月19日那天会上的讲话，他的发言很长，他主要说的是华国锋同志的问题，我觉得当时他把一些人对华国锋同志的攻击给否了。比如说，耀邦同志讲有人讲华国锋同志的能力差，他说我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的问题，能力有大小，我们谁都不能说自己能力绝对高或绝对低，不存在这个问题，能力有高有低，这是正常的，谁也不存在绝对行、绝对不行的问题。他还说，还有人讲华国锋同志工作上有失误，这个问题我们谁都可能有，谁都可能有失误，这个不能算是华国锋同志什么错误，我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是在哪呢？主要是他把自己跟党和群众关系摆得不正确，主要是接受别人对他的颂扬，接受别人称他是英明领袖，你自己没有制止，接受了心安理得，接受了人们的这个颂扬。刚才汉平讲我们党内有一些抬轿子吹喇叭的人，有人专门搞这个。
李汉平：我插一句啊，他讲的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国锋同志后来到外地去视察，你知道吗？甚至群众高呼万岁呀什么的，耀邦同志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处理好，后来国锋同志出去考察，到了山东、江苏，群众场面很大，喊万岁的都有了。
高勇：那是国锋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群众夹道欢迎，搞了那么一场。
李汉平：耀邦同志说万岁是一个封建的东西。
高勇：关于这些东西，党校有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华国锋同志过了好久才批，说以后不要这么搞了。
李汉平：就是说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当了主席，说主席万岁，他觉得讨嫌。但是当他当主席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要了，下面也帮了些倒忙，这个东西也就不好了，万岁就是个封建的东西。
记者：高老师，您的意思是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19日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主要还是围绕华国锋同志接受了或默许了对他的新的个人崇拜这个现象，就没有涉及到其他的问题？
高勇：没有。
李汉平：我也看过这个材料，并没有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人身攻击、批评。而是就这个摆正一些东西，注意什么东西，这个根源，主要是从这方面。
高勇：当时华国锋同志就是一个老实人，有些人对这个事看的还是很重的，当时团中央有一个书记，就说华国锋还是一个老实人嘛。但也有不同意见，当时分管团中央工作的一个领导在会上说：“华国锋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什么？他大不老实……”。耀邦同志讲这话以后，当时在团中央开的几中全会上，我记得南京的一个年轻的团中央委员的发言，他说我就佩服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别人老说人家能力低，工作失误啊，胡耀邦的讲话有分析。
李汉平：耀邦同志从来不给别人上纲。
高勇：能力低，谁能力高，谁又能绝对高呢？
李汉平：他可没说过华国锋同志能力低。
高勇：失误谁都有，谁都可能有失误，这算是什么问题呢？主要问题不在这，主要问题是对他的颂扬他接受了，甚至有时候还心安理得，你自己不制止。
记者：实际上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还是有远见的，其实这个问题目前在党内也没有真正解决好。
高勇：没有啊。
记者：党的领袖与党的领导集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三十年了还依然是个问题。
高勇：而且我觉得我们党有的老人呢，看到别人搞个人崇拜，他自己也要搞，他希望别人崇拜他。耀邦同志讲话里还提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华国锋同志的题词太多，什么都提。我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他给当时的《人民教育杂志》提了一个刊头，不光开庆祝会还要迎接。
李汉平：就像接红宝书一样。
记者：李秘书，我们现在基本了解了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关系以及对华国锋同志的基本评价，像刚才高老师讲的。最近网上流传师东兵关于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尖刻的评论，海外网上反应的很强烈，我们想就这个问题，您在耀邦身边工作期间，特别是耀邦1987年从领导工作岗位上下来以后，他有没有见过师东兵这样的人，您有没有印象？
李汉平：师东兵写的这本书我是听别人讲过，内容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最近在网站上我也看到了，说实在的我很气愤，如果他是一个文人的话，像这种造谣，我很气愤。我可以肯定的说，我没有见过他，耀邦同志在中央的工作，包括他出差，参加的活动都是我来安排，来一些什么人，除了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我不在场以外，其他什么人来我都在场，我没有见过这个人，耀邦同志就更不用说了。
记者：他在这个文章里讲，他是1988年春天两次去访问耀邦同志，1988年春天这个时候，耀邦同志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
李汉平：应该说耀邦同志下来后，他的心情并不是很好，没有出去以前他基本上在305医院住着，后来开了十三大以后（十三大以前他没有出去），才开始出去。
开完十三大以后，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提出来说出去转转。我们出去第一站是河北涿州、易县、唐县。他去这些地方是因为他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些地方打过仗，这是他很熟悉的地方，跟群众做一些调查研究，那个时候“中办”的几个同志也跟着去了。在河北省呆了大概有二十多天，然后李瑞环同志给我们打电话，请耀邦同志去天津休息，我们就到天津休息了，在天津休息了两个月，这是1987年下半年。
十三大以后，这个期间，我们除了中央要他回来开个会他来参加以外，我们就出去，因为耀邦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他也不想去参与很多，开会通知我跟他开会，会开完后就上外地去转去了，上外地休息去了，我们基本上也不在北京。包括他老人家去世时，是从广西回来的，来参加一个当时中央讨论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
高勇：人代会刚开完。
李汉平：后来参加这个会议以后住的院，这个期间，我是一直在他身边，师东兵说采访过他2次，这个造谣也太离奇了。
记者：您和这个人跟本没有见过？
李汉平：没有，没有见过他，而且说实在的，耀邦同志在文艺战线上、包括对这个闲谈呀、宣传呀、文艺呀、理论呀，他跟具体人谈的机会很少，就见了个巴金，其他的很多都是会上发表的一些意见，师东兵这个作者，不可能见到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见什么人，这些事都是我来安排的，不可能。
记者：那就是肯定没有见过？
李汉平：肯定没有见过。
记者：那师东兵说他这个关于耀邦同志的访谈，是自己编造的。
高勇：他编造的，他也不了解耀邦同志的特点，他编的这些话不像，了解耀邦同志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像。你比如说，耀邦同志没有那种特点，接待这么一个人一谈那么长时间，而且长时间长篇大论的发议论，还说你的书我看过了，好像还在吹捧他，不可能的事。
李汉平：他用耀邦同志的口气，吹捧他自己。耀邦同志他自己的工作风格、文字的表达，也不是这样的。
高勇：对。耀邦同志跟人谈话，他就是举例可以，像那样长篇大论的谈是没有的，就跟李锐谈的那次是最长的了。师东兵写的比李锐的长多了。
记者：哦，师东兵的书有数万字呢。
高勇：而且根本是不认识他的，他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情况。
李汉平：李锐原来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开十二大的时候也是人事组织班子的一员，他和耀邦同志谈得来。师东兵和李锐的情况不一样。
高勇：情况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
李汉平：耀邦同志根本不会长篇大论，而且文章风格、文字的表达形式都不是耀邦同志的。
高勇：像他这样的人，即使见到耀邦同志，说几句话还有可能，绝对不会长篇大论，耀邦同志跟我们也不会那样说话。
记者：李秘书，高秘书，这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耀邦同志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他跟华国锋同志有没有个人的联系和交往？
高勇：好像没有。
李汉平：没有交往。个人交往的话，说实在的，当时还不便于交往。
记者：不便于交往？
高勇：耀邦同志退下以后，他要见什么人，还得报告。
李汉平：对。
高勇：不是想看谁就看谁。
李汉平：不便于交往。
记者：哦。就是耀邦同志去世的时候……
李汉平：耀邦同志去世的时候，家里有个灵堂，应该是中央这些领导人，包括毛之后的这些领导人，一天就是上万人，水泄不通。华国锋同志到家来悼念，悼念完以后，就来看李昭同志，我就在华国锋同志的跟前，他说“唉呀，李昭同志！”他很有感情的说：“李昭同志呀，唉呀，我不知道耀邦同志有病呀，我来晚了”。他说，我来晚了。他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要知道他有心脏病的话，我就会早点来，跟他介绍介绍心脏病不可怕，主要是要注意什么……”因为耀邦同志没有心脏病，这个是个突发的。这是华国锋同志在耀邦同志去世以后，来悼念时跟李昭同志的谈话。当时我也在场。从他的悼念和对李昭同志的谈话可以看出，国锋同志对耀邦同志的去世，很沉痛。
记者：很沉痛。还回到原来那个问题，国锋同志1980年、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就是在华国锋同志下台这个问题上，耀邦同志在当时是什么态度？
李汉平：说实在的，就我们在耀邦同志身边长期工作的这些人的了解，耀邦同志在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还有在理论上拨乱反正，他这些针对的都是具体事情，并不是针对个人。
记者：并不是对个人。
李汉平：他是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他所认识到的，针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东西，他应该怎么样把思想端正到正确的东西上来，他是针对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要针对某一个人。大家弄清是非，团结起来，真理标准讨论是这样，组织推动的过程也是这样，就是要弄清一个是非。不是说他针对某一个人，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要认识的话，也要这样认识。没有拨乱反正，没有真理标准讨论，就没有我们今天。我们国家现在经济上这么发达，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真理标准讨论，澄清是非、落实政策，当时是空前的团结。他当时那样，并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比方说，后来耀邦同志当领导，我就知道耀邦同志推了好几次，从他内心讲，他并不想当领导，他想干点实际工作。这是他给我们讲的，他说愿意当个副手，我干点实际的东西。
高勇：耀邦同志当时搞这个真理标准讨论，是他从党校这边总结经验提出来的。
李汉平：他觉得有些事情，特别是在耀邦同志主持工作以后，比如平反冤假错案，还有以后的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一些新鲜事物，当时大家认识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深圳，天天有人在攻击耀邦同志，说你搞的这个深圳，现在是资本主义，这种情况都有。耀邦同志当时在深圳说过几句话，当时深圳的领导说：“耀邦同志，我们的工作现在没法干，还要开除我们的党籍，怎么干？”耀邦同志说：“现在不是还没开除党籍吗，这个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当时给他们讲了这么几句。包括这个平反冤假错案，纠正“两个凡是”，不是要针对华国锋同志，是针对我们党到底要走什么路来说的，要是还延续过去那一套，就没希望了。我们就是要总结经验，走出我们今天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大家如果还是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是对着华国锋同志，就理解错了，没有那个思想。主要还是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要再延续过去“左”的那些东西，真理标准讨论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要针对华国锋同志。
记者：不是要取华国锋同志而代之。
李汉平：不是。
高勇：当然不是这样，有些人用那种心理去猜度别人是不对的。真理标准讨论并不是要把华国锋同志攻下来，后来是因为要理论联系实际，才联系到“两个凡是”的。开始耀邦同志就是说，党校要研究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当时不是十次路线斗争吗，研究不能照搬本本，要联系实际来搞，是这么搞起来的。
李汉平：十年浩劫，还有“两个凡是”，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如果还是原来的套路，我们的党就没有希望了，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哪能有现在这个局面呢。真理标准讨论不是针对哪个人，更不是针对华国锋同志，是要弄清是非。
记者：实际上，耀邦同志工作最有成效的，对党的事业贡献最大的，还是在他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以前，还是在华国锋同志当主席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都是在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时期完成的。等到耀邦同志真正到了总书记的位置，反而有些地方……
高勇：后来耀邦同志搞改革开放，重心转了。改革开放之前，他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认识思想路线的问题，一个是谁来搞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的问题。耀邦同志讲过这个，在他讲的“中兴三策”里有个“冤案一理”。他当时想，谁来搞，得放出人来才能搞经济建议。师东兵，我原来不知道这个人，好多年以前，在地摊上买了两本书，一本《短暂的春秋》，一本《早逝的英华》，都是盗版本。也是在网上发现他的文章以后，我想再看一看，还没看完，就我看的部分，我想说点意见。我原来以为师东兵是个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书以后，感觉不知道他是哪类人，该怎么划分他。我首先肯定他不是个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都不敢相信，就像网上那个“大耳贼”的评论，我念念：“师东兵与胡耀邦、华国锋的访谈，都不可靠。”人家都看出来了。还有署名“马悲鸣”的文章说：“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有人说：“老马（就是马悲鸣）你大错特错了，居然连师东兵这样的人写的垃圾你也信。”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的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都会做出正确的反应。我看他引证别人的讲话的时候都没有具体时间、地点、旁证，都没有注明出处，没有一条注明出处是引自什么地方，他写胡耀邦、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引用这些人说的那些话都没有根据，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这可以一下就判断出来。因为他既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资格。还有师东兵写道，“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当选中央主席，那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这是他书的第9页说的，师东兵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
李汉平：连我都不知道。
高勇：他不了解李昭同志和耀邦同志卧室的情况，这俩人不在一个卧室。
李汉平：从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住，在办公室住，李昭同志在家住。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回家和李昭同志，和孩子们吃个饭。
高勇：而且耀邦同志回去以后他的卧室在客厅的东边，李昭同志的卧室在客厅西边。师东兵根本不了解这些生活习惯，他对耀邦同志的生活习惯，基本特点根本不知道，因此他完全是凭自己想象胡编乱造。这样呢，他的书里不可能不出现一些非常可笑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他书的第9页讲，“胡耀邦被关牛棚，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其实不是，是被打成反动学生，在学校被关押起来。联动是中学生组织，当时胡德平已经是大学生了。“刘湖、胡德华、李恒他们每天给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耀邦同志被关牛棚，我就跟他关在一块，耀邦同志被关的头几天，孩子们送了几次饭，后来很快就不允许家人送饭了，我们都是吃食堂的。
李汉平：他们被领着从牛棚去食堂吃饭。
高勇：排队去食堂吃饭。
李汉平：耀邦同志有时候比他们吃的好点，有时候炊事员、班长专门为耀邦同志打一点肉，放在底下盖着。
高勇：酱肉临时是可以买的。因为我们一般吃饭晚点儿，去了都没有什么好的。有人就愿意买点酱肉，买2毛钱的酱肉。所以，师东兵根本就不了解牛棚是怎么回事。还写李恒他们每天去送药、送饭，根本没这回事。
李汉平：在牛棚也不允许送饭。
高勇：对。送东西还检查呢。比如第15页上：“1957年5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来致祝辞。”师东兵不懂党的常识，向一个团中央大会致辞的人，中央定谁去谁就去，不是耀邦同志邀请谁来祝辞的，怎么是胡耀邦同志特别邀请邓小平同志呢，他根本不懂这些。
李汉平：这是中央安排的。
高勇：还有第17页、18页，写的蛮可笑的。他讲到：“1965年11月上旬，胡耀邦从上海的《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跟邓小平打了个电话，寻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不知道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胡耀邦又问，主席是否有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邓小平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毛主席这几年始终认为我国资产阶级残余势力还比较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比较多，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比较严重，他们同我们斗争，方法越来越阴险，越来越曲折隐蔽，只要我们稍不注意，稍有松懈，就不容易看出来，就有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这话根本就不可能。还有“……随时丧失我们的阵地，在这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的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先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不要过多参与学术纠纷。邓小平说好，你赶快回来，很好的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1960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地区赶回来了。”这个他弄错了，他写“胡耀邦回来以后亲自抓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一系列的会议，组织学习毛著，”这个地方他把好多事弄得乱七八糟，时间和事情都乱了，团中央学习毛主席著作是1958年、1959年的事，1962年2月份，就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根本不是耀邦同志在1960年2月下旬从西北地区赶回来亲自抓的，耀邦同志从西北局回来是1965年6月20号，而且当时是病了，回来是休养的，当时团中央会议是胡克实同志主持的，根本不是耀邦同志主持的。他怎么能从西北回来马上抓学“毛著”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还有第20页、第21页讲：“胡耀邦从西北回来以后，连续找了好多次，邓小平才通知他见一面。然后邓小平说：‘耀邦，这段很忙，中央的会议很紧张，有些情况我不便对你细讲，斗争很激烈，相当一批人可能要出事。’耀邦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李汉平：胡编。
高勇：还有，“邓小平说：‘听中央的，一定要听中央的，不要轻信小道消息。’耀邦说：‘小平，我听你的，过去你给我很大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刻骨铭心，不能忘记。现在你仍然在谆谆不倦的指导我、教育我，更使我终生受益。请你相信，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忠于你，决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这根本不是耀邦同志的性格，耀邦同志决不会讲这些肉麻话。然后又讲到：“6月15号，胡耀邦主持团中央书记处会议。”那会儿根本不是他主持团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晃动着拳头说根据党中央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我们团中央也要向北京市中学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这项工作由胡启立负责。”这完全是胡扯。团中央向中学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1966年的6月3号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胡克实同志布置的任务。这个事是胡克实同志负责的，根本不是胡启立同志负责。胡克实同志是……
李汉平：他是候补书记。
高勇：胡启立同志是候补书记。当时团中央成立一个工作团——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胡克实同志是团长。根本跟胡启立同志没关系，不是耀邦同志布置的任务，也不是耀邦同志定的向北京市中学派工作组，是中央定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定的，所以他这完全是瞎说的。
李汉平：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高勇：是他编的。还有第23页，“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写了检查和揭发。毛泽东看到胡耀邦的检查和揭发以后，随手丢到了一旁，对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说：‘说小不说大，净拣一些鸡毛蒜皮来批判，是胡耀邦揭发和检查的一大特色，其实他是避重就轻，他很懂得政治斗争的份量，是个聪明人。’”这根本是胡说八道，毛泽东根本没见过耀邦同志写的检查，而且毛泽东同志不可能说这种话，耀邦同志的检查材料根本不可能到毛泽东同志那去。当时分管团中央的是常委李富春同志，往李富春同志那送就了不起了，而且往那也没送，那谁也不看。耀邦同志就是每天闷头写检查，专案组看一看，军代表看一看，没有说送到毛泽东同志那儿去，而且毛泽东同志还说了这么多话，这完全是瞎说。没有这种事，他编的这些话太可笑了。书中还说：“邓小平问万里，你说，我们党不设党中央主席行不行。”其实不设党中央主席是耀邦同志建议的，耀邦同志是六中全会当上主席以后，又是书记处总书记，他说我不能既是主席又是总书记。他还建议说，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不要设主席了，以后就设总书记。这是耀邦同志建议的，不是小平同志为了控制耀邦同志，问万里同志的。师东兵完全是根据他的想象来编的，这个毫无根据。书中还写“万里差点笑出声来，认为果然邓小平点子多，这样一来，胡耀邦觉得他接的只是总书记的班，而不设中央主席，正好保持了权力平衡。”师东兵这么写就把邓小平和耀邦同志看成拉帮结派的这么一种人了。师东兵在36页里讲，“在筹备十二大的日子里，胡耀邦尝试着，尽量尽最大努力，把他熟悉的人拉进政治局或书记处里边。”他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这个人的特点，不知道耀邦同志的思想、品行和胸怀，编造也编不出个样子来。
高勇：书中称耀邦同志是胡主席，还有耀邦同志的秘书也称胡耀邦胡主席。根本不可能这样称呼他。因为耀邦同志的特点，都是叫耀邦或是耀邦同志，没有称他主席、胡主席的，身边的人根本不可能。还有这段非常可笑。这里讲耀邦同志和启立同志的一段话，“胡启立说你作为中央一把手，不把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放在首位，很难作的。胡耀邦说你说的对！这个我希望你给我当个好助手。过去我们在团中央的时候配合的多默契啊。今后更需要如此。胡启立笑了说，你放心我永远是你可靠的助手。在我的心目中你不仅是我的老首长，又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我会为你肝脑涂地，竭尽全力。”编造胡启立表忠心。师东兵就不了解胡耀邦同志和胡启立同志有什么特点。还有47页说耀邦同志吃饭。他说“胡耀邦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用餐，当全家都在餐桌旁时，胡耀邦嘴里慢嚼细咽，心思考虑党政军的各种大事。”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耀邦同志吃饭是稀里哗啦的，吃完就走，都不是这个特点。师东兵都编不成、编不圆。第64页他讲耀邦同志讲华国锋同志不能进政治局，这里边提到，“罗瑞卿说，要不要让华国锋进政治局，逼着耀邦表态。耀邦说，你让我表态，我个人看法是华国锋同志无论如何不能进政治局。”昨天汉平就说这是编造的。另外师东兵说“耀邦同志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大错误，一个是在57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团中央、共青团一些很有作为的年轻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感到不安，见了他们我内疚，脸发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这是一条；第二条是，59年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我也很积极，说了很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李汉平：在庐山会议上，我们俩都去了。耀邦同志根本就没有发言，回来以后还去看彭德怀同志，是这样。
高勇：耀邦同志在庐山会议上不表态不行啊，他就在小组会表态发言，都是一般的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啊，拥护主席路线啊，这方面的东西。他对彭德怀没有揭发批判。这个简报呢，会议组的人给他整得他不太满意，有天晚上他叫我去，他说咱们两个再重新整一整。这我才知道，除了在小组会表态性的发言，其他的没有发表意见。所以他们说耀邦同志讲自己的第二个大错误是批判彭德怀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根本没有这个事。而且后来耀邦同志讲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有两年不大理我，让我坐了冷板凳。实际上他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他不满意。毛泽东同志是什么人，把他们招去开个庐山会议，他整天听汇报看简报，谁的什么表态他不知道？
李汉平：师东兵从哪里听来的，他又没有参加，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娃娃呢。
高勇：而且在这一段上我是最权威的，后来他（李汉平）先走了，就我在那。
李汉平：我看气氛很重，我就回家了。
高勇：另外打右派这个事，当时耀邦同志不在，他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呢，团中央打右派是另外一个书记主持工作的。
李汉平：是常务书记。
高勇：嗯，常务书记。当然这个事也不能完全怪他，中央当时整个的一个反右部署在那儿呢，包括分配比例啊什么的。所以，像这个我们都是亲自经历过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还有写“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以后，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他亲自组织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整顿《中国青年报》，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作家和一大批青年记者打成右派。”林希翎就不是团中央的人，他是人大的学生。右派也是人大划的，不是耀邦同志给划的。刘绍棠当时也是……
李汉平：刘绍棠被打成右派以后没有人要。
高勇：刘绍棠是这样一种情况，刘绍棠也是在他学校被打成的右派，打成右派以后因为《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他的作品，也批判过他。后来他分配不了了，没人要，挂到《中国青年报》去了。就算《中国青年报》的人，就这么个关系。
李汉平：耀邦同志点的头。
记者：那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耀邦同志保护他。
高勇：是啊。
李汉平：给他有口饭吃嘛，保护起来。
高勇：没地方要了，他也不沾团中央的边，就把他挂在《中国青年报》了。而且给他安排个劳动活。这怎么是被耀邦同志亲自打的右派呢？这个我们当时都在。然后还说胡耀邦在反右高潮中怎么领导反右的。实际上耀邦同志在反右高潮之际，7月16日作为中国青年和学生联欢节代表团团长，被中央派到莫斯科去了，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和学生代表联欢节。然后说：“胡耀邦在国外的时候，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等人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未被追究。”其实，胡启立同志当时没问题。
李汉平：胡启立同志当时还是团中央一个科级干部，学联主席就是名义上较高的职务，实际上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高勇：当时团中央的业务部门，部下面的科相当于处，等于是个处级干部。他当时也就是名誉高，但在团中央也就是处级干部。当时胡启立同志也没有右派言论，怎么是被邓小平同志保护的呢。《中国青年报》也不是邓小平同志保护的，是耀邦同志保护的，那是对张黎群的保护。耀邦同志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右派基本上都定案了，还有几个没定，没定的耀邦同志就想办法去保护。张黎群在新闻界有个发言，张黎群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他说我这个报纸就是党的一个翻版书、留声机和传声筒。这个话比较尖锐，他的发言台湾的报纸第二天就登了，所以批判他是在新闻界向党进攻发了第一枪，这个很重的。当时他还没定下右派，耀邦同志就想办法保护他。给邓小平同志汇报的时候，邓小平同志问耀邦同志，张黎群为什么这么说？耀邦同志说：“唉，他是书呆子说俏皮话，这是个糊涂人。”邓小平同志说：“哦，是个糊涂人，总编就不要当了。”这样就把总编给撤了，团中央常委撤了，但是没戴右派帽子。就这么保下来的。所以师东兵简直是胡说，太胡说了。还有他说耀邦同志奉承邓小平同志的话，都是胡说。
李汉平：不过对邓小平同志说实在的，因为耀邦同志解放以后长期在四川，后来小平同志在中央还直接管团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也是很开放的。所以耀邦同志还是很崇敬小平同志的。在好多时候，在思想等各方面还是很尊重的。
高勇：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是很尊重的。但是像这种话：“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你好！身体还好吗？’邓小平说：‘很好。我的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比在江西流放的时候身体还好，你说奇怪不奇怪？’胡耀邦说：‘不奇怪，吉人自有天相嘛，你老人家的健康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福分嘛。’邓小平也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不一定，有一些人恨不得我早点死呢，早点去见阎王爷呢，在他们眼里我是他们的绊脚石啊。’胡耀邦说：‘但是绝大多数同志还是认为你是全党的主心骨和真正的后盾。有您给我们撑腰，我们胆气才壮。’”耀邦同志历来反对这种话。“文化大革命”以后团中央开的第一次团代会，即团十大，耀邦同志在接见团代表的时候，就给他们讲，你们回去以后传达，不要说那些话，什么中央谁接见我们了，这是我们的最大幸福，不要说幸福啊什么什么的。耀邦同志怎么会跟邓小平同志这么说呢，不可能。师东兵说，耀邦同志在犯病的时候，在怀仁堂医生抢救的过程他好像都在场。他401页这么讲：“打过电话以后，中南海的医生来了，医生就拿出了两粒药，要给耀邦吃，赵紫阳上来说，等一等!拿过来看，先看这药什么牌子，它的商标，就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然后说：‘可以，给他吃。’”
李汉平：这个纯粹是胡编造谣！耀邦同志发病以后，人家就出来叫人，说首长生病了。我就赶紧进去了。前段就是耀邦同志说我有点不舒服我要走了。赵紫阳同志说：“我看你脸色不好，你赶紧休息去吧。”这个时候秦基伟说：“耀邦同志不能动，秦基伟就把他按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江泽民同志说：“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我身上有硝酸甘油。”江泽民同志把硝酸甘油放到耀邦同志嘴里含着了。实际上在含硝酸甘油的过程中，北京医院的几位大夫、专家，大概半个钟头都赶到了。咱们警卫局的警车都出去了，把专家都接过来了。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根本就不像他说的，他胡扯八道的。他也没有资格到这个场面。所以我说群众绝对不要听野史，这个坏事儿！这个药江泽民同志跟我讲，他说：“我当时也没有心脏病，是我们市一个副市长突然一下心脏病去世了，后来市里的保健部门就给我们一人装了一个保健盒。”
高勇：他说，“吃了硝酸甘油以后，过了一会儿又晕过去了。然后医生护士还有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把耀邦同志抬到救护车上去了。”抢救心脏病人怎么能这样呢。
李汉平：当时就地抢救，一直抢救到下午四点半钟的样子，就比较稳定了。政治局会议就挪到另外的地方去开会了。四点半钟，比较稳定了才用救护车送到北京医院。而且那个时候像师东兵这样的人，别说他这样的了，就是部长他也进不去啊，是政治局开会啊。除了像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他怎么能进去呢。
李汉平：他这完全是胡编。如果说他不是为了什么目的的话，至少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出名。我说，不能这样干啊。
高勇：书中写到耀邦同志被解放的事，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劳动的农场大门停住了。两位军人和一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你已经被解放了。’”这是胡说八道。耀邦解放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牛棚住，是1968年10月12号的晚上，根本不是什么林彪摔死两年以后的事。而且我们农场也没有大门，哪有什么解放军开着吉普车来接。有两个解放军去了，就是耀邦同志走那天，1968年10月12号晚上，因为我们都住那，我们都看见了，叫他走了。干嘛去了呢，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开除刘少奇同志的那个会。那时候就是因为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被打成特务的、里通外国的叛徒，达到71％，这些人不能出席会议。要开会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临时把耀邦同志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李志民和范文澜同志，这两个都是候补中委。当时八届中委一共是97个人，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个人，开会之前先把候补中委补上来，补上来以后才勉强凑了40个人，刚刚超过半数，这才合法了。当时扩大会，加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方面负责人，一共是74个，占会议总数133个人的55.6％，扩大人员占了一半多，一半以上。中委呢，刚凑够40个人。这时候才把耀邦同志解放出来了。根本不是他说的林彪摔死两年以后，到干校农场把他解放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师东兵这个人既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也不是一个负责的作家，你说是故事大王也蹩脚。而且在他笔下对中央领导包括华国锋同志在内，别看他好像是为华国锋同志打抱不平，实际上他对华国锋同志也是贬的，包括这些人的话，他都把他们看成是一帮阴谋家野心家，整天在那争权夺利不干正事。你看他书里，没写他们干什么正事，没有。他编的华国锋同志骂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的那些话，华国锋同志也决不是那种人，能说出那种低级话，我觉得也是对华国锋同志的一种贬低。决不能上这种人的当。我准备另写文章把具体事说一下，特别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亲历过的，他编得根本没有影子，连捕风捉影都不是，完全都是靠自己的想象。
李汉平：说实话，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老革命家，包括现在的，都是一些政治家。他把这些人说得都好像是地痞流氓，低级的结党营私，把这些政治家写成这个样，我觉得对这种人不仅仅是要驳他，他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高勇：比如说他说的那些，好像是挺生动。说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他们当选以后，耀邦同志轻轻杵了赵紫阳同志一下，说“老赵呀，这回就看咱们俩的了。”怎么能说这个话吗？而且耀邦同志称呼赵紫阳从来都是紫阳同志，也没有说老赵呀。
记者：就是说，他的东西实际上是个演绎故事，他不是纪实。
李汉平：领导之间尽管他有不同意见，但不像师东兵描写的是这样低级下流的人物。这实在是损害我们党的形象，损害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
高勇：他这个迷惑人啊，不知道的话好像这个就是真的。他那个《短暂的春秋》十年前我就听到了，有一些朋友他们也看了，我告诉他们那个书你不能当历史看，不能当事实看，都是胡编，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知道。
李汉平：我们成天扫黄打非，像这个东西就没扫上。
记者：这个应该属于扫黄打非的范围内。
李汉平：这个都是非法的。就是为了捞钱。为了出他的臭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