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对当地政府的形象还是官场的影响都是极为不利的，但要挽回影响就要吸取教训，对官员加强管理和教育，现在这方面如何进展没有听说，却总是在邓玉娇“故意杀人”和“精神病”上大做文章。
湖北巴东县公安局18日通报了5·10案件的细节和处置情况。通报说，侦技人员发现邓玉娇随身携带治疗抑郁症药物，已决定将邓送往医疗机构检查鉴定。通报称公安局已经以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是否自首须经法院认定。(5月19日《广州日报》)
事情越来越蹊跷了。
原先报道时，邓玉娇属于自首行为，现在改为是否自首须经法院认定；一开始发现了邓玉娇携带有治疗抑郁症药品，现在不仅认定，还把其送到了医院治疗；原来邓贵大等人提出“特殊服务”，现在改为“异性洗浴服务”；原来邓贵大等人将邓玉娇按在沙发上，并用钞票抽打邓玉娇的头，现在变成了口角，只是将其“推坐”在沙发上，还有了第三方在场劝解；原来邓玉娇拿刀刺了邓贵大，现在变成了故意杀人。
在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事情发生后，有两种迹象让人感觉很蹊跷。一种是千方百计寻找邓玉娇“故意杀人”的证据，另一种又极力让邓玉娇患上“精神病”，也就是为邓玉娇开脱。这两种迹象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都是为了维护包括死者和伤者在内的三名政府机关干部的“尊严”。因为找出邓玉娇“故意杀人”的证据，就说明死者和伤者多少有“含冤”的成分，而邓玉娇如果真是“精神病”，死者和伤者的“含冤”成分就更高了。“精神病”杀人可以减轻刑事责任，但同样杀人也可以不需要理由，邓贵大如果死在精神病人之手，他不仅能为自己争得几分“尊严”，更能为当地的官场形象增添几分“光彩”，至于那种“特殊服务”就可以忽略不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邓玉娇的“精神病”也是当地官场形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我看来，三名政府机关的干部到休闲中心，见面就让人为其“特殊服务”，这不仅是官员生活作风的堕落，更是对一个女性莫大的侮辱，而接下来两次把邓玉娇按在沙发上，并用钞票打头，更是一种霸道野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邓玉娇不甘屈辱，奋起反抗，非常正常，她的杀人也是正当的防卫和反抗，后果可能出乎她的意料，但这和“故意杀人”有天壤之别，因为她的“故意”是建立在自卫和反抗的基础上，也是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至于在防卫中要了邓贵大的命，也是邓玉娇无意识的结果，怎能谈得上“故意杀人”。当然，这还需要法院的认定，不管怎样，邓玉娇的行为与“故意杀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巴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对当地政府的形象还是官场的影响都是极为不利的，但要挽回影响就要吸取教训，对官员加强管理和教育，现在这方面如何进展没有听说，却总是在邓玉娇“故意杀人”和“精神病”上大做文章。事件发生后，邓玉娇就被送进了恩施州优抚医院进行检查鉴定。被送到该院后，院方采取了“约束性保护”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
我们传统上讲“死者为大”，为了让死者“为大”，更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就想尽办法从杀人者身上找到理由，给邓玉娇定个“故意杀人”或“精神病”，难道这样官场的面子就好看了？总想从邓玉娇身上找到维护当地政府形象的“证据”，不仅维护不了自己的形象，挽回不了不利的影响，更有损于政府的公信力。如果邓玉娇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巴东今后更难以平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