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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法国式道路及其现代转型

更新时间:2009-05-12 17:50:02
作者: 张新光  

  2公顷以下的小农户由135736个减少到117968个,经营土地面积仅占全部耕地的12%,致使许多英国人不理解“农民”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含义[19](p98-147)。根据1862年的法国土地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780万个土地占有者中1~10公顷的小农户占46.5%,不足1公顷的极小农户占38.5%,其中有360万个小农户无力交纳税款。到了1882年,法国农业中80%的农户直接耕种土地,其经营面积占全国土地的60%,而只有12%的农场主采用租佃制经营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和小块土地所有者经营混杂并存、参差不齐的局面[22](p244-247)。这说明了,“‘法国式道路’拥有着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煞费苦心用以同法国进行不适当的比较的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农业资本主义的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23](p236)

  我国经济史学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当作农业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全部。不少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小农民阶层,是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执政府帮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拿破仑法典》再度巩固了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并把封建残余势力的旧贵族地产碾碎,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格局。这种仓促从事急于求成或怀有不适当的先入之见的历史学家们陷入了“二律背反”的认识误区,即一方面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达到的,“1789年8月4日,攻取巴士底狱后过了3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24](p396);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大革命使农民获得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以及小块地耕作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农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他们除了那一小块土地,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2](p128-129)“于是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些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5](p677)这样就把19世纪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微妙的和模棱两可难以确认的时期——“它崇尚自由但又保持官僚政治干涉主义的传统;它提倡工业但又是在小单位生产的局限中追求和部分实行工业化;它主张中央集权但又是在地方工业上取得奇迹般的成功;它是旨在发展生产的但又是法国森林的保护者;它是提倡科学的但又是经验主义地利用实际的技术知识。……就整体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破产。”[12](p1-2)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经济性质认识模糊,可以说是只摘取某些因素把它们放大而见不到法国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和欧洲环境下的全面复杂性。此外,就1789~1815年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通过出售国有土地而完成的土地所有权的激烈变革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赎回土地的具体情况而言,法国官方至今也没有对外公布全面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英国现代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甚至认为:“它可能永远也不存在进行彻底考察的材料。”[13](p18)正因为这样,“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26](p354)或者高呼:“法国革命死了,法国革命万岁!”[16](p401)等等如此之类的空洞政治口号。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近代法国长期存在大量小农经济的解释,并没有纠缠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赋予农民虚幻的土地财产权这些停留在法律层面的东西,而是把关注焦点放在揭示法国历史发展全部进程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这种联系自然的和必然的逻辑演化趋势和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7](p153)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因此,“法国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本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25](p679-680)可见,“法国农民名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为维持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16](p405)特别是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得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25](p680-681)根据1840年的法国统计资料,全部农业产值为52.37亿法郎,除去耕作费用35.52亿法郎,余下的收入是16.85亿法郎,再从这个数额中扣去5.5亿法郎用来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交纳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等,剩下的收入只有1/3(即5.78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16](p455-456)。这样,“法国农民就以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16](p455)到了19世纪60年代,有74%的小农户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有92%的极小农户占地面积不到1公顷,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农民手里的土地就只剩下1/4了[28]。而到了1890年,法国农民以土地作抵押的债务已达到80亿法郎,1898年增至110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人口以土地作抵押的债务在358法郎以上。进入20世纪初期,法国只有4%的农民不负债,“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曾让农民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现在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25](p683)1914年,法国农民高利贷债务额已达到200亿法郎,比1840年增加了1.6倍 [28]。总之,“法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护小农的土地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9](p491)也正是由于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导致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穴居人,大约有1600万农民居住在洞穴中,除了官方统计的400万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25](p68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此时,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面临着灭亡。”[9](p485)法国金融垄断资本家在经营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缺乏利润刺激的情况下,把国内大量的资本转向国外殖民地投资以攫取暴利,结果使法国小农经济的改造由于缺乏资本支持而延缓下来。1899年,法国殖民地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国土面积),殖民人口为5640万人[29](p368)。1910年,法国国内投资额仅为7.79亿法郎,而在国外投资总金额高达30.98亿法郎(1914年猛增至600亿法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资本输出大国。在1909~1913年间,法国从高利贷利息收入中获取高额利润平均每年达到17.05亿法郎至18.5亿法郎之多[29](p427-428)。正如列宁指出:“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30](p428)所以,19世纪的法国农业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农业设备大体上是最原始的结构,木犁仍在使用,作物种植和收获方式与先前几世纪几乎相似,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停顿、落后和原始的状态。法国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在1825年是 650多万个,而到40年代末则增加为 780万个,这些土地所有者共占有1200万个极小的地块。1870年的小块土地数目更是达到1400万个之多,平均每个农户占有土地面积都普遍很小。比如在1862年,法国1公顷以上的320万农户中,占地1~10公顷的小农户有244万个;到了1882年,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更高达全国农户总数的80%以上,其中不足1公顷的最小农户占40%。在1862~1892年间,法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规模由12.5公顷减少到11公顷,占地不足5公顷的小农户有400万个,小农经营不仅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据莱维·勒博耶的计算,在1815~1840年间,法国农业生产率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递增,在1840~1865年间为2.62%,在1865~1900年间仅为0.26%。法国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平均比英国低38%,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39%[12](p104-118)。总的来说,对于近代法国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及其原因的认识,“必须遵循马克思理论之精神来研究,只是回答小生产在农业中是否有前途的问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农村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所起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又是怎样掌握的;资本在农村中是否产生过一种变革,是否捣坏旧的生产形态,是否引出新的生产形态,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1](p5)

  

  二、当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途径及其特征

  

  法国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不仅“剪断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翅膀”,而且严重地阻碍和拖延了传统农业国转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进程。进入20世纪初期(1905~1909年间),法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仍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为880万人。与西方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要晚一些。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法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被德国和美国远远超过,其经济地位从世界的第2位下降到世界的第4位。因此,“法国典型的农场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小人物,与普通的农民耕作者没有什么区别。”[13](p336)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比重(1851年为50.2%),德国在19世纪末期(1900年为54.4%)、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1920年为51.2%)也初步实现了城市化,而法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达到这一水平(1931年为51.2%)[12](p20)。1955年,法国农用土地仍具有明显的“两小”特点:即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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