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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菲尔德及其《纽约民法典草案》——一个半世纪后再论法典编纂之是非(下)

更新时间:2009-04-30 17:50:15
作者: 徐国栋  

  但在客体是权利这一点上与无体物一致是非常安全的。在美国的法学院,多数教授拥有的教席具有自己的名字,例如,我认识的路易斯安那土伦法学院的民法大家意亚那布勒斯(A.N.Yianno poulos) 先生是Eason2Weinmann 教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第236条提供了答案:“可以将财产转让或遗赠给本州内的任何大学法人或其他文化机构法人,由它们以信托方式为下列目的持有这些财产: ……2.设立并维持教授职位……”。看来,是两个分别叫Eason 和Weinmann 的人以自己的财产设立了意亚那布勒斯拥有的教席。他们实施的是一种公益性信托,正是依赖这种信托,美国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才会有同样的制度呢?

  孟勤国教授曾有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性质为何物权法不能回答之感叹[23],这个问题对于《纽约民法典草案》不存在,其第150条把收取通行费的权利界定为非附着于土地的役权。这一条文可以作为《纽约民法典草案》的实用性的证明。在电子邮件流行之前,书信是人们平常的交流方式。

  然而人们很少想到传递中的书信的所有权问题。《纽约民法典草案》第375条告诉我们,书信归收信人所有,但他不得违背作者的意愿把它们公开。该条的第一句似乎讲的是书信的载体的归属问题,第二句似乎讲的是体现在书信中的著作权的效力问题。该条可能体现的是美国人对书信归属的一般观念,不然杰佛逊为何要发明一种抄写机以便为自己写的每封信保留一个复本呢? 把这样的条文规定在我们正在制定的物权法中,也可以预防许多纠纷呢!

  前文已述,《纽约民法典草案》的法人法在其财产法中,而且菲尔德因为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其家族成员的条文而饱受非议。这样的争议规定可能属于第338条(关于营业性法人) 的一些项。其第1款第6项规定,15人以上,就可为经营纽约城的码头或公交线路之目的设立营业性法人。本项无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但还有最低发起人数的要求,不太明显地有利于菲尔德的塞鲁斯老弟;同款第8项规定,任何数目的人,都可为经营电报业务目的设立营业性法人。该项连最低发起人数的限制都不要,更有利于菲尔德的海底电报的发明人老弟了。

  根据授权的法律,菲尔德为帅的法典编纂委员会主要负责对既有的普通法和制定法进行整理,其次可在小范围内对上述渊源进行修正,这样的修正权运用得并不多,但在财产法中却有一次菲尔德经常津津乐道的运用:同化了不动产和动产的地位,使土地可以摆脱封建法的遗迹自由转让[24]。

  第三编的编名表明美国人也可以接受债的概念。不过,第532条把大陆法系的给、做、供三种债大刀阔斧地缩减为只包括为之债;第533条把大陆法系的四大债的发生依据(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缩减为两大依据:合同和法律的规定。何谓法律规定之债? 菲尔德用三个条文(第624条—第626条) 回答了这一问题。第624条和第626条规定了侵权行为之债;第625条规定了不当得利之债(用的是“因错误给付之物的返还”的表达) 。且不说《纽约民法典草案》对上述两种非合同之债的规定过于简单,更要命的是它完全遗漏了列举无因管理作为债的发生依据。这一制度在债编的“无雇佣关系的服务”的章名下得到了规定,第869条规定的“自愿干预财产管理”实际上是无因管理。第870条规定了“船难救助”,此等救助被理解为无因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总之,菲尔德在债编留下了过简和遗漏的遗憾,造成的结果是,虽然接受了债的概念,但第三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合同法。在大陆法系民法典中属于债的一般的规定,在该编中都转化为关于合同的一般的规定。这样也好,因为所谓债的一般理论实际上都是合同的一般理论。

  正如孟勤国教授所说的,担保“物权”不是物权[25],因此,传统上的全部担保物权,诸如质押、抵押、留置(lien) ,都来到了债法中作为各种类型的合同得到规定。不过,这里的“抵押”(Mortgage) 不同于其大陆法系上的同名物。首先,它不限于以不动产为客体,动产也可作为抵押客体(第1434条、第1442条) ,而大陆法系的抵押只以不动产为客体;其次,这种抵押的客体的所有权要发生转移,而大陆法系的抵押不仅不转移抵押物的所有权,甚至连其占有都不移转。由于这些不同,把Mortgage 翻译成“抵押”还是“按揭”,是一个在译者和我之间曾发生争论的问题,读者们不要在这里的“抵押”与大陆法系的“抵押”划等号就是了。本编中的“留置”也与大陆法系中的同名物不同,它的范围非常宽,“ 是以特定的财产清偿一项债权,或在此等债权受偿前留置特定财产的权利”(第1453条) ,抵押和判决都属于其范围, 不过另外规定而已(第1454条、第1455条) 。由于这种“留置”与大陆法系意义上的狭隘的留置含义极为不同,我们把它译为“优先权”。在这一名目下,菲尔德也未忘记为自己牟取利益,以第1471条专门规定了律师的优先权,保障律师的报酬请求权得到满足。自由职业者有那么多种类型,他不规定任何其他类型,只规定自己的类型,反映了立法者自谋其利的自发倾向。

  本编中的所谓“补偿”(Indemnity) 合同是一种无论如何也在大陆法系民法典中找不到对应物的制度,它是“一方保证另一方免于承担任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合同”(第1352条) 。一方面,它包括“补偿人”对被补偿人过去已有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协议,另一方面,它又包括罗马法中就规定了的出庭保证和执行法院决定保证。前者似乎可以理解为责任保险,然而对后者又不可这样理解,因此,找到一个能同时涵盖这两种情形的译法是一个本译本未完成的工作,指望后来者了。

  在债法中,菲尔德对保险法、票据法做了大量规定(对前者花一个题的篇幅分章规定了普通保险和海上保险,对后者花一个题的篇幅分章规定了汇票、支票、本票、支票与银行汇单、银行票据和存款单) ,加上他在财产法部分在“船舶”的章名下对海商法做出的大量规定,可认为他制定的是一部民商合一的民法典。

  发现遗失物通常被认为是取得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因此在物权法中得到规定,但在《纽约民法典草案》中,这一主题被放在债法中的“寄托”中规定,明示了发现遗失物并非取得所有权的方式,不过课加发现人在找到失物人前保管此等物之义务的立法者立场(第749条) 。这种安排的人性设定显然高于另一种安排的。

  人们通常把运送的客体限于人和物两类,菲尔德扩张到三类,增加了消息的运送(第909条) ,这样,所有的邮政业务都由运送合同调整了。这是一个幽默的,但不失符合事理之性质的安排。

  在第四编“一般规定”中,菲尔德安排了“法律格言”的分编吸收34条拉丁法谚,它们大都来自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50卷第17题“关于古法的各种规则”,由此公示出民法典草案的作者承受的罗马法的影响。有人说,菲尔德是美国的边沁[26],我要说,菲尔德是美国的优士丁尼,两人在把一切都纳入法网的雄心上以及在完成这一巨大功业所要求的工作狂精神上旗鼓相当。

  最后要说的是《纽约民法典草案》在技术上的一些风格:其一,几乎每个条文都有注释,功能在于说明此条的或判例、或制定法、或国内、或国外的来源,由此使《纽约民法典草案》与1864年《巴西民法典草案》和1875年《阿根廷民法典》相并列的带注释的民法典。三者差不多同时代,那似乎是一个立法者喜欢为自己起草的条文做注的时代。其二,不仅每条有条名概括本条主题,而且许多款有自己的款名承担更小范围的同样功能,这是我见过的任何其他民法典不曾采用的立法技术,值得推广。其三,有些主题做了两者择一的规定,如菲尔德提供了两个第1294条,何去何从,留给议会最终决定,这样的安排彰显了本书的草案性质。也出于这一性质,本书存在一些错漏,甚至一些印刷错漏,如在第1336条中把Excuse 误写为Exercise, 我在本书的注释中已一一指出它们。

  总之,菲尔德民法典中不乏一些十分先进的规定(这种先进性得到承认的程度远远不够) ,同时包含许多具有浓郁的英美法特色的规定(这是它整理普通法的属性的一个证明) ,当然也包括一些体现其个人或行业利益的规定。这是一个混杂的研究对象,人们可以在其中找出大智大慧来,也不难从中找出大奸大恶来。如果戴上有色眼睛,后一种寻找更加容易。

  

  三、《纽约民法典草案》的影响、评价及美国的新型法典编纂运动

  

  《纽约民法典草案》的命运可以“墙内开花墙外香”来形容,尽管在其原产地纽约州夭折,在一些外州却被采用。首先是达科达。1866年1 月12 日,在《纽约民法典草案》还在纽约处于走立法程序的期间,1861年取得准州( Territory) 地位的达科达就几乎逐字采用了《菲尔德民法典》(改变只是把蓝本中的“州”的用语改成“准州”) ,成为第一个采用它的法域,这导致菲尔德用其法典被外州采用的情况来说服纽约州议会通过他的法典[27]。但从1875年到1877年,达科达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民法典进行彻底修订,主要是吸收《加利福尼亚民法典》的有用内容,但未改变纽约版的菲尔德民法典中关于法典与普通法关系的条文[28]。从此,达科达从直接取用改为间接取用菲尔德民法典,这一转折包括对最初蓝本的批评在内。1889年,达科达分化为南北两个达科达州,菲尔德民法典继续在分化后的两个州适用。南达科达于1939年把诸法典和本州的制定法汇编成一个按主题的字母顺序排列的单一法典[29],过去的民法典丧失了自己的“番号”,其内容被打散在这一结构中,其过去的编章结构等方面安排的意义现在归零。北达科达州于1943年也取消了民法典的“番号”,把民法典、刑法典、政治法典、司法组织法、民事和刑事诉讼法汇编成一部法典——《北达科达经修订的法典》[30],主题编排法现在被字母顺序编排法取代。这实际上表现了其议会放弃部门法典的立场。1961年,是两个达科达州采用菲尔德民法典的百年,在这个时间,两个州未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也证明了她们对菲尔德民法典的冷谈态度。

  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她原来属于墨西哥。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美国于同年7月占领了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正式割让给美国[31]。由于曾经是墨西哥的土地,加利福尼亚曾适用大陆法。由于并入美国后处于墨西哥法和普通法并存的混乱状态中,加利福尼亚急需以法典法的形式整理既有的法律。于是,1850年获得州的地位后,彼得·伯纳特(PeterBurnett ) 州长就建议议会采用路易斯安那州的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32]。但议会未接受这一建议,尽管如此,它接受了法典法的形式,在以后的时间内任命了数个委员会起草本州的法典。最后的一个委员会成立于1970年,于次年产生了《加利福尼亚民法典草案》,它以菲尔德民法典为基础。议会在确定这一草案时经过了广泛的论战和修订。论战主要在法典的支持者查尔斯·林德利( CharlesLindley) 和反对者约翰·诺顿·颇梅罗伊(JohnNortonPomeroy) 之间进行。前者是法典委员会的主席,对菲尔德民法典充满景仰,说这一伟大工作的意义难以估量[33];后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立分校法学院院长,他并不高看民法典,花44页的篇幅为其挑错,其结论是议会无必要通过修订填补它们,把这些缺陷留给法院处理就可以了。于是,他通过解释的计谋抽空了民法典[34]。经过这样的程序,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最终于1872年采用上述民法典草案,把它转化为法律。在法典酝酿过程中,戴维·菲尔德的弟弟斯蒂芬·菲尔德正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当议员,他的游说对其所在的州通过这一法典不无作用[35]。而且他还于1873年以美国最高法院联席法官的身份担任过法典审查委员会的成员[36]。加利福尼亚并非照搬菲尔德民法典,而是对之加以调试后采用。根据学者对1871年《加利福尼亚民法典草案》与1865年版的《纽约民法典草案》逐行比较研究,这种调试的分量不小[37]。约翰·诺顿·颇梅罗伊的统计是修改了300 多条,增加了100 多条[38]。最重要的调试之一是取消了菲尔德民法典第四编第五分编中的“一般规定”一题,其中包括三个条文。第一是关于“对废除普通法的制定法必须严格解释的规则不适用于本法典”的第1640条;第二是关于废除与本法典相冲突的一切既存法律的第1641条;第三是关于法典生效时间的第1642条[3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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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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