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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菲尔德及其《纽约民法典草案》——一个半世纪后再论法典编纂之是非(上)

更新时间:2009-04-30 17:48:12
作者: 徐国栋  

  

  【摘要】 一个半世纪前,在普通法背景下的美国纽约州,菲尔德提出法典编纂计划并于1862年制定了《纽约民法典草案》,该计划遭到了以卡特为代表的学者强烈反对,双方就是否要进行民法典编纂展开大战,并最终于1888年以该草案被纽约州议会否定而终结。该法典草案分为人、财产、债和一般规定四编,是用大陆法系的组织法律材料的方法整合普通法制度的一次尝试,在法典的宏观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具有一些特色。虽然它最终在原产地遭到了失败,但对美国其他一些州甚至是国外的法典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我们能够对该次法典编纂之是非做出我们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菲尔德;《纽约民法典草案》;法典编纂

  

   一、《纽约民法典草案》的背景、制定及围绕它进行的论战

  

  《纽约民法典草案》是英语世界的一部民法典草案,它代表了英语区人民对法典编纂观念的采纳。这种采纳具有悠久的历史。

  由于普通法的体系性不够, 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1509—1547) ,英国政府首次讨论了制定一部民法典的问题。当时的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波尔( Reginald Pole,1500—1558) 批评英国法混乱和不确定,建议按优士丁尼罗马法法典的模式制定法典,亨利八世本人支持这一想法,但未付诸实际行动[1]。在爱德华六世(1547—1553) 统治时期的1549年,英国上议院在赞成法典编纂观念的国王的支持下考虑过把所有的普通法和制定法都收集在一部法典中的想法,但此等考虑并未导致立法行动[2]。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1558—1603) ,弗朗西斯·培根的父亲尼古拉·培根(时任掌玺大臣) 向女王建议把某个领域的全部法律汇集到一个制定法中,一旦这样的制定法问世,所有竞争性的法律都要停止生效。最后,要把涵盖某一领域的诸制定法汇集成一个法典[3]。这是一个把部门法法典与总法典结合起来的法典编纂建议,已达到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但可惜未引起实际的立法行动。詹姆斯一世(1603—1625) 是一位法典的崇拜者,他于1607年和1609年两年的议会开幕式上都批评了法官造法以及普通法,建议把全部的法律规则都集中到一部作品中,以便把不成文的普通法转化为丹麦式的成文法和制定法[4]。在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分别对制定法和判例法进行法典编纂,把它们转化为两个法典的建议并得到了国王的接受。从1616年到1620年,建立了有关的委员会,上议院和下议院都考虑了法典编纂方案,但最终它由于国王与议会间的紧张关系流产[5]。此后,法学家马修·黑尔(MatthewHale,1609— 1676)写了《有关法律修正或改变的考察》,提出了与弗朗西斯·培根相似的法典编纂计划[6],为此,先是在1653年,后是在1666年,设立了委员会考虑包括制定法典的改革,但此等计划也最终流产[7]。反复流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职业的原因是英国律师已经习惯了现在这套法律方法,一旦制定法典需要重新学习,划不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制定法典[8]。

  在上述先驱者之后,杰里米·边沁(Jerem yBentham,1748—1832) 造了Codification 一词并提出了系统的法典编纂理论。法典编纂一词来自Codex, 本来是书写用的蜡版的含义[9] ,后演化为“折子书”的含义,与“卷筒书”(Volume)形成对应。现在边沁把该词动词化,用来表示一种把法律体系化的立法活动[10]。他的法典编纂视野不仅包括英国,而且包括世界。除了下文将要提及的他对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典编纂建议外,他还对俄国(建议为其制定刑法典) 、波兰(建议为其制定宪法典) 、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特里波里、阿根廷、危地马拉、印度和埃及的统治者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因此被称为“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中最大的法典迷”[11]。对于边沁来说,这样的法典编纂是针对当时的普通法的弊端的补救。这样的弊端包括:第一,严重的不周延性。由于不面向未来,只面向过去立法,法律留下了大量的盲区,填补这些盲区靠法官立法,而这样的立法具有极大的任意性。边沁对此辛辣地说:“你知道法官如何制定普通法吗? 正像一个人为他的狗制定法律”[12];第二,缺乏普遍性。由于法官立法只针对具体的案件,因此制定出来的规则具有个案性,很少具有普遍性;第三,混乱性。用穆勒的话来说,边沁时代的英国法充满混乱:“在该体系中,与英国的习惯历史分离,不动产与动产,法律与衡平法,重罪,王权侵害罪,渎职,不轨行为,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词句……每一种荒谬,每一种不法赚钱手段,都被发现有其原因”[13];第四,难以接近性。与“第三”相联系,除非受过极为专门的训练,一般的百姓面对这样的英国普通法只能是睁眼瞎,很难掌握之并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边沁的理想是:“掌握法典的知识便无需教授的指导,一个父亲可以在不接受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教育他的孩子学习法典”[14]。既然法典是矫正普通法的上述弊端的手段,它就必须符合以下标准:第一,它必须是完整的,以至于无需用注释和判例的形式补充。第二,在叙述其包含的法则时,必须使每句话都达到最大可能的普遍性。第三,这些法则须以严格的逻辑顺序表达出来。第四,在叙述其包含的法则时,必须使用一致的术语,给这个作品中可能提到的每件事物以惟一的具有准确界定的术语[15]。用1888年5月22日的《纽约时报》的话来说最简单“: 我们可以把编法典的论据缩减为四个字‘公布法律’”[16]。这些法典编纂的原则成为后来的包括大陆法系的法典编纂者遵循的准绳,由此使第二次法典编纂运动的成果不同于优士丁尼的第一次法典编纂运动的成果[17]。

  在边沁之后,英国有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 作为法典编纂的支持者。他关注萨维尼—蒂堡论战并支持蒂堡的观点。他的法典编纂意味着整理既有的法律,不像边沁的同一观念意味着创造或变革法律[18]。在英国,还有许多法学家赞成法典编纂。他们有弗雷德里克·波洛克( Frederick Pollock) 、荷兰德( T.E.Holland ) 、谢尔顿·阿莫斯(SheldonAmos) 、詹姆斯·费兹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 james Stephen, 他在英属印度负责过法典编纂,回到英国后起草英国刑法典) 、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 、约翰·罗米利(John Romilly) 、麦考雷(T.B.Macaulay) 、亨利·梅因(Henry Maine ) 、麦肯齐·卡尔姆斯(Mackenzie Chalmers ) 、亨利·布劳罕姆(Henry Brougham) 、詹姆斯·汉弗莱(James Humphrey, 他提出了英国的财产法典的草案[19]) 、安东尼·哈蒙德(AnthonyHammond) 、西德茅斯勋爵(LordSidmouth ) 、斯坦侯普子爵(Earl Stanhope) 等等[20]。

  尽管在殖民地时期的1647年,罗德岛就制定出了自己的民刑法典(Code of Civil and Criminal )[21],但美国的法典法思想主要与边沁有关,因为他首先希望在美国采取法典编纂行动。为此,他于1811年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总统写信志愿为美国编纂法典。但次年爆发了美英战争,英军焚毁了华盛顿,导致麦迪逊总统没有及时回信。此时边沁发现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立法权主要在州一级而非联邦一级,于是给各州的州长写信提出同样的法典编纂建议,但只有新罕普什尔州的州长威廉·普纳姆(William Plumer) 表示有这方面的兴趣,但该州的议会又无此等兴趣。尽管无人接受边沁的建议,但他成功地在美国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法典编纂的氛围[22]。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 在1821年对苏弗尔克( Suffolk) 的律师们发表了一场演讲,主张首先把法的原则写在一个文本上,然后把它们组织成一部总法典[23]。1823年,威廉·萨姆普森(William Sampson) 在纽约历史协会发表了纪念周年演讲,其中他指出了最近历史上成功的法典编纂。援引英国权威培根和黑尔赞成法典编纂的观点,预先反对了民法典专属于民法法系的观念。该演讲引发了关于法典编纂的热烈争论[24]。蒙大拿州最高法院法官德求斯·S. 韦德(Decius S.Wade,1871年— 1887年在任) 也主张以法典编纂矫正普通法的弊端,为此写了《法典编纂之必要》的著作[25]。理论转化为行动,1821年,南卡罗来那州州长托马斯·本内特(Thomas Bennett ) 请求议会按照《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对包括普通法的州法做一个总修订,但这一动议由于政治原因并未以编成法典告终[26]。

  1836年,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雷特( Edward Everett ) 请求州议会把普通法编成法典,下院积极回应这一动议,指定了由著名法学家约翰·斯托里(John Story) 领导的专门委员会。斯托里为马萨诸塞州写了《普通法的法典编纂》一文,提出了编纂而非废除普通法的观点。主张把马萨诸塞州的比较成熟的民法、商法、犯罪与惩罚法法典化。委员会最终于1841年制定出了刑法典,但于1844年被拒绝[27]。1858年,乔治亚州议会任命了一个法典委员会编纂本州的普通法、宪法、制定法、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到目前为止在本州生效的英国制定法。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一部4700 多条的总法典。第一部分是州的政治和公共机构,相当于宪法和行政法;第二部分是民法典;第三部分是诉讼法典;第四部分是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它于1860年在议会通过,1861年生效[28]。可以说,乔治亚州的法典编纂为纽约州的类似活动提供了最近的范本。

  现在的法典编纂机会轮到了纽约,它是美国的领导性州,在这个地方产生了《纽约民法典草案》。伟大的使命要伟大的人物承担, 戴维·达德利·菲尔德( David Dudley Field,1805—1880) 就作为这样的角色出现了。他于1805年2月13日出生于康涅迪克州的哈达姆( Haddam) 的一个成功的家庭,其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祖父蒂莫西·菲尔德( Timothy Field ) 上尉确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战斗标准;菲尔德的父亲戴维·达德利·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1805— 1880) 博士在当时的耶鲁学院(后来成为耶鲁大学) 受教过,后来成为牧师和历史学家,取得了著名的威廉学院的博士学位。菲尔德是四个男孩中的老大,其三个兄弟也对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斯蒂芬·费兹詹姆斯·菲尔德( Stephen Fitz james Field ) 在其大哥的律师事务所做法律学徒,后来做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29]。其另一个兄弟塞鲁斯(Cyrus West Field) 铺设了第一条横贯大西洋的电缆[30],后来成为金融家、商人。1877年,他用从越洋电缆事业中赚得的巨资投到纽约的高架铁路系统[31],为了这一行为后来为其大哥的民法典通过带来了麻烦;最后一个兄弟亨利·马丁·菲尔德( HenryMart ynField ) 是牧师和作家,后来为其大哥写了传记[32]。戴维·菲尔德像其父亲一样求学于威廉学院,其间对几何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没有毕业就退学了,据说是因为过于调皮。似乎所有的非凡人物都有少年调皮的经历。他终其一生的性格是“刚强”( Rigidity) 、“一根筋”( Single minded) ,这是既成其事,又败其事的性格[33]。还有后世作家说他“自大”(Vanity)[34] ,“好争论”(Contentious)[35],那就是完全坏事的性格特征了。几乎他的每个传记作家都把他描写为“有争议的法学家”。

  菲尔德从1825年开始在纽约市附近的阿尔巴尼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当时的美国没有法学院,法律的学习在律师事务所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3年后他取得执业律师资格并很快成为纽约市的名律师,负责过一些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宪法案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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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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