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荃:政治主体思维的缺失与重构

——关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思路

更新时间:2009-04-27 13:17:48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摘 要] 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人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切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遗存与当代中国的哲学思维有着深层的联系,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显然需要观照传统的积淀。本文将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所谓政治权利意识等等更是无从谈起——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正是要从这里起笔。

  

   [关键词] 中国政治哲学;人的自我发现;政治主体思维;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权力主体

  

  一、开篇: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界定

  

  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界定,目前学术界已经有学者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朱士群[1](P91)概括:

  关于政治哲学的概念,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部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中庸中和论、圣贤论等都算是政治哲学问题[2](P2-4),

  (2)政治哲学关注政治价值,提供关于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和导向,为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它主要是一种规范政治理论[3](P7),

  (3)政治哲学不仅研究政治的起源和本质、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还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阶级的本质、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等等[4],

  (4)政治哲学是政治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它从哲学上研究政治价值范畴、政治价值关系论题、政治价值观念演变的规律和走势、理想政治秩序模式以及政治规范的理论基础[5](P2)。

  朱士群在综述他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s)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相应于这些论域,政治哲学可以分为政治存在论(政治本体论)、政治价值论(规范政治理论)和政治诠释学(政治理解论)等三个主要论域。”[1](P97) 朱文的界定颇具巧思,给人以启发。

  我以为,在学科的归属上,政治哲学仍然属于哲学学科的观点是合理的。虽说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之间具有相关性和互通性,但是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必然具有其独自的规定性,除了具有由一套独特的概念命题构成的知识系统外,更为关键是还有一套与其知识系统相对应的方法论。知识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适用领域的扩展,便意味着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正如近代社会学的方法论可以适用于各个方面的专门论域,于是我们至少可以开列出十几种分支的社会学研究[①]。同理,哲学的方法论可以适用到诸多学科,譬如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而由此形成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等等仍然是哲学学科的发展。只不过这些哲学的分支论域与历史、政治、法学及伦理学学科的知识系统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在研究习惯上,或者说是基于研究的需要,它们自然地被看作是相关学科的组成。因而,如果从方法论着眼,政治哲学是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哲学的扩展。[②] 假如上述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关于政治哲学的界定便找到了一个参照点。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关于政治哲学的界定便找到了一个参照点。

  所谓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视角和方法认识政治现象,解答政治问题,其研究论域主要有七个方面:

  其一,政治权力及其权威的合法性认识,

  其二,政治制度与政策的理论原则依据,

  其三,政治关系形成与互动的认识依据

  其四,政治行为与选择的价值依据,

  其五,政治观念、心态及信仰的价值依据,

  其六,政治道德的合法性认识,

  其七,政治目标的合理性论证。

  可见,政治哲学主要解决政治中的“为什么”、“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应该如此”的问题,也就是对于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本体的、价值的阐释与论证。

  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何其繁杂,芸芸众生在政治现象的搅扰中,常常是缘于置身其中而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人们为了揭示政治现象的本来面目,解释政治关系、政治运作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根由和来龙去脉而思考,由此形成的理性认识谓之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不过这些认识主要是规范性或规则性的知识。依照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广义的政治思想实际包含着政治本体或价值性的认识,那么这类政治认识即已上升为政治哲学。政治哲学论域的提出,对于区分政治学研究中的规范性知识和思辨性知识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的政治思维的进步。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顾名思义,当然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本体性、价值性[③] 论证。主要内容不出上述七个方面,无非是:

  1、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与秩序合法性论证;

  2、各种政治现象的价值依据,包括治国方略、政治制度、政策、政治关系等等;

  3、政治道德、政治信仰的合法性认识;

  4、理想政治模式价值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涵的政治哲学思维是十分丰富的,人们熟知的传统政治思想命题,如人性论、天人关系、矛盾观、历史观,以及中、和、道、圣等等,正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于上述问题的合法性或价值依据进行论证,这些政治哲学命题组合建构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

  走出传统,进入现世,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政体组成、政治关系和政治运作形式与传统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兹毋庸赘述。不过作为一脉相承的民族政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文化遗存却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哲学思维有着深层的联系。因之,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界定,在某种意义上理应是上述界定的承续。在研究的内容上,也大体不出上述几个方面,只不过其面对的政体不是君权,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既然政治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所具有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便意味着,我们对于当今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的文化时段,而是要把中国政治文化的哲学思维视为一个延绵不绝的发展过程,做贯通性的思考,唯此方能把握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关键。这一点亦是本文立论的思路。

  

  二、陈述: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思维缺陷

  

  传统中国政治哲学思维的觉醒是在春秋战国,亦是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期”。这一觉醒的过程——余英时、韦政通谓之“哲学的突破”——我以为源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从“人的自我发现”开始的。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开端,一般认为是殷商时代。从殷商到西周,统治者的政治认识基本没有摆脱具有浓重原始崇拜色彩的神秘主义思维,文献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们一般都以西周初年的周公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政治思想家,传说周公曾“制礼作乐”,周文化亦成为后世孔儒思想的滥觞之源,而周公的政治认识则恰恰是从天人关系入手的,他既要“敬天”,又要“保民”,为的是解决周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和规范政策原则。他提出了“惟命不于常”,从天与人的互动关系解释“小邦周”何以征服了强大的殷商帝国。同时,由于周公经历了“前徒倒戈”的历史惊骇,觉察到了人类社会自身蕴聚着的巨大力量,人间事务不能仅仅求助于神的庇护,于是呼出了“保民”、“怜小民”的口号,是为中国传统“重民”思潮的第一声。周公在神、祖崇拜传统观念的笼罩下悟解到了“民”在政治活动中重要作用,在政治理念上将民与神并举,“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以民情知天命。这不只是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同时也是认识理性上的一大进步,意味着人和神灵世界的某种程度的分离。在观念上,人从神的附庸地位逐渐提升,人神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相向制约关系。周初统治者对民的重视有力地震撼了殷商以来的传统观念,原始神秘主义的束缚开始有所松动,人们的认识从崇拜天神转向人自身迈出了有力的一步,这亦成为后世“人的自我发现”的认识先导。因而总的来说,虽然西周时代的政治理性仍然笼罩在神祗思维的威力下,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觉醒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进入春秋时代,以郑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为界标,关于人的自我认识渐渐清晰起来。他们显然没有否定神秘世界,不过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却是他们更为关注的问题。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这时关于人性的思考已经进入了孔子的意识之中,他对于人的本质也有所领悟,却语焉不详。

  进入战国时代,人性讨论成为时尚,一时间“性善”、“性恶”、“性有善有不善”、“性可善可不善”、“人性自然”、“人性好利”等观点争相提出,沸沸扬扬。其中,儒家宗师们表现得尤为热衷,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各个层次寻求“人是什么”的答案,企图发现人的价值和人存在的意义。荀子集儒学思想之大成,概括得最为精练。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宗师的论断成为共识,在儒家文化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分可以归纳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人的知觉具有审美意义。人、兽虽然都有知觉,但是“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正如《礼记·礼运》说,人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审美认识的形成从观念上自觉地把人和自然世界区分开来,直接把人置于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推动了人的自我认识。

  其二,人能通过劳动创建文明和驾驭自然物。汉董仲舒说,人能“生五谷以食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甚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易传》也提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类中的杰出人物创造出来的[④]。这就是说,进行“对象性活动”是人所特有的本质。

  其三,人有伦理道德,这是区别人兽的根本标志。汉儒董仲舒说:“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宋儒朱熹也说:“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朱文公文集·答余方书》)。儒学宗师们认定伦理道德是决定人之价值的基本标准,更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主要界限。这个认识贯穿整个儒家文化,成为人们试图把握自身存在意义的根本立足点。

  儒家文化在人的自我发现过程中,概括出人能感知、能创造和具有独特的道德本质。人不仅能建立一个不同于自然本质的物质世界,而且能构筑一个主观理性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他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人是宇宙唯一不同于任何其它事物的特殊的类存在物。于是,一股巨大的喜悦和自豪之感便油然而生,充溢于整个儒家文化之中。“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人是天地的造物,却又不同凡俗,而是天地秀气日月精华的结晶。“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贵于物”(《汉书·董仲舒传》),儒家对于人在宇宙间的高贵地位有着充分和清醒的察觉。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表达了对人的极度重视,他们关于人之赞歌的主旋律是“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是道德,人不外乎是“有道德的动物”。这个认识既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又暴露了儒家文化在政治哲学觉醒中的思维缺陷。如果说儒家一派在先秦时代很不走运,那么到了西汉初期(公元前2世纪中叶),儒学即逐渐成为覆盖全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这样一来,儒家学派关于人性的认识便成为传统政治哲学的表征性阐释,其中的思维缺陷也就具有了全局性。

  伦理道德是人的社会性表现之一,是人类文明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道德规范调节着人类社会的群体关系和内在秩序,是人类能够作为社会群体而存在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儒家强调伦理道德与人之社会存在的内在联系,为人们自觉地协调社会群体秩序而存在奠定了认识基础。儒家把伦理道德视为人之本质固然有一定道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66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