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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更新时间:2009-04-27 13:03:03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分析入手,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文章认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关键词 传统儒学 政治价值结构 儒学现代化 文化本土化

  

  一、引言:为什么要从“价值”层面看儒学?

  “价值”一词最初是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商品交换的量度或依据,或者说是指商品的有用性。随着人们知识的扩展,人们认识到价值问题不只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可以广泛地存在于哲学、伦理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科。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穆勒等人提出了效用原则,用来作为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一般而言,所谓“效用”就是指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对于客体而言,其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大,其价值就越高;反之就越低。这一原则经过现代实用主义的引用阐发,成为判断人的行为与选择价值的一般标准。强调价值的效用即有用性方面,在认识上突出了主客体关系的主体性特质,从而明确了价值所含有的社会性,价值无非是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对于置身其间的客体世界的关系性把握。人作为世界的主体,其对客体的需要体现在各个方面,因之关于价值的认识也是极为广泛和普遍的。由于人的社会存在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与之相应,价值的表现也将分为社会即群体价值和个人价值等等。

  那么具体到政治价值,鉴于人的政治活动的社会性特征,政治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政治准则,这些准则具有广泛的认同性,是政治主体进行政治活动、制定政治法则、设置政治制度、维护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依据和指导性原则。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价值作为政治主体的一种评介标准,是政治主体借以认识政治现象,评估政治问题的依据尺度。如若具体言之,我们可以把政治价值视为一个意义系统,其具有明确的主体性,体现着人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关系。同时,政治价值亦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建立的根本依据,以及人们全部政治活动的终极目的。政治价值一般通过人们的政治观念、态度、信仰等等表达出来。

  从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看,政治价值的表现形式可能普遍地存在于某一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之中,也可能是某一政治主体个人所独具的。对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而言,政治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通常需要数代人甚或千百年的承传积淀。对于个人来说,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无非是一个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过程。

  研究传统儒学之所以要从“政治价值系统”入手,主要是基于下面的考虑:

  从文化现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史籍传载极为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上古传闻、先秦诸子、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直至清代朴学,思想家、政论家、文人士子难以计数,他们留给后人的“经史子集”数不胜数。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文化现象的话语结构,历代传承下来的各种文本中使用的概念,思想家理论家们提出的命题,思考者和叙事者们所表达的认识与观念,均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传承性。前人的话语被后代一再重复,代代相沿,人们表达的认知与理念则惊人地相似、相近和相同[1]。据此我们断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着的政治价值准则具有一致性与贯通性。也就是说,政治价值是建构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内在结构”,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正是这一政治价值系统的相对稳定才达成了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价值分析,使我们可以透过异彩纷呈的诸多文化现象来体味一个民族的文化真质,并对中国历史上君主政治体制何以长期延续的文化原由进行深刻反省,从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宿命以及社会转型的文化动因形成相对深入的分析与领悟。

  二、传统儒学的价值结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由三个层次构成:政治生活层面的价值准则是君权至上;在家庭即社会生活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父权至尊;以人为社会主体,沟通社会与政治的价值中介是伦常神圣。此三者结合为一体,构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框架。

  1.君权至上

  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准则,君权至上指的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威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价值准则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条件和过程。

  君权至上是贯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具体表现为:(1)在政治生活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的独占权、最高决断权、最高军事统辖权、最高经济支配权和财富占有权;(2)君主处于社会政治等级结构的顶端;(3)君主是推动政治运行的主导力量,是决定国运兴衰的关键;(4)在认识上,君主是沟通天人的中枢;(5)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君主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

  君权至上价值准则的形成是君主政治长期发展的结果,有着特定的条件和过程。

  从先秦诸子之学来看,除了极个别,如许行、杨朱,绝大多数都是尊君论者和准尊君论者,只是他们在具体表述和尊君的方式上不同。其中要数儒家尊君的心思最深刻,计虑最长远。一般持“儒学民主”论者,常常举出“民贵君轻”、“诛一夫”、“君臣平等”诸说为依据。如贺麟就认为“民贵君轻”与西方近代民主一致,儒学实为“民治主义”。熊十力则认为民治思想之端绪在《六经》。殊不知“民贵”云云正是儒家为了尊君而处心积虑之所在。孟子清醒地认识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的秘诀,而且确信不疑,于是告诫为君者:“民为贵”(《孟子·尽心下》)。孟子对于桀、纣昏乱暴虐而祸乱天下,致使王朝倾覆看得极真切,又极担忧,于是对汤、武征诛桀、纣大唱赞歌,“诛一夫”的正命题是“尊明君”。战国时代,政治多元,有心干政的士人们大多在秦、楚、齐、鲁之间游走不定,向君主们讨价还价,为的是谋得厚禄高官。而孟子自视其高,以为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于是他正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此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说是体现了君臣“对等”关系,未为不可。其实这种“对等”不过是“对换”,是韩非所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非君论”或政治民主并不相干。说到底,孔孟儒学大讲特讲的并不是“民贵”或“诛一夫”,而是礼制等级,德治仁政,教化重民,克己寡欲,爱有差等。这些命题无一不是在维护和巩固君主政治的制度、政策和社会基础上做文章。所以与法家相较,儒学蒙有“利于守成”之名,司马谈认定儒学的礼制“虽百家弗能易也”。

  事实上,儒学早就高举起君权至上的旗帜。孟子曾经引述孔子之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句话三见于《礼记》(见《曾子问》、《坊记》、《丧服四制》诸篇。),虽然《论语》不载,但这显然是儒家成说,代表了孔、孟的观点。其传递的信息清楚地表明了儒家文化的价值选择:儒家一派给君权的独占性、一统性和至上性投了赞成票。

  在先秦诸子的尊君呼声中,儒学内涵的君权至上价值准则渐次形成。汉以后,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完成了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演变。即便诚如现代新儒家所言,宋明时期尚有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可君权至上的价值准则却是一以贯之的。在儒家文化的理论体系中,即使诸如天、道、圣人等超验的权威也都是维护君权的理论工具,遑论其他!尊君的观念融于制度,化入民俗,流布于人心,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儒学全方位的维护。可以这样说,君权至上是儒家文化即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中枢。

  2.父权至尊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宗法制度遗留浓厚,以及小生产自然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在家族血亲关系和家庭生活中,父家长的权威具有至上性,受到制度、法律、习俗等多重保障。父权至尊的具体内涵是:(1)在社会生活中,父家长权位独尊;(2)父家长拥有管理家庭(族)的绝对权力,包括对家庭(族)成员的惩罚权和人身占有;(3)父权与君权相通,君权是父权的政治保障,普遍的父权是君权的社会基础。

  父家长的权威性既源于宗法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得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维护。儒学认为,修身齐家是人生的必然经历,也是入仕参政的准备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父家长的权威至关重要,个人的意志、思想、行为、选择无不受到父家长的直接监管与节制,故而孔子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训诫。荀子的表述也很明确:“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儒学对父权的崇敬主要通过孝道来体现,所谓“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2](《孝经·圣治》)在父家长的权威笼罩下,孝子没有独立意志,没有经济自主,没有行动自由,父家长是家族范围内的绝对主宰。

  崇敬父权的观念经由儒学的努力而进入殿堂,孝道得到了汉代帝王的认同,也得到了后世历代君主的赞美和宣扬。父权还得到历代律法的偏袒与保护,“忤逆”被归入“十恶不赦”。从尊为经典的《礼记》,到晚出的《孝经》,直至清儒李毓秀编撰的《弟子规》,父权至尊的价值观念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弥散,终至妇孺皆晓,人心广被。

  3.伦常神圣

  伦常神圣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包含三方面内容:(1)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体现人生价值,是人生的根本目的;(2)伦理道德规范是社会政治的根本法则,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具有绝对权威性;(3)伦常实践对于每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引导意义。

  传统政治文化最重视伦理道德,伦理与政治的互化是儒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儒家学者们看来,无论是政治行为还是一般的社会行为,伦理道德都是至高的标准,对于人们的思维、行为、生活和政治选择均具有极大的强制力。作为价值准则,伦常神圣意味着儒学目光所及的任何权威都要遵循道德规范。儒学通过伦理道德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基本和最全面的规定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人的本质是道德。“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 在儒家文化看来,人们对于自身道德本质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从文明世界跌落,堕为禽兽。如果社会上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第二,人皆有“道”。儒学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各种角色都规定了相应的伦常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谓之“道”。君主要以身作则,“欲为君,尽君道”(《孟子·离娄上》),否则就是“无道昏君”,会成为有道者或“替天行道”者诛伐的对象。其他角色也是如此,恪守道的规定便是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依据,甚至包括“盗亦有道”。

  第三,儒学的主要道德条目,如忠、孝、仁、义等等,涵盖性都很宽泛,适用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因而具有普遍的权威性。自两汉始,这些德目汇聚为“三纲五常”,标志着伦理纲常权威的成型。

  第四,道德规范与政治法则具有同一性。儒学不大讲权势法治,专一醉心于德治仁政,以至认为道德规范用于行政就是政治法则。如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孔子提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把道德与政治法则混为一谈。并且认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在于道德,有德者即有位,“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而孟子肆言“仁者无敌”。(《孟子·公孙丑上》)

  第五,儒学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是同一个道德完善过程。儒学认为道德修身是人生必修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一味修身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完善本性,下学而上达,做圣贤。与这一过程相伴行,理想的“王道”社会也将实现,孔子谓之“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被儒家文化奉为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内圣外王”。当然,真的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谈何容易,即使是尧、舜也没有得到孔子百分之百的肯定。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不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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