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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定位

更新时间:2009-04-17 23:54:26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8],“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9]。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只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所包含的层面较窄,它只是一种没有明确标准的短期发展目标而已。我国真正将现代化纳入到系统、严密的学术研究当中,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后期,其代表人物便是罗荣渠。罗荣渠对现代化作了如下定义:“现代化”是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新时代的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大过渡[30]。罗荣渠关于现代化是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转变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定义,比“四个现代化”的定义要广阔得多,在对实践的指导上更富灵活性、战略性。但这个定义也不尽如人意。因为一个事物的定义要能够反映其本质,而“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过渡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定义没有使人明白这个阶段与它的未来历史阶段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称得上是“现代工业世界”——我们当然不能将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的状况定为现代工业世界的标准。

  综合上述中外学者们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可知直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对“现代化”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认识,那么,“现代化”是不是就没有定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意地加以发挥、裁剪呢?当然不是。其实,仔细剖析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意见相左的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其一,现代化的发生是在欧洲中世纪之后;其二,现代化吸收了进化论的基本内核,它表现着人类演化的一种进步状态;其三,现代化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第四,现代化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绝不限于某一个层面。张静如先生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化很有帮助,他说:“应该认识到‘现代化’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的先进状态……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指特定含义的概念,所指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不是仅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只有整个社会都是先进的、发达的,才能说是达到‘现代化’”。[31]根据这段论述,综合上述学者关于“现代化”含义的四点共识,再考虑到现代化已经发展的历程之特点,我对现代化作了如下的定义: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这个定义表明,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科学主义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在文艺复兴以前,人类社会崇高的是自然力权威,无论是原始的图腾崇拜,还是后来的酋长崇拜、诸神崇拜、各种宗教教主崇拜,本质上都是对神秘的自然力的崇拜,所以在西方万能的“上帝”主宰了人们的命运上千年,在中国神秘的“上天”管制人们的活动时间也甚为久远。在这种最高社会价值准则下人类的活动便形成了所谓的传统社会。科学至上社会价值准则的出现使人类跨入现代社会,但科学绝不是万能的,终有一天,人类会采用一种比科学至上更能造福人类的价值准则。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宣布现代化阶段的终结,一种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不妨简称之为“后现代化阶段”,将会到来。但是,在目前及人类近期未来时间内,现代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虽然,我们现在侈谈“知识经济时代”,但“知识经济”本质上依然是科学至上主义的反映,它只是相对于工业经济、旅游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言。

  之所以对现代化作如此的定义,本人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的:第一,要使“现代化”成为一个有相对稳定的定规、可以为人把握、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但又不至于使之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过程;第二,使人类认识到科学主义并非万世合理,从而激发我们超前探索人类美好未来进程的战略意识;第三,有助于我们将现代化研究纳入到有确切含义的规范化轨道。

  

  二、析疑 —“现代化”与“殖民化”

  

  最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国家没有哪一个没进行过殖民侵略、掠夺,“殖民化”几乎与“现代化”并驾齐驱地启动步伐。后发式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日本、俄国,也是在推行现代化措施的同时,积极地推行殖民侵略扩张政策。所以,给人们造成了“殖民化“与”现代化”密不可分、似乎有内在因果关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人类已有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尤其不利于那些目前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探索出正确的快速摆脱落后、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所以,有必要说清楚“现代化”与“殖民化”之间的关系。

  在那些从殖民化过程中获益的西方国家的某些人眼里,“殖民化”简直是那些受奴役、剥削的落后国家的福音,“殖民者”们可以算得上是解救众生苦难的“救星”。他们认为“殖民化”是合乎历史的逻辑必然,这个过程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近代的中国人,在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制度相接触的结果时,缩小了它对于中国的积极的贡献,而强调了它对中国的俘辱”[32],美国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赖肖尔在分析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经历的经济悲剧的原因时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吃了‘经济帝国主义’的苦头,不如说他们那里以大量西方投资形式出现的‘经济帝国主义’实在太少了”[33]。这句话的意图很明白,旨在说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落后正是没有充分发展西方殖民经济的结果,而个中原因自然是亚洲国家强烈排外的民族主义使然。这种理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学者们的反对。那些曾饱受“殖民化”灾难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当然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60、70年代兴起于拉美的著名的依附论学说可以说是反殖民主义最明显的反映。按照这个理论,第三世界普遍贫穷的根源在于现存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依附地位。这种依附地位决定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经济上是卫星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似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因此,依附论派学者们对于西方国家学者们构建的现代化理论不屑一顾:“第三世界中业己出现的情况,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即使撞击的后果对被侵入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侵入的文明受其种族中心主义与优越感的驱使,仍用诸如‘发展’和‘现代化’等词语来描述这种后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就被侵入社会本身来说,依从这种习惯用法是可悲的,因为这在道义上完全是个投降的标志”[34],所以他们主张:“不应为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高唱赞歌。最好还是劝告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35]

  由此可见,在对于“殖民化”问题的评价上,西方先进国家与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与各自所站的民族情感立场不同有关,但双方的论点绝不是毫无依据的,只不过各自过于偏执一端而已。那么,我们如何客观地认识“殖民化”问题,尤其是“殖民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呢?

  殖民化,即殖民地的形成、发展过程。何为殖民地?我国学术界权威解释如下:“最初指一国在国外侵占并大批移民的地区。在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指遭受外来侵略、丧失主权和独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由宗主国统治和支配的地区。在广义上,还包括在不同程度上失去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而依附于外国的保护国、附属国等”[36]。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知殖民地有如下显著特征:1.受侵略性;2.丧失民族独立权、自由发展权;3.帝国主义是造成殖民地最主要的祸首。所以,即使是在那些进行过殖民侵略的国家,人们也是从负面的意义上使用“殖民地”一词及其鼻祖“帝国主义”一词的,“今天,所有人——至少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好的”[37]。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否定了“殖民化”进程的价值。因为,在这些国家很多人看来,正是“殖民化”进程给那些落后的国家送去了西方文明,叩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使落后国家、民族从酣睡中惊醒;而先进国家也从殖民地得到了自己进行“现代化”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所以,尽管“殖民地”进程是残暴的、不文明的,但对宗主国和殖民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它是合理的,是孕育新“文明”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殖民化”过程是否就属于人类进步历程中不可避免的合理必然呢?

  那些早期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都是怀着攫取黄金、布帛、原料等财富的目的才进行了他们的殖民活动的,他们的动机不是促使世界落后地区向先进水平发展,更不可能主动地向这些地区传播文明的火种,只不过为了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将西方文明的星火挟带入殖民地,从而在客观上开阔了殖民地人民的眼界,激发了他们学习先进技术的热情,从而使他们在不断增长反“殖民化”决心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自己接受新文明的能力,客观上推动了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化”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8]。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恩格斯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重要和幸运的事情”、“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¼¼可是现在它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39]。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是在为“殖民化”树碑立传,相反,他们对于“殖民化”过程的野蛮、残暴行径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不列颠人在印度“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麽内容了”[40]、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41]。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其侵略性、野蛮性、非人道方式这些本质特征之上的;而他对那些被殖民者炮火打开国门的国家所持的喜悦态度是基于这些国家从此融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当中这个事实之上的。但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绝不是靠“殖民化”推动的,恰恰相反,“殖民化”阻碍着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迈进。马恩对“殖民化”的态度是道义的批判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是科学的、全面的、严肃的。但由于任何理性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这就容易为人断章取义地理解马恩的论述,从而从根本上误解了马恩全部真实的意图。

  在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彻底崩溃的今天,我们对于“殖民化”的历史作用应该而且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它的作用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这种“工具”作用并非其本质属性,自然就不能作为评判其价值的依据了。“殖民化”的确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资本积累、劳动力、原料等便利获取的广阔基地,而这一切有利于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种种条件的取得却是以第三世界众多国家地区的长期落后、受屈辱、不平等待遇、与发达国家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作为代价的。因此,“殖民化”绝不是人类普遍良性发展的捷径,自然不能被称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性、必然性因素。“殖民化”值得后人深思的倒是它的反馈效应:落后地区、国家在遭到先进地区、国家的侵略时,应当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在今天,世界各国发展所需的资本、原料、技术、劳动力等根本用不着通过“殖民化”来获取了,而可以通过公平贸易、竞争、开放性的政策和法律来实现各自的目的,这才是世界发展的捷径。在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我们极其痛恨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因而我们的民族中或隐或现地有一点排外主义情绪,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对于国门敞开总是忐忑不安,尤其是对加入实行更加开放政策的世贸组织更是忧心忡忡。这种忧虑可以有、应当有,但绝不能因之阻碍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国进行追赶型现代化所需的大量的资金、技术、原材料靠自给是绝对不行的,而从国外“拿来”的方式又绝对不可能通过“殖民化”,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相对公平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殖民化”对“现代化”所起的“不自觉的工具”作用给今天的我们的启发意义大概也就在此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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