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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历史决定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更新时间:2009-04-14 13:28:29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摘要】当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所以出现那样僵化、滞后的局面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没有坚持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坚持以历史决定论指导中国近现代史,就必须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历史时空为坐标来实现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定位;二是要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评价该段历史上的革命;三是坚持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消除爱国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这三个问题的科学解决,将使在历史决定论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关键词】历史决定论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定位 革命 历史人物

  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总喜欢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称之为历史决定论,英国的卡尔•波普和美国的威廉姆•肖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这些西方的理论家们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去研究这个理论体系的,但就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本质概括来说,其观点则毋庸置疑是准确的。依据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人类历史的发展绝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机游荡,更不是在自我圈定的轨道上左右爬行,而是受着内在客观规律的规范曲折地向前发展。它既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意志论,又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要旨所在。它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性、偶然性,但更强调这个过程的客观性、必然性;它重视人类精神生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强调经济的因素、生产方式因素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所以,我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历史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这这是个容易理解的结论,但并没有在我们的实际理论研究中得到科学、充分的运用。正确地运用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于改变该学术领域目前所存在的僵化、滞后的现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定位

  

  我这里所讲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依据目前学术界传统的划分方法而确定的,即从1840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这近11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经历的灾难最为深重、跨越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最多、留下的历史遗憾最为深切、遭受的阵痛最为持久、需要清理的遗产也最为繁杂的历史。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数次长时间的动乱、迭荡,但没有哪一次象近现代史那样经历过那么多思潮的冲击,人们也从没有感受到那么凝重的精神失落,更没有经历那么多制度的递嬗。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现存的社会正是承接了近现代史的长河之水孕育而成,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对其认识最清晰、最深刻、最科学,事实上的情形恰恰相反。目前史学领域里存在着的诸多难点、疑点、热点问题当中,属于近现代史部分的实在占有很大部分,各家争论的程度也比较激烈。这其中原因除了历史积淀短暂、特殊的个人情感、现实的-因素外,很重要的方面是人们对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具体方法把握得不好,从而对该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理解不透,随之产生了表面化、片面化、口号化、简单化的趋向。我以为,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要对该段历史进行确切的定位。所谓历史定位,就是要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进程中寻找某个历史阶段的运行轨迹和位置,以便于我们把握其发展方向和存在价值。 坚持历史定位是历史决定论的内在要求。历史决定论既然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就必然承认在这种必然性规范下的历史运行趋向;历史决定论既然承认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就必然承认历史运行有着与纯粹必然性所规设的轨迹有所出入的独特运行轨迹。当我们掌握了历史的运行趋向和独特运行轨迹后,就能实现对历史的正确定位。如果我们不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确切的定位,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会仅限于一些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这样的研究就会各执一见、各持一论、各据一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前瞻性,就不利于我们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本末倒置,就会使历史科学大厦的创建缺乏牢靠性。这些都与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意义背道而驰。 要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确切的定位,就必须坚持历史决定论为指导;以历史决定论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的定位,就必须以历史时间、历史空间为其参考坐标。只有在这样的坐标系上,我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运行轨迹,才可以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与古代史、当代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才能从宏观上对这段历史的性质、地位、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里,我们必须对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概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历史时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客观时间,也不同于编年意义上的历法时间。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抽象存在,它是永恒的存在,永远向前行驶,丝毫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本身也不代表什么具体的东西;历法时间表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前后相继的一种状态,从形式上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统一性、连续性特点。而历史时间则表现着人类社会历史起伏迭宕、曲折迂回的状态,它从本质上反映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丰富性等特点,它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断、时缓时急、流向反复等情势。历史空间也不同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哲学意义上的空间所表示的是一种无限延伸、无限膨胀、无止无境的状态,它也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本身也不表示什么具体物体。历史空间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有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发展状态,它从广度反映着人类历史活动状况,其范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以历史时空为坐标定位中国近现代史,则可清晰地看出其运行轨迹已不是一般静态的延续,而是特殊动态的前进;不是历史人物、事件简单化的重叠、汇演,而是复杂多变、汹涌不绝的潮流;不是平缓的先后顺序的递换,而是激烈的新旧事物的搏击;不是渐进的演化,而是突发的巨变;不是孤立不动的点线,而是不断延伸、不断膨胀的活体……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转折,是历史质的变异。更确切地说,它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程、阶段--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定位。而过去的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定位多是以阶级的因素、-力量的因素作为参照坐标,根本忽视了反映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历史时空在定位历史中的作用。比如,过去我们总是突出反帝反封建在这段历史中的位置,使这段历史完全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事实上,反帝反封建只是历史表象,是从一个侧面、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反映,而不是对其内在本质的概括。 顺便提及一下,我们必须要对下面这个于近现代史正确定位不利却被学术界长期沿用的表述加以澄清 ----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个"沦"字,意在说明中国此后的多灾多难,同时也含有倒退之义,给人的感觉是要从总体上对这段历史加以否定。这个用法是错误的!从主权国家转为半殖民地状态,当然是一种倒退,但从封建国家到半封建国家却是一种进步,这是根本性东西。如果用"沦"概括这段历史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对其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的历史定位。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

  

  革命,就其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是大规模的群体活动;而就其内在本质来说,它则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手段。既然近现代中国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阶段,而革命则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人们自然会想到利用革命来加速近现代史的前进步伐,因而革命便成了近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然它也就成了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问题的评价上,我国理论界向来持赞成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我也不想表示什么异议,但在区分革命与否的标准上,我以为史学界并没有把握准确。目前史学界出现的"告别革命论"与"革命论"之争,皆根据一些枝枝节节的历史人物、事件展开其话题,结果都是在兜圈圈,似乎谁都有理。其根源在于人们对"革命"一词内涵理解上有偏差--他们都把一些非革命性的事件、人物当作革命性事件、人物,然后 ,通过研究这些事件、人物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作为归纳革命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依据。基于这样的前提进行思维,其结论的科学性焉能有保证?比如,有人以太平天国组织、宣传上的封建落后性、实行过程中的混乱、内讧,洪秀全个人生活上的腐化怠惰、独断专行、推崇迷信等消极面作为否定革命的立论依据就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其立论前提--"太平天国是一场革命"。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根本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判定一场历史活动是否属于革命,不在于其参加人数多少、参加者是否来自下层、持续时间是否长久,而要看其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所促进。更进一步说,判定一场历史活动是否属于革命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最本质含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结论是历史决定论的必然逻辑。既然决定历史进步的根本因素是生产力,作为历史进步的一个直接动因的"革命"就必然要最终影响到生产力的推动。不推动生产力发展,它何以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当然,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不是直线式实现的,它往往是通过欲擒故纵、以退促进似的方式来实现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它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流血流汗、需要社会发展的暂时混乱、停滞,需要对旧的、腐朽的事物作毫不留情的挞伐,但它最终不能没有催生先进生产关系的先进思想、观念及付诸实践的行动。否则,要么是空想,要么是披着新妆的老妪。太平天国运动,无论其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客观效果、组织方式、社会理想,还是领导者的认识水平、行为方式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需要,因而算不上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我们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和近现代西方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同情这场运动、理解这场运动的创因;我们也可以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站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对于这场运动的种种缺点给予历史的谅解,和对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参加者们的悲惨、苦难状况施以无限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我们应该要在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中对这场运动给以很悲壮的描述。但是,从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却无法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具有"革命性质"这样过高的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应如何采取措施以便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简单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上由皇权至上转向平民至上,经济上以农为本转向重视工商,思想文化上由一元化、专制化转向多元化、自由化。只有循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中国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实现近代化。当时,中国实现近代化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利用清政府的旧权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一系列近代化措施,走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式的道路;其二是推翻现有的旧制度、旧政权,而代之以先进的制度、政权,然后再推行近代化建设措施。第一条道路由于清政府的昏聩、顽固、执迷不悟,兼之缺乏能影响清政府实行开明政策的有识之士,故而在当时明显走不通;对于第二条道路,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运动作出了相当大的成绩,它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很有积极意义。但就其指导思想、政权性质来说并没有超越清政府的水准,它没有解决好除旧布新的问题。它们崇尚君权、神权、族权,实行旧式的科举制、爵禄封赏制、法律上的株连制,这种做法与清政府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封赏本姓家族、大兴土木、征选美女、兴建三宫六院,沉溺于声色犬马,惰于政务,又哪里有一个先进的新政权领袖的迹象呢?很明显,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解决近代化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反封建,所以它从根本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也就无法从宏观上体现它的进步性。 但是,有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太平天国高举反帝旗帜,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其功不可磨灭。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姑且不考虑其正确与否,也无需对于太平天国是否真正进行过反帝作一番考证,首先要求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反帝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进步中究竟有多大的积极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期,尽管中国已遭受被迫割地、赔款之辱,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迎头赶上世界近代化浪潮,而不是象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严重、没有进行近代化建设的环境、必须以反帝为中心来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枷锁那样一种情形。太平天国时期,如果我们高举"反帝"大旗,只能导致更加闭关锁国,无助于中国的进步。所以,把"反帝"当作太平天国的功劳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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