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再林:作为“情圣”的李贽

——车过麻城·再晤李贽系列二

更新时间:2009-04-07 10:20:09
作者: 张再林  

  

  【摘要】 作为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李贽,同时也堪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绝罕其俦的唯情主义者。这种唯情主义不仅表现为李贽对人情沦丧、“市道之交”充斥的权势社会的深刻批判,不仅表现为李贽一生对人类真挚的朋友之情、真挚的男女爱情的无上推崇和一往无前的追寻,还表现为李贽对情的体认业已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而代表了对宋明理学的唯理论哲学取向的根本纠正,并向中国古老的唯情论哲学传统的彻底回归。正如李贽为我们所独揭的那样,该唯情论哲学传统发端于《周易》所确立的那种生生不已的“身道”之中,以及那种“身道”中生命得以可能的阴阳缠绵、因感生情之中。

  【关键词】 李贽 唯情主义 《周易》 因感生情

  【作者简介】 张再林(1951-),男,河北南皮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火车在荆楚大地上疾驶。

  车窗外的李贽故地麻城依然夜幕紧锁,它却锁不住前来朝圣者眼前一幕幕复活了的历史记忆,在茫茫的夜色中,我依稀可辨地看到一间家徒四壁的小屋,屋内昏暗如豆的烛光下,坐着一对久别重聚的夫妇,女的眉睫下挂着欲垂又止的泪花,男的面色凝重,神情悲憾。两人只是相对无语的坐着,默默无言地坐着,不知是在等待着慢慢长夜的夜色将尽,还是在用夜的万籁俱寂来诉说其难启的无声的话语。

  时间定格于公元1566年。此时的李贽年届不惑,他却面临着中年丧女这一人生的巨大打击。三年前,他的祖父去世,为了安葬新去世的祖父,以及祖先三代的灵柩,李贽万里迢迢地回到他的故乡泉州。由于囊中羞涩,李贽无力携家人同行。但是三年后,当他“不胜万里妻拏之想”,风尘仆仆回到任职的河南辉县时,甫一回家,他的妻子黄宜人却告诉他,两个女儿在数月前不幸死于当地饥馑。接着就出现了上述的一幕,这一如其自传中所说的“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的一幕。[1]

  从这一幕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出李贽那犹如舐犊般的父女亲情,还可以读出他与黄宜人那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夫妻恩情(尽管一如他曾坦言的那样,该夫妻恩情并没有上升到他所理想的“可告以衷曲”的高度)。这种夫妻恩情你在读李贽的书时会时有发现。例如,李贽曾为我们留下了“哭黄宜人”诗六首,诗中称赞她的贤惠、孝顺和善于持家,且夫妻之间“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2]以至于在李贽给其女婿的信中,说他们两人虽“临老各天,不及永诀”,但闻其妻死讯传来,却魂思牵绕地没有一夜不梦见她。其情之凄然,其意之真切,跃然纸面。

  读到这些令人几乎不忍卒读的文字,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就是这位不乏儿女情长的李贽,就是这位动情地写下了“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诗句的李贽[3],竟然会做出了抛妻弃雏、落发为僧的“冷血之举”,竟然会在其生命的垂垂告老之际,依然不改其所谓“丈夫四海志”的宏猷,宁愿奔波流离乃至客死他乡,而不愿接受妻子多次呼吁而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在夫唱妇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中安享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

  因此,在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无矛盾的李贽。而随着我们愈走近李贽,这种感觉就愈为深刻,也愈为强烈。

  凡是和李贽有过深入接触的人,都会对他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一方面,他丰骨稜稜,神情冷峻,爱骂人,“好面折人过”,[4]对不投机者不肯与语,尤其“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5]这是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李贽;另一方面,他又“中燠外冷”,[6]冷峻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对情投意合者视人如己,对受其诃斥者“若惟恐伤之”,[7]且“为人一钱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与人如弃草芥;一饭之恩亦报,而或以千金与人,言谢则耻之”。[8]这同时又是一个古道热肠、情重泰山的李贽。

  这种情感的双重性在李贽挚友袁中道的笔下曾得到传神的描述。关于李贽,他写道:“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9]

  读到这些文字,你就不难发现,李贽之“不近人情”仅仅是其外在的表象、假象,而李贽之重情、执着于情才是其生命的真实的内容。不过李贽所看重、所执着的情并非是那种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人之常情,而是一种业已成稀世之物的、可期而不可遇的人之真情;并非是那种业已编入社会交往规范的“发而中节”的中规中矩之情,而是一种始终作为本己生命的自由诉求的从心所欲之情。正如李贽把自由的生命追求视为其人生的无上追求一样,他也把自由的情感追求视为其人生的最高追求。同理,正如李贽可以为自由的生命追求而宁死不屈一样,在自由情感的追求上,他也是那样的执着,以至于其矢志不渝的是旷世难寻的所谓的“生死之交”,是豪情万丈、临命搀手的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来不得半点委曲。

  这就决定了李贽在传统儒家“五伦”之情中一反世俗的“人情”规定,剑走偏锋地尤重“朋友”之情,决定了李贽不仅一生“以朋友为命”,而且他的一生亦是浪迹天涯而弃家寻友的一生。

  袁宏道在给陶望龄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语;雪齿媚眉,能为人语,而不能解人意。盘桓未久,厌离已生,惟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龙湖以友朋为性命,真不虚也。”[10]这是在说,无论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的景色,还是明眸皓齿的美人的容貌,都会使人日久生厌,而惟有那种善解人意、两心相契的真正的朋友,才会使人愈接触愈亲密无间。故李贽以友朋为性命的信念,实非虚妄之见。

  这种以友朋为性命的缘由,还可见之于李贽晚年备为推崇并誉录多份赠给朋友的《交友论》。《交友论》的作者,是李贽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的西人利玛窦。[11]利玛窦在其《交友论》里写道:“吾友非他,即吾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友之与我,虽有二身,二身之内,其心一而已”。[12]显然,利氏的这一朋友即我之“生命的另一半”,即我之“第二我”的见解,不仅深契儒家人即为“从人从二”之“仁”的理解,亦从中吐露出了李贽这位儒者自己的心声。

  其实,李贽在“五伦中”尤重“朋友”一伦,在世情中尤为青睐“友情”的思想,其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令李贽无比景仰并始终心存敬意的何心隐的观点。正是这位“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的何心隐,[13]在其《论友》一文中为我们揭示出了李贽之以友朋为性命的真正隐秘。而不无遗憾的是,该文不仅为研究何心隐思想的学者所轻视,也为研究李贽思想的学者很少提及。

  何心隐在《论友》中写道:“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末可以拟天地之交也。能不骄而泰乎?夫妇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也,小乎其交者也。能不骄而泰乎?骄,几泰也。均之气充盈也。充盈,几也,几,小大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法心象心也。夫子其从心也,心率道而学也,学空空也。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弟,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妇;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夫子贤于尧舜,尧舜一天地也,夫子一天地也。一天一地,一交也,友其几乎?”[14]

  这段文字之所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首先在于在这里,何心隐从《周易》的“泰”卦解释出发,人伦即天伦地把人际交往提升到“天地交泰”的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得出人际交往不外乎为宇宙的“交道”的结论。其次,“法象莫大乎天地”,正像天从不自高,地从不自卑,宇宙的“交道”从不以世俗诸种规定为转移、为规定,而是一切“空空”如也地从“心”而出一样,人际的交往亦如此。这就意味着,在“五伦”中惟有朋友之交才是真正的挚交。这是因为,无论是兄弟之交,还是夫妇之交、父子之交、君臣之交,其却不能摆脱世俗的种种模式、种种窠臼,其都不能真正地做到人际关系上孔子所谓的“不骄而泰”。[15]兄弟之交往往流于“比”,即泥于人际的简单的比附;夫妇之交往往流于“匹”,即泥于人际的严格的匹配;父子之交往往流于“昵”,即泥于人际的过分亲昵;而君臣之交往往流于“陵”或“援”,即不是泥于以上陵下,就是泥于以下援上。故与上述四种“小其交者”相比,“友其几乎”,只有朋友之交以其无执无系、不落方所,而成为人际交往至极的体现,以其直接“天地之交”,而成为大千世界的“交道”的最高典范。

  因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师出泰州学派的同门的何心隐不失为理解李贽的一面镜子。正如你可以从何心隐的“独来独往”的身上理解出李贽自我无前的生命追求一样,你也可以从何心隐的“人伦有五,公舍其四”的主张中理解出李贽那一往情深的情感追求。也就是说,李贽之所以“弃家求友”,之所以“生平不以妻子为家,而以朋友为家;不以故乡为乡,而以朋友之故乡为乡;不以命为命,而以朋友之命为命;穷而遇朋友则忘穷,老而遇朋友则忘老”,[16]并非为一种弃人伦之举,而恰恰体现了一种人伦之至;并非出于“无情”,而恰恰由于“重情”,因为对于李贽来说,与何心隐的理解完全一致,真正的人伦之道,恰恰就是取象天地之“交道”的友道,真正的人间之情,恰恰就是直法天地之“交情”的友情。

  下面,让我们不妨跟随李贽的历史足迹,步入他那追求友道、寻觅友情的一生。

  一旦我们步入李贽那漫漫的人生之旅,我们首先就会发现李贽交友之广,以致于他宣称:“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毋有如余之广交者矣。”[17]这一点,可证之于他的《李生十交文》。在该文中,他称其交友的范围广至“尽天下之交”的“十交”。这“十交”就是所谓的“酒食之交”,所谓的“市井之交”,所谓的“遨游之交”,所谓的“坐谈之交”,所谓的“技能之交”,所谓的“术数之交”,所谓的“文墨之交”,所谓的“骨肉之交”,所谓的“心胆之交”,以及所谓的“生死之交”。[18]因此,尽管致仕多年并作为一代名士,李贽在其“流寓客子”的生涯中,依耿定理在黄安,依刘东星在上党,依焦竑在白下,依马经纶在北通州,其出入于豪门华府,其谈笑有鸿儒,其结交的不乏达官贵人、风流才子和豪杰之士,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李贽拒斥商贾化的“市井之交”,乃至拒斥“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的“酒食之交”。

  然而,广交并不等同于滥交。虽然李贽以其“最切者”而重视伪道学家所不齿的“饮食之交”,在其心目中,为他所真正独钟的却是那种心神相契的“心胆之交”,那种可以生死相依、可以临终托孤、可以以身殉情的“生死之交”。对于他来说,惟有这种“心胆之交”、尤其是这种“生死之交”,其作为名至实归的朋友之交,才是人类之交的至极交道,同时也才是我们生命追求的最终归宿、寄托和依凭。李贽在与焦弱侯一封信里写道:“然弟则以为生在中国而不得中国半个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为胡地之白骨也。……有胜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19]这一席话,所表达的不正是李贽那种以挚交为其生命归依的人生追求吗?

  因此,一种生命的“自为”和“为他”的不二法则决定了,正如对自我的自由的追求成为李贽生命与生俱来的规定一样,对“另一个自我”的挚友的追求亦成为李贽生命永挥不去的宿命。为了挚友,李贽弃官不作、弃家不归地来到湖北黄安,以兑现三年前他与莫逆之交耿定理相约在此共磋学问这一诺言。为了挚友,他以年逾古稀之年,辗转南北,奔波于千山万水之间,足迹遍历沁水、大同、北京、济宁各地,其“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20]其“欲归犹未可,此地有知音”,[21]他所做的一切别无他骛,只是出于朋友之情之一往而深,只是出于寻求其千载难逢的人生知音。为了挚友,他不惜与曾对他极尽地主之谊的耿定向彻底决裂,并最终出走黄安,其原因就在于这位道貌岸然的道学家,在他的号称知己的朋友何心隐惨遭横死之际,为了保全自己而坐视不救。

  我们看到,即使李贽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念兹在兹地不能忘情于那些肝胆相照、心心相契的挚友,在被视为其绝命诗的“系中八绝”里,他写下了“红日满窗犹未起,纷纷睡梦为知己”的诗句。[22]诗中所传达的东西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610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