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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海鸣:苏南模式中的亿元贪官姜人杰

——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之一

更新时间:2009-04-05 13:30:22
作者: 惠海鸣  

  

  中国的乡村社会将很可能变得令人难以认识。假如中国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允许田野调查,我们将运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写作,以此反思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Freedman,Maurice Lineage Organisation in Southeast China.London)前言

  

  提要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姜人杰的灰色轨迹”说,费孝通提拔了姜人杰,这是没有根据的。据我的考察,姜人杰一案从一个特定方面反映了苏南模式中的企业家及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互动。如果姜人杰在古代,照他现有的情况是做不了官的。因为是本地人,又没有经过国家的公开考试。乡镇企业给他提供了机会,但是他却借以寻租,土地和房产的上涨更使他可能成为亿元贪官。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改革就会扭曲。用人情、面子、关系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可以说明解释姜人杰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缺乏“利益”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就不可能理解“苏南模式”的特定社会变迁场景,也不能理解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这正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

  

  时间过得真快。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年过去了。对这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作用应该联系各地的实际作一总结。我们在讨论企业家及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互动对长江三角洲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时,首先应明确所谓长江三角洲亦称太湖流域,通常指江南地区,明清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共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3页)。苏南仅是江南的一部分, 苏州是苏南的中心,自古以来,有巡抚等驻苏州,治理所属的苏南地区(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苏州市志》: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人口580万;其中市区面积1650平方公里,人口209万。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由于明清苏州城是多个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因此以苏州府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也包括了由上而下的3个层级,即巡抚治理下的苏南地区、苏州府以及吴、长、元三县。在这三级行政地区中,前两个地区自不必说,即使是最后一个地区,即吴、长、元三附郭县,地域范围也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因为在此范围内,除了城市地区外,还有面积更大的乡村地区。按照1983年3月1日实行的新行政建制,“苏州市”辖苏州市区及常熟、沙洲、太仓、昆山、吴县、吴江六县市;“苏州市区”则包括城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与郊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两部分。由于明清的苏州府城附郭县所辖范围还包括吴县,因此比现在的“苏州市区”要大一些)。“苏南模式”主要是指这一地区。

  也许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在过去30年历程里,苏州是中国的最亮点之一,它的特殊性愈来愈被人所认识。苏州经济发展不断保持高速度,一年净增的GDP数字,以及财政收入、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早已位居长三角和全国的前列。同时,市场经济发达,经济自由,渐与国际接轨;教育、科技发展;人民自由,民生改善等。苏州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地利”,毗邻上海,由于苏州的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愿意把生产基地放在苏州,苏州各种开发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超脱一般性,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适应;贪污腐化严重,引发社会冲突 ;贫富悬殊矛盾,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环境污染。以上分析,联系到我长期调查的“苏南模式”,有许多具体问题。我们倒还不是汉人贾谊说的,“秦皇帝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只是苏州的农业和工业的转变太快了,对此又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基础。逍遥派知识分子的学究式回答,或赶潮流不能说明问题。

  1962年,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文说,在田野工作这一看家本领的基础上,应对现有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和成果加以借鉴,从而达到对中国这一复杂社会的全面认识。“人类学者用以探讨其它社会的民族志方法不足以研究文明社会,因为文明社会的整体是民族志方法所无法掌握的。研究文明社会的人类学者如果想以自己发现的材料说点什么,那他就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拥有的材料是否对理解社会整体有用,或者说,是否可以将之联系到社会整体。正是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讲,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最近,我看到了昆山出版的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说这是天下文坛萃英,但还是首次从手稿整理出来。当代历史学家赵俪生高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反映的是基层意见,实为难得,可与《明实录》的上层意见、《皇明经世文编》的中层士大夫意见相比较。这种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全过程的研究,也许正与我的老师费孝通一直提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相通。就我们在苏州研究而言,上层是苏州历届领导的讲话和文件等;中层是一般的报道和书籍;下层是基层的实地调查,它最有价值,最能反映真实情况。有趣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时,说,“炎武学有本源,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未”,但“激于时事”,“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于是清代学者只能读书考证,囿于书房了。然而,现在的时代和情况不同,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强调宪法权威,特别强调要依法治国,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权力,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

  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些和他们自己所宣布的规范无法并存的不纯杂质。这些杂质会具体表现成为相当分量的不公不义、无感无觉与残酷,这是社会的天性”。他又说,两句似有矛盾的话:“欧洲社会是惟一产生出人类学家的社会,而且欧洲社会的伟大之处正于此”;“西欧之所以会产生人类学家,正是因为西欧深受强烈的自责所苦,这种强烈的自责迫使它去把自己的形象和其他不同的社会做比较,希望在比较之后,那些社会也被表明为具有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或者是可以借以帮助解释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是如何从自己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 王志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508页)。

  费孝通在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第一个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当时,他以为这是全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方向。后来,他说明模式分析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种分析,模式不是样板,反映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温州模式是个体所有制(《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版 91页)。现在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这也是一种《资治通鉴》呵!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对乡镇企业的变化以其局限性的了解受到限制。然而,他关于苏南模式的定义:“干部社区所有制”,实际上并没有过时。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普遍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有人说宣告了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的“终结”。其实,终结的是国家和集体企业独霸天下的局面,但是费孝通说的“干部社区所有制”并没有变。在所谓新“苏南模式”中,政府还是“强势”,大量引进外资使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外资,从长远来看,并非好事。这种“外资依赖症”的毛病,现在的苏州领导是很清楚的,应“把外向型经济与本地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支持更多的本地企业为外资配套,用外资带动民资,把提高百姓收入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且,苏州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才能永葆生机。目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求我们进一步地思考这个问题。危机会促进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危机必然会促进改革。一句老话,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决定因素是领导者的政治见识、决断、意志和担当。面对一个陈旧体制时,首先是要有一种改革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的崇高理想;同时,每一个党员都应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努力推进改革。

  因此,我觉得,现在首先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1978年的农村改革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突破的过程。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等平反,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株连打击的老人恢复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这种深刻的印象是我永远不能忘的。现在继续深化改革,仍然有一个如何实事求是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传统政治体制和创造新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苏州的政治环境日益健康,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逐渐都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治是众人之事,当地领导人不应停留于政治表态,对基层的意见不应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不听。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制度的保证,制度应保证政治制度上的话语空间,当权者不可也没有办法扼杀无权者的表达权利,而无权者的话语权可以警示和制约当权者的行为。苏州改革30年来,主要方面当然是成绩,但是某些政策的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弊端或者失误,至今没有被承认和纠正。

  我们这一批1968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虽然现在大多已经退休,但通过多年的学习,对学术和政治难分难解的关系,是看得比较透了。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正视现实。在未来若干年里,也许经济发展不再一如既往地保持快速增长,许多在经济发展迅速时被缓解的社会冲突、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大量新的矛盾将涌现,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守旧或创造、听话或不听话,有所作为还是平庸无为,唯才是举还是德才并举,这些老概念不能完全反映日益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需要,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有了全球化信息网络的特征。

  即将枪毙的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一笔贪污8千万,总数近1亿,成为反腐败的一个大案例,传播媒体炒作姜人杰已经是够多的了,至于私下的小道消息是更多了。我是认识他的,但没有什么自己的新材料,却要写姜人杰,把他作为社会学调查的对象,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我在苏州,特别在吴江调查多年,有一些实际感受。何况,他平时自我吹嘘他是费孝通的学生,临死前还有人要拉已经过世几年的同乡费老来垫背,说是费老推荐做官的,胡说八道一气。我责无旁贷,要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要写出姜人杰犯罪的真实原因及其苏南模式的背景,从通常对犯罪高官有关金钱女色的动物性特征描绘中摆脱出来。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等报刊所谓“姜人杰的灰色轨迹”一文,提供了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据称,姜人杰1948年出生于吴江县震泽镇一个普通家庭。1984年,姜人杰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此后,他相继担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贸局主任。 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

  首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本地人在古代能在本地做官,而且一直从县里做到市里吗?显然是不能的。莫里斯.弗里德曼一个外国学者都很清楚:“根据规定,县官不能是本地人,因为不允许为他自己所在的省份服务,而且他被频繁地调动。他也不期望将他的女儿嫁给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或者在他管理的地区购置土地。至少在理论上,在位期间不可能建立亲属关系,因为他不应该雇用与他衙门有关的亲戚”(《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第82页)。

  “日益严密的文官制度,使各级政府首领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担任,这类父母官既受任期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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