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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海鸣:苏南模式中的亿元贪官姜人杰

——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之一

更新时间:2009-04-05 13:30:22
作者: 惠海鸣  

  又需回避本籍,还被地方士绅牵制,其权力远逊于古代一个小小的百里候”(《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25页)。晚清以后,一个县官不必去受十年寒窗苦,参加全国的科举,也无需一步二步学会官场的上的一套,只要视地方大吏的眼色行事,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县衙门的威信。而且回避制度已经取消,地方绅士的力量日益强大,世风日下。尤其在乡镇一级这种情形日益明显。

  历史上回避本籍的规定是严格的。如我长期调查的昆山,它的历史县籍进士不断,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大批进士及第。县志记载,他们都是到外地做官。而昆山县历代县官,从三国南北朝开始到清朝宣统年间,没有本地人做县官的。祖冲之这样的外来名人在昆山还做过一任知县。自清宣统三年到1949年5月解放,昆山县历任知县、 县长的数十人中,只有一个本地人做过十天的县长,还有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也是本地人,做了一年多县长。解放以后,历任县委书记、副书记数十人,只有一位本地人做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二位本地人做过副书记。历任县长、副县长、包括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数十人,只有一位本地人做过县长,六位本地人做过副县长。就地方性而言,县一级领导中,以山东海阳县籍贯的人最多。这是由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准备的南下工作队,昆山县对口的是海阳县,所以多少年就出现这种情形。而且当时这批干部还年青,有的二十几岁就任县委书记、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本地人担任地方要职,是近代的事。但是很快地作了调整。1980年代一批优秀的外地大学生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工作成绩突出,今天昆山的良好基础主要得力于当时的班子。本地人做本地官,有的因为是土生土长出来的,特别熟悉本地的情况,而且要长期呆下去,工作是努力的,他们有关系多的好处,但同时又是坏处。而外地人,如历史上的知县往往是干几年,捞一把就走的,但是与地方上关系少,做事受牵制少。就科层制的要求来说,当然是首要着重于不用本地人做本地官,比较而言,这样产生的弊病也许会少得多。

  姜人杰出事后,有的当地干部对我说了姜人杰一些好话。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且是自然的。1994年我在吴江县政府挂职时,姜人杰已经到了苏州,我不认识,但也听说过他的好话。我也相信,他在吴江工作时的表现是好的。这正是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明证。苏南在70年代初基本上还是费孝通说“乡土中国”,依附土地,自耕自食,年复一年,就地生产,就地消费。我在昆山插队,住的草棚,烧的是泥行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饭时间看太阳,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 比不上吴江的江村,他们还有自织自穿。农民不离乡土,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姜人杰有亲戚在江村),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却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格局”推演的社会关系网,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弟”;“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只是“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34-35页);“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同上 24页)。

  又据说,姜人杰“1964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到了震泽镇附近的庙港公社红心大队。1969年当上了庙港公社红卫中学的教师,后来到公社文化站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学者费孝通。费老几度到庙港考察,两次都是姜接待陪同,费老很赏识这位颇有头脑的年轻人。1982年,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这里说的姜人杰和费孝通的关系全属谎言,为此我调查了当时有关的吴江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和当时的庙港镇书记等人。他们并不讳言,是他们推荐和提拔了姜人杰,而费孝通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推荐姜人杰。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时,当时在镇文化站的姜人杰参加了统计工作,至今在江村留有一张他站在后排的照片。

  注意姜人杰是被有关部门选派学习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通常不可能发生的。弗里德曼说,古代“勤奋的农家少年熟读诗书,通过刻苦的攻读和现实中少有的才智取得晋升之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68页),这是常有的事。但关键是“必须通过国家的考试”(同上 72页)。国家考试是政府统考,最低一级秀才也要由省教育长官主持,到进士一级每三年不过一、二百人,唐太宗谓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时曾有明经科是保证世族子弟参政特权的制度,但养尊处优者不可能与寒门子弟在才智方面进行竞争,即使当官,也易成为科举出身的文官或经验丰富的吏书的傀儡。

  所谓姜人杰“第一名的成绩”可能只是吴江选派范围内的成绩,他是老高中生当然比较好(插队的老高中生多得很,有几个人能有这种幸运)。他去的是一种特殊的干部班,这不是公开的,人人都能通过考试进去的。不过,当时这种干部班读书还是认真的,不象现在议论很大的党校文凭和干部的学位问题。问题不在于有关教育的规定缺乏权威性,而在于党校读书的人不该享受特权 。到党校就读的大都是党政机关的干部。这种免费“学历教育”,不可能惠及工人、农民,很自然被群众看成是一种官场特权。所谓“五不文凭”,指党校中的“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可由人代劳)”、“不用私人交学费(可报销)”的文凭。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化,但还不过是冰山一角。邓小平取消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实行传统的高考;现在当公务员要公开考试,以及最近中央将党校学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这些都是进步。长达二十年多的党校学历的弊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很清楚的。只有极少数朝代当权者有过这种特权,后来也取消了。

  朱维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他说,乾隆对八旗保证凡是不读书而骑射滿语学得娴熟者,自加录用。而且在官员的录用晋升方面,“不问考试优劣,不计才能高下,不管政绩有无”,以籍贯为主。“这样一来,建立在文化基准上的全部文官制度,就名存实亡了......构成这个政权核心的高级官员,有半数是按照书读得越多越蠢的否定文化标准来选拔的”,“按照文化无用论的另外标准选拔,那么自唐至明不断改造的那一整套文官考诠制度,还有什么用?当知识不再成为推动官员进取的一种力量的时候,那么各个层次的官员便会停止对知识的追求,这不是中世纪的通例么?当文化素养不再成为统治集团成员衡量人品的主要标准以后,那么连中世纪舆论也公认属于卑劣的行为方式,便会被普遍采用作为攫取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正当手段,这不是中世纪的常规么?”(《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46-47页)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科举制,不管它本身有多少弱点,但它长期实行千年之久,这一存在就说明它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稳固所起的作用。封建统治阶级靠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其自身的组织、改造和稳定。任何人只要通过县级考试、就有法律特权,免受刑杖之苦等。任何人通过省考和殿考,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教育的威望是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前提和结论都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现在看来,考试本身,如选自四书五经上的某句话的发挥等,是无意义的。但是考试前后的考验和训练是严格的,会有益于人材的选拔。而且,一个山野之人,一下子成为官员,怎么会不尽忠于皇帝呢?俗语说,“二十年风水轮流转”。还是要引用弗里德曼的话:“这一体系所提供的无论是怎样的社会流动的客观机会,毫无疑问的是,它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效机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68页)。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稳固支柱的还有绅士,即“取得帝国功名的读书人在村落社区中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同上)。这个地位与科举制是分不开的。绅士和读书人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生于绅士家庭中的人,不一定能保证成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官员和学者。当绅士的条件有两方面:继承和训练。一个家族为培养一个读书人是不惜余力的,因此一个人做官以后,有必要来报答,有必要使家里的鸡犬升天。但是几代人下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也许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大家族人口众多,也导致土地的分散。何况人事关系复杂,变化捉摸不定。当然,作为绅士的人家,官做得愈大,地位也就愈高,影响也愈大。所谓家世显赫,功名富贵。

  同时,我们要指出,在苏南模式中,工农兵学员和拿党校文凭的人在领导干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可能一时是绝大多数。也许将来有机会,象1940年代潘光旦和费孝通一样对数以百计的清代官员来源作一统计,就会看得比较明白些了。如果一个大学,让许多拿假的大专或本科文凭的人当大学的领导和博导,甚至在下面安排许多这样水平的教授和系主任;而不用1980年代以来全国统考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可曾似相识的,不仅是某些大学,还有政府机关。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常用的比拟“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化较低的农民干部自然占了很大比例。苏南模式的环境也有些类似。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城市工业化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单一种植业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是费孝通从1936年江村调查以来的理想的实现。这种突起的经济对地方政治必然会发生作用,加上当时苏州地市匆匆合并,老干部大量退出,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使得一批过去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影响,不能发挥才能的人有机会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特别是大量乡镇企业干部进入苏南政府,获取一定的地位(相反,没有这种经济背景的有文化的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则困难些);同时,随着对外迅速开放,思想教育放松,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思想和党纪教育以及政治改革,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姜人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现在已经不是《乡土中国》的无为政治时代。费孝通说,“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譬如英国有一次民意测验,愿意自己孩子将来做议员或阁员的人的比例很低。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62页)。

  “1984年,姜人杰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听前苏州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科的一个同志说过,姜人杰原来议过到青年干部科工作,后来回吴江到缝纫机去了。这个厂是一个很好的厂,我去过,和我原来工作过的苏州缝纫机厂比较,它明显要胜过一头。姜人杰熟悉乡镇企业,当然也了解改制的问题。网上传他说,比他钱捞得多的人怎么办,恐怕的确是他的一个思想问题。如果他一直当这个厂长,最后改制给他,他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接班,有上亿的钱,倒是“合理合法”,而且并不少见。

  乡镇企业的评价,现在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连乡镇企业的定义也被重新定义。80年代,中央发过四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这时候乡镇企业就包括,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方面。但乡镇企业主要指乡村集体办的工厂,强调的是集体所有制。苏南坚持所谓社会主义的方向,当时大出风头,屡出高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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