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之一：速度
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呈现一个由快速，到平缓，到慢速，最后相对停滞的过程。一般来说，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发展较快，然后速度逐渐慢下来，到相对饱和状态，就很慢了。
增长是有极限的，任何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都不可能永远快。这和人的生长很相似：人在未成年时长得快，一年长几公分，“抽条”的时候甚至一年有长十几公分的，但逐渐就慢下来了，成年以后就不再长了。
经济发展也是如此，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就像未成年的孩子一样，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很大。只要发展方面那些制度方面的、观念方面的、以及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制约与束缚因素一消除，就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在发展初期甚至还会出现“井喷似”增长。这之后，发展的速度就会逐渐慢下来。目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国家个案差不多都是这样，在发展的这种基本形态上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在程度上。
每一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发展起来，这其实是无法避免的，正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才把一些在发展方面起步较晚的国家称作“后发展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意思是这些国家最终也必然会发展起来。发展是客观规律，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但是，现代经济学同时也指出：发展和增长总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永远快，也不必要永远那么快。如像今天的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从宏观上看，从总体上看，发展和增长的余地、空间已经很小了，它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中国、越南、以及迟早有一天还会有北朝鲜这样一些国家那样的高速度。
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起飞阶段那种高速增长期，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必然迟早也会进入因发展相对饱和而增长放缓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一味地把高速度作为论证执政合法性与制度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不聪明的。因为速度掉下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高速度上，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速度上，那么，一旦有一天速度掉下来又怎么办呢？
客观地说，发展只是在其启动时期对政治、制度、观念这些因素有相关要求，发展一旦启动，就成为一个自然进程，其速度、持续性、走势等等，与执政能力和制度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并不大。把执政能力以及制度等等因素作为发展的关键条件，其实是政治家玩弄的伎俩，因为只有这些因素成了关键因素，政治家才可能成为关键因素，政治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可能得到确认。其实经济发展的最好环境就是没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企业发展的最好环境也是这样，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哪怕是帮助，对企业也是不利的。比如微软，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美国政府找它的麻烦，什么时候看到过美国政府帮助微软？对经济活动来说，只要形成了好的制度，没有政府也无妨，不管——完全去掉除法律法规之外的附加干预——就是最好的帮助！目前政府为自己的必要性辩护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谁来维持秩序？其实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我们所见更多的是：政府不但没有维持好秩序，反而制造出了许多混乱。在这同时，政府还大量地消耗着社会财富。当政府成了一些人的谋生手段的时候，政府就完全异化了！所以，关于政府，最好的结论最多就是：政府有善，也有恶；在享受政府的善的同时，必须要承受政府的恶；结算下来，政府基本是善恶相抵，有些时候善还略有结余。
政治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论证自己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比如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危及来临，政府忙得不亦乐乎，从现象上看，最忙的就是政府了！其实政府这种忙没有多大意义。实事求是地讲，经济危机就像地震、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一样，政府对它的发生没有什么责任，同样，政府对它的消除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经济危机对政府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为政府提供了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通过这样的表现，政府可以又一次证明自己并没有白花纳税人的钱，从而又一次证明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政府还能干什么呢？！像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一样，再搞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无论在有没有政府的情况下都会起作用。政府强行介入其中，只会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
还是回过来说。中国从1840年以来，国家就一直处在对发展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因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不正常，可以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总方针，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就没有不受干扰、放开手脚地发展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特别是政治因素，中国的发展迟迟无法启动，中国就像一个胆小的游泳者，既承受着现代发展激流的猛烈冲击，又紧紧地抓着长在传统的河岸边的小草，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撞和挤压下，走得非常艰难，充满坎坷和曲折，因而非常缓慢。
一直到1978年，国家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还是那句话：要想享受国家的“善”，就必须同时承受国家的“恶”！），发展的手脚放开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启动，并有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这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基本上是属于“起飞”阶段那种“井喷似”增长，使很多国家都曾经有过的现象。高速期一过，发展必然放缓，这是符合规律的，是难免的。这一点，现在就应该讲清楚，不然就会陷入被动。总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对发展速度大肆渲染，高速度不值得炫耀，低速度也不用悲哀。发展是个自然进程，速度当然应该顺其自然，绝对不能再想上一世纪“大跃进”时期那样人为地强行“制造”所谓的“高速度”，以至于酿成大祸！
概念之二：GDP
GDP现在国际通用，我们要与国际接轨，也不好不用。但是谈GDP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指标其实不能完全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它最只能说明增长情况。）所以，我们也来说说这个GDP，总的意思是：对GDP要全面理解。
关于GDP，网上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有两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吴敬琏，二人在路上发现一坨狗屎。厉对吴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吴一听二话没说就把屎吃了。后来又发现一坨屎，心理不平衡的吴对厉说：你把它吃了，我也给你5000万。厉立刻也把屎吃了。两人都觉得不对劲，两人资本一点也没增加反而各吃了一坨屎。于是就去找茅于轼教授，茅教授听后激动得泪流满面，对二人连连鞠躬：你们真伟大，仅仅吃了两坨屎就为咱们国家贡献了1个亿的GDP！这笑话非常损，却把GDP的荒谬非常形象地表现出来：GDP纯粹只看数字，才不管是真正生产创造的价值，还是引进污染企业促进的增长，还是打赌吃狗屎虚造的价值——所以以物为本的GDP根本不能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必须以人的发展和福利的增长来衡量发展。
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全部劳务的市场总价值的总值（体现为市场总价格）。GDP这个指标其实有许多缺陷。
第一，它没有注明外国人拿走了多少，当然也就不能说明本国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一篇网文中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2004年）
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比如：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 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富士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
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
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
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高科技领域：如手机行业，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大部分从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早已从中赚够了。近期跨国公司开始采用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纷纷退出市场。
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随着外资的延伸，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零售业是最能吸纳劳动就业人口的领域，竟然也任由外国的“资金密集型”企业前来掌控，真是走火入魔。业内有人指出：流通渠道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终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一个劲儿地大肆宣扬GDP，有什么意思！？
第二，它没有说明效益。因此，在有些时候，GDP核算出的一些数据非常荒谬，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随之增加。GDP指标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GDP指标中所包含的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投入，并不包含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投入。事实表明，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GDP一定很高。目前我国经济呈现“四高一低”（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就是片面理解并追求GDP造成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GDP高，反而说明经济状况不好，增长模式不合理。
第三，从GDP指标中看不出成本，因此也就看不出利润，所以，这个指标不能说明实际增长。投入越高，成本越高，GDP就越高，相应的，利润也就越低。这些，GDP指标中都反映不出来。
当然，在一般的情况下，GDP高，就业率就高，税收也就高。而就业率目前是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关系到社会稳定，税收则直接决定政府消费。所以，GDP的政治意义和财政意义大过它的经济意义，GDP对政府非常重要。这也正是政府把GDP看作“生命指标”的根本原因。
概念之三：就业
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人类不断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最终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标志是劳动不再成为人的谋生手段（马克思）；劳动不再成为人的谋生手段的含义是：人的生存对就业的依赖越来越小，并最终会摆脱掉这种依赖。
人类的进步是靠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的，技术进步意味着生物劳动（主要是人、畜的劳动）不断地、越来越多地被非生物劳动替换与取代。因此，技术方面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大量地消灭就业。经济学家熊彼特把先进技术对落后技术的取代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其实先进技术取代落后技术的实质是技术不断地取代劳动，所以，劳动被不断地“逐出”生产过程才是真正意义的“创造性的毁灭”。
综观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人类为生存而必须付出的劳动的总量总是在不断减少。从社会整体看，体现为就业人口的总就业量总是在不断减少；从单个个人看，体现为谋生手段的一生中的就业时间也总是在不断减少。这是人类进步、社会进步的根本表现。所以，传统的与就业有关的一切概念都必须彻底被颠覆，被解构，被重新定义！
实事求是地讲，对全人类来说，如果对“就业”还是按照它的发生学的、原始的意义来理解，要实现经济意义学上所谓的“充分就业”（失业率小于3%），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所以，即使总人口不断增加，随着被技术进步推动的人类进步，原来意义的“就业”也必然会越来越少，与技术含量的递增相应的必然是就业人口数量的递减。
这样就有必要把“需要就业率”与“必要就业率”分开，前一个概念是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后一个概念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前一个概念是派生的，它的出现是由于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野蛮状态而不得不分裂为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后一个概念是本原的，它是人类社会最终成为“人的”社会后（如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具有实际意义的合理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裂的人类社会必然会长成为统一的人类社会，因此，前一个就业概念必然会向后一个就业概念回归。
站在人类发展的立场上，对就业的宣传与强调应该改变。比如，就业率的下降是不会依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必然趋势，执政者如果还把政绩、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建立在就业率的提高上，就是非常危险的，必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如果执政者不顾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非要强调就业率，就只能人为地强行提高就业量，这样做便会给技术发展造成阻碍，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放缓，最终会延缓人类社会的进步。所以，高明的、理性的执政者从现在起，就应该改变对就业率的强调，逐步把人们的理解与思考往正确思路上引导，这样才可能不会使自己在某一天陷入被动。
所以我认为，不仅要有“失业警戒线”（5%），也应该有“合理就业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合理就业率”大概应该是60%。（这可以由一些规定来实现，比如：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一生只能有10年工作，一天只能工作4小时，一个星期只能工作3天，等等！）
另外，如果片面地强调“就业率”往往还难免会作出许多荒唐的事情来。如弗里德曼说的，“挖个坑再填上”就有了就业。当然，中国有比挖坑更有意义的项目，比如：维修长城！把长城加宽、加高、修直，两边开发房地产……！这个工程如果上马，不要说几千万，上亿就业都能解决！而且GDP肯定会达到世界第一！剩余产能也可以完全消化掉！比如水泥，全世界的水泥都拿来，恐怕还不够。
不是不可能。专制条件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既然修长城都可能，维修为什么不可能？
说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观念要变，要与时俱进，不然就会陷于荒谬与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