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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重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孙村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行与“例”变

更新时间:2009-03-30 16:57:23
作者: 吴重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国风.桃夭>>

  

  <<诗经.国风>>中的<<桃夭>>三章,为2500余年前民间婚嫁时女伴送新娘出门所咏唱,祝贺新娘归于夫家必子孙兴旺,如鲜嫩的桃树花开果结枝繁叶茂。近人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1]。颇感惊喜的是,2007年2月,我在莆田孙村参加村民婚礼时,竟还听到源自<<桃夭>>的现场祝辞----“撒帐东方甲乙木,木旺于春桃生萼。其叶蓁蓁成并茂,之子于归桃李绿。” 文化在偏乡孙村如此绵延的传承,当归功于村人常讲的“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

  孙村所谓的“例”,乃是民间事关敬神拜祖、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的成规,相当于李安宅先生讲的“民仪”(mores)----“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使用着,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再被加上具体的结构或肩架,它就变成制度” [2]。“例”不象风俗习惯那样容易移变,却也不如制度那样具刚性约束。其实,孙村并非世外桃源。虽然没有人愿在主观上削旧“例”或创新“例”,但剧烈的社会变迁及悄然的民风(folkways)转化无人可挡,“例”的移易难免发生。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及社会记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下,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例”行如初,而在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例”变不已?

  

  一、毛泽东时代行古“例”----守护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

  

  直至今天,孙村仍称“新郎”为“成人”,称“新娘”为“新妇”。这样称呼并非方言所致,而是深契儒家传统对婚姻的主张。

  <<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处女(女在父家称“处女” )出嫁,不仅是为(个)人妻,而且是为(家)族妇。瞿同祖先生说:“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我们自不难想象结婚之具有宗教性,成为子孙对祖先之神圣义务” ,“从家族的立场来讲,成妇之礼的重要性是远过于成妻之礼的”[3]。传统婚姻的这一性质,也可以从古人对婚礼的程序规定上看出。这套程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庙见[4]。而这些程序的完成,无不是以家长的名义举行。即使是在“亲迎”这一环节上,儿子也是承父命将新妇迎下轿的----父命子道:“往迎尔相,承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拜答曰:“敢不奉命”[5]。洞房花烛夜,新妇只是实现了为人妻;欲成夫族之妇,尚须于次晨沐浴候见舅姑;三个月之后,更须对祖先行“庙见”之礼,始“成妇之义”----算是生为夫家之人,死为夫家之鬼。若新妇不幸在这三个月之内病故,该给个怎么说法?孔子回答得很干脆:“示未成婚也”[6]。

  婚礼的这套繁密而隆重程序,即便是在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在乡里一一落实,如朱子《家礼》为民间嫁娶简便计,只要求行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四礼,且并纳币、请期为一礼。瞿同祖先生评论道:“礼不下庶人原是因繁文缛节无论财力上人力上都有未逮,所以不能备礼,有倾向于从简的趋势”[7]。孙村本穷乡僻壤,从简的情形乃情理所在。不过,哪怕在物质再匮乏、“反封建”声浪再高涨的毛泽东时代,孙村人还是努力守住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将婚姻视为繁衍家族而非子女个人前程之大事----是“成人” 、“新妇”而非“新郎” 、“新娘”,并在婚礼之“例”上予以铺陈彰显。

  孙村“乡老”回忆道[8]----

  毛泽东时代破迷信,唯独婚、丧这两项没人敢出头“打限”(取缔),不然,那会激起民愤。结婚是喜事,大家都想“做闹热”(营造热闹气氛)。58年秋“食食堂”(指人民公社大食堂),什么东西都归公,结婚酒(席)办不成。59年5、6月食堂“下放”(解体),“逐祖”(各家各户)又恢复办结婚酒,讲是不论如何得办给“亲情大细”(亲戚朋友)“一嘴食”。可惜“五八化”(58年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所有“古物”(指民间礼仪之用的器具)都给“销出”(搜查出),某些场合(指某些礼仪)办不像,“后尾”(后来)渐渐简单化。时代是新时代,古“例”还是照走。

  在毛泽东时代,孙村的嫁娶还是流行“聘金” (brideprice)或“相换”(换婚)[9]。议婚阶段,照“例”履行“放订”(放订金给女方,相当于传统的“纳币”,也相当于今天的订婚)、“开日子”(续付部分聘金,同时通报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此相当于将传统的“纳吉”及“纳币”合二为一)及“看日子”(付清聘金并确定嫁娶日期,相当于传统的“请期” )。毛泽东时代孙村人的婚期一般确定在农历十二月中下旬,婚礼持续三日,以完成传统婚礼的繁多程序。

  第一天晚上的酒席称为“送礼瞑”或“上头瞑”(“瞑”指夜晚),招待携礼前来道贺的“人客”(客人)。孙村人所谓的“人客”并非指朋友,而是指有血缘关系的表亲及三代之内的姻亲,即“亲情”。“亲情”携来的贺礼是一块“布联”(大约一丈长三尺宽的花布),但 “亲情”的贺礼并非针对新婚夫妇,而是送给婚礼人家的一家之长。“送礼瞑”宴毕,这些“布联”以送礼者与婚礼人家家长的尊卑及亲疏关系[10],依次挂在厅堂两侧的土墙上,每块“布联”上都有用别针别上的“表轴”----在一块长条形的红纸上,书有送礼者的名字及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关系,如“舅孙吴金福新婚志喜 外甥林文洪敬贺”。从“表轴”的落款方式可以看出,婚礼的主角并非新婚夫妇,而是一家之长,因为结婚并非青年人个人爱情的结晶,而是家族昌盛的大事。外人通过观看“布联”上的“表轴”,即可知道婚礼主人家的社会关系的格局。所以,携礼的“亲情”总是谦卑地对主人说“啊,没什么,只是拿来让人称呼一声”。事实上,某些因家境贫寒而买不起“布联”的“亲情”,只是临时借来一块花布挂上,婚礼毕即取下还人。

  “送礼瞑”子夜时分,主人请来剃头师傅,为待婚男子举行“上头”仪式。“上头”仪式其实为古代的冠笄之礼,如《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男子行冠礼,象征成人。待婚男子常不满二十,但在乡间,成婚意味着成人,故结婚前夜须行冠礼即“上头”仪式。孙村人因此将某人结婚称为某人“成人”,将“新郎”称为“成人”。“乡老”介绍,从前男子梳辫,由剃头师傅略加修剪后将辫子盘起,并戴上一顶官帽,上有“龙珠”(彩色绒球),并用红毛绳连成一圈[11],故称“上头”。后来剪了辫子,但还是请剃头师傅来“上头”,没有了官帽和“龙珠”,而代之以当时时兴的礼帽,帽筒上仍然有连成一圈的红毛绳。婚礼期间,“成人”都得戴着这顶上了头的帽。2007年2月,我在孙村访问了老剃头师傅阿坤,问他在毛泽东时代给“成人”剃头的情形。阿坤说---

  许当时(那个时候)给人剃“成人”头大有讲究,鸡未然啼的时候事先叫一个“四目全”(父母健在)的人给“成人”在“新妇房”(洞房)梳头,梳了头,“寡”(我)嘴衔一支镊子,镊子夹着一支蜡烛,寡人走巡圈光线照,用用功剃头,不许第三人在场扶烛。剃了头吃点心,一瓯面,两个碗,表示明年生‘打捕仔’(男孩)。尾了(最后),还得有一个人陪“成人”困(睡觉)“新妇房”,反正天将光,寡就齐躺下,冬天五更早,常常给尿急醒无处拉,“新妇房”的夜壶(尿壶)是不准使的。

  次日早上为“上头早”。“成人” 挨家挨户邀请同宗姓的人来“食上头饭”,让族人见证其“成人”。这顿起于早上的酒席一般迟至中午方告结束。下午,同宗兄弟十来人结队到女方家里去搬嫁妆,同行的还有一位族中“阿嫂”(即伴娘,也必须“四目全”,即其父母及公婆都必须健在)。

  在传统时代,“新妇”坐轿并头罩“新妇罩”,轿门前还用绳子拴着一块生猪肉,用于应付专叼食“新妇” 的“路虎”。“路虎”之说源于“新妇”须在出嫁前两天断食节饮(免得婚礼期间当众如厕),以致体弱不堪,常有“新妇”昏厥轿内,民间便传说此为“路虎”所致。毛泽东时代,花轿及“新妇罩”不复存, “路虎”也被目为子虚乌有,但“新妇”出嫁的古“例”并未废去----花轿改为人力三轮车, “新妇罩”以“四角巾”(当时流行的纺纱裹头方巾)代之,而在孙村起伏不平的小路上,那块应付“路虎”的生猪肉依然在吱嗄作响的三轮车车把上摇晃。

  “新妇”到,鞭炮齐鸣,“成人” 的家人须暂时躲避,此为“避冲”----“新妇”虽进了家门,但尚未拜见祖先,还不算“过门”,不能贸然相见。但“成人” 却必须在门口“亲迎”“新妇”的到来。在此,“亲迎”体现了“敬妻之道”----孔子认为,敬妻的根据是“亲之主也,敢不敬与?”[12]瞿同祖先生解释说:“所敬的并不是妻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亲,她既负有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神圣责任,为了宗庙,自不得不重之”[13]。

  在司仪主持及“阿嫂”陪护下,“成人”和“新妇”在厅堂拜天地、拜祖宗及对拜,值得注意的是,夫妻对拜时,“新妇”总是扭捏不愿下跪,仅由“阿嫂”象征性地从背后顶一下“新妇”的膝关节。此为“拜堂”。“拜堂”大概部分蕴含有传统时代“庙见”的意义[14]。

  传统时代“拜堂”结束后设有“凤鸡桌”,夫妇饮交杯酒,这是整个婚礼中难得一见的表现夫妇情笃的“例”,可惜此“例”已废止于1950年代。“乡老”说:

  拜了堂,设“凤鸡桌”,桌上摆的碟中放面食做的鸡、凤、鱼、虾,每碟一只或一尾,每道两碟,共八碟。这八碟是摆着看的,另外准备两碗面、两瓯龙眼干汤,给“成人”、“新妇”填腹肚。关键是食交杯酒,一对锡制酒瓶,一对带耳的锡制酒杯,酒杯用红毛绳栓连。“成人”食一嘴(饮一口),余给“新妇”,“新妇”食一嘴,余给“成人”。当时金凤(村里耆老)有一副锡制酒瓶酒杯,后尾流传没了,大家也嫌设“凤鸡桌”麻麻烦,这“例”就给削了。

  接着是进“新妇房”。“新妇房”的门顶设有门楣,悬挂着一块折叠成形似男裤衩的花布,象征男权至上。而“新妇”在头裹方巾、埋首跨过门槛的那一刻,总能适时跃起将门楣扯下。若有某“新妇”忽略了此举动,反会遭人讥笑。入了“新妇房”,“会兄弟”[15]便将嫁妆之一的蚊帐挂上眠床,抓起寓意早生贵子的红枣、花生、瓜籽,向蚊帐内的四角撒去,此为“撒帐”----

  撒帐东方甲乙木,木旺于春桃生萼。(众喊:“好啊”)

  其叶蓁蓁成并茂,之子于归桃李绿。(众喊:“好啊”)

  撒帐南方丙丁火,火旺于夏莲花朵。(众喊:“好啊”)

  ……

  “撒帐”结束,紧接的是“告祖”。先拜父母,父母给新婚夫妇一副(十双)“红箸”(红筷子),寓意添丁添口;再拜祖父母、兄嫂、叔婶等家庭成员,受拜者给压拜钱;最后是拜灶公,事实上也是指引“新妇”认识夫家厨房所在。

  上述“例”行毕,“新妇”的地位始确立,她已是家庭一员,必须承担家务,象征的举动是由“阿嫂”(伴娘)带“新妇”到井边挑一担水回家倒入厨房水缸。之后,“新妇”回洞房,等待“大酒瞑”(当晚婚礼正式酒席)开宴。

  “大酒瞑”能否顺利开席,取决于坐“横头位”的人是否到齐。“横头位”指酒席上至尊的席位。象结婚这样的重大场合,贵宾的酒席一定是设在坐北朝南的厅堂里,根据厅堂大小,设四至八席(每席坐八人,俗称“八仙桌” )等,但一般都是席排两列。从大门往里看,最靠里的两席应让贵宾就座。而这两席中,背靠北墙的四个席位尤为尊贵----左席左横位排第一尊(A),为“命人位”,由媒人就座;右席左横位排第二尊(B),为“祖宗位”,由“成人”(新郎)曾祖母娘家的人就座;左席右横位排第三尊(C),为“妈宗位”,由“成人”祖母娘家的人就座;右席右横位排第四尊(D),为“母舅位”,由“成人”的舅父就座。如下图所示:

  

   A、B、C、D任何一位未驾到,酒席都不能开始。往往是舅父(D)好摆架子,非得由“成人”再三催请方肯落座(哪怕他就在现场)。如果曾祖母或祖母的娘家的确没人,其位必须空着。这样的尊位排定,旨在突出母系繁衍家族的伟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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