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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

更新时间:2009-03-24 18:14:46
作者: 赵全胜  

  

  [内容提要]日本外交在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美军占领期面临两大历史关口,做出了不同选择。冷战后日本外交又面临第三次历史选择,经过政策争论形成了共识,即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种“中间路线”往往带有一定“倾向性”。因此,捕捉这种“倾向性”就成为理解日本外交政策发展方向的关键点。

  [关键词]日本外交 主流思维 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

  

  理解日本外交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政治外交界的主流思维。所谓“主流思维”,是指日本政经学界和官僚体系通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激荡,就其外交政策所达成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这种共识反映的是相对多数人的意见,当然这种相对多数也是在不断变动之中。本文通过对日本外交主流思维的梳理,提出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这一概念。

  

  一 历史上的三次选择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外交曾三次面临十字路口,做出了重大方向性政策选择。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当中国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日本就非常注意这一次如费正清所说的“中西方文明的大冲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并于1842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随后又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一切都给日本统治者、上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日本应该如何从中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外交政策应该向何处去·是继续坚持与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和排外政策,还是洗心革面走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也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对其内政外交进行重大改革的大背景。明治维新直接导致了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国力大幅度增强,国际地位也迅速提高。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都在这一时期脱胎换骨,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闭性封建国家走向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军事强国。但日本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并从20世纪上半期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使其面临近现代史上第二次决定性的选择。日本的内政外交向何处去·日本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这些都是日本所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导下,日本于1947年实施了新宪法,从此走上了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的道路。[1]战后不到20年,日本就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成为亚洲经济起飞的领头雁。随后,日本经济超过了欧洲诸强,直逼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和地区主义趋势的不断加强,日本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困境,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其雪上加霜。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迅速发展的中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也给日本举国上下带来了全方位的巨大冲击。从90年代开始浮出水面的朝核危机更触动了日本内政外交的敏感神经。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这一系列重大变化,日本朝野上下出现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情绪,政治保守化倾向进一步加深。[2]日本政界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3]这一切都把日本外交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4],促使日本的决策者、政治家、知识分子在21世纪初展开了一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符合日本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决策的大辩论。[5]

  由此可见,日本在其近现代100多年的历程中的三次重大的外交政策抉择不仅攸关本国发展,而且也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这些政策选择又无一不与日本外交主流思维的演变紧密相连。在前两次历史关头,日本都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选择。例如,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选择了“脱亚入欧”的道路,通过“富国强兵”加入欧美强国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占领下,日本实现了带有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一个军国主义的、专制的政体向一个民主多元的、以和平为主的新型政治转变。

  

  二 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

  

  21世纪初,日本完成了从后冷战时期开始就着手酝酿的第三次重大外交政策选择。与前两次选择根本不同的是,日本无需选择完全抛弃过去的相关政策,而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安倍晋三在就任日本首相前到美国的“热身”访问中,在回答“日本外交是否仍然受到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6]的问题时指出,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和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可见,日本这一轮政策选择的新趋势是避开两个不同的极端方向,向中间靠拢,即所谓“走中庸之道”。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评论指出,安倍首相的外交路线是走“中间路线”。[7]他的继任者福田康夫首相选择的外交政策也是一条典型的中间路线。2008年9月就任首相的麻生太郎尽管以其保守倾向着称,但其外交政策也难以背离中间路线这一大的框架。在日本,除少数人仍然选择极端路线外,多数精英层人士选择的是中间路线。而且,不同政治家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了不同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又往往是了解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日本外交以“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为主流的思辨方式。日本的种种政策选择不总是对立的,例如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军事大国与政治大国,这里所强调的只是优先顺位、轻重缓急的排列,即“倾向性问题”。

  (一)中间路线一:“脱亚入欧”与“亚洲一体”

  在两千多年历史中,日本作为中华文明的“热心弟子”,一直十分清楚其在东亚的身份。这一身份认同在19世纪中叶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当时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福泽认为:日本应该脱离当时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及其他亚洲社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欧洲国家的模式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员。为此,日本应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加速现代化。在国际社会上,日本应该与欧美先进国家结盟,成为强国中的一员。

  与福泽谕吉同时代的冈仓天心则在对外关系思想方面提出了与福泽截然不同的口号。他在《东洋的觉醒》一文中提出了“亚洲一体”的政策建议,尖锐地批评了西方白人社会对东方的入侵,强调了东亚社会团结一体抗拒西方入侵的重要性。当然,冈仓的“亚洲一体”与今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毕竟代表了对当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问题所提出的不同思路。

  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惨败,福泽学派在日本政学界逐渐占据了上风。“脱亚入欧”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使得日本社会中尊重与热爱中国文化的思想潮流被轻视与厌恶亚洲社会的心态所取代,最终出现了“既然西方列强能够对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殖民侵略,为什么日本不能”的心态。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日本走向殖民朝鲜、占领中国、入侵东南亚的一系列侵略行径。也由此,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政策一直到二战结束才告终结。1945年日本战败,使其面临第二次重大选择。实际上,日本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美军占领期,使其不可能独立地进行政策抉择,而只能接受美国的领导,并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由于国际大环境使然,日本更加确认了沿着“脱亚入欧”方向发展的外交政策。1952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同时生效的《日美安全条约》都使日本成为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坚定一员。[8]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社会高度西化(即美国化)的趋势一直是其社会发展的主线。

  随着亚洲经济的复苏与高速发展、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日本认识到亚洲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连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冷战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又加深了日本的这一认识。日本在任首相不止一次地宣称:“脱亚入欧”已经不完全是日本所应该采取的政策选择。日本既是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一员,又是东亚社会的一员。但在实际运作上,特别是在需要做出重大政策抉择的关键时刻,日本决策者更多的是向欧美方向倾斜。例如,在小泉首相任职的后半期,当他被问到如何解决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问题时曾回答说:“只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对中、韩关系也就自然会改善。”此后,日本社会中要求领导人正确处理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呼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断高涨。这也是2006年10月初新任首相安倍首次出访选择中国和韩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倍后的福田首相加强与中韩合作等一系列做法也是这方面的明证。有理由相信,日本外交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方针下,同时强调处理好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中间路线仍将继续下去。

  (二)中间路线二:坚持和平路线与发展军备

  日本发展道路问题在明治维新时期就经历了重大的政策辩论。当时知识界与领导层达成的共识是“富国强兵”。也就是说,为实现“脱亚入欧”的目标,日本需要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与军事是并重的。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发展目标进一步成为日本外交的优先考虑。由于二战中的惨痛失败,日本朝野痛定思痛,在美军的主导下制定了以和平宪法着称的新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除自卫以外的军事能力,这奠定了日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得以和平发展的基础。美军占领结束后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为日本提供了核保护伞。所以,尽管在冷战时期面临苏联的安全威胁,但日本仍可以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并把军事预算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搭顺风车”的经济发展战略。日本此举也奠定了其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经济发展优先为特点的内政外交的指导方针。[9]

  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社会出现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提升其军事地位的呼声,亦即应成为军事大国。[10]老牌政治家小泽一郎所提出的“普通国家”概念即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因此,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修改宪法、改变宪法第九条的声音。“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流行和90年代开始的朝核危机及其后来的风波迭起,也都对日本国内加强军备的思潮起了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日本坚持和平发展、反对加强军事装备、反对成为军事大国的社会力量还是十分强大的。不少政治家与学者都认为,日本坚持优先发展经济、避免成为军事大国的战略是成功的,日本的和平宪法在世界上也是独特的,对维护世界和平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日本不应该重返军事大国的道路。

  针对日本的外交争论,国际舆论也有着各种看法。美国的主流政治家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常国家”,并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国际安全事务中做出重大贡献。[11]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发展已经为其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可能再次对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12]对这一问题,中国、韩国、朝鲜以及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国家则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日本应该在修宪问题上持慎重态度,特别是宪法第九条。日本应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以避免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所面对的不光是其自身所面临的两难选择,而且也面临着来自美国和亚洲的两种不同声音。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日本中间路线的选择似已成为必然。但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例如修宪问题等,不同政治领导人则会有不同的政策倾向性。而相关政策是否发生重大转变,也取决于该时期主流思维倾向于某一特定方向的程度。

  (三)中间路线三:经济优先与“政治大国”

  二战后日本外交的第一个指导方针就是所谓的“吉田主义”。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提出了优先发展经济的国策。日本修改了明治维新以来强调的“富国强兵”方针,强调以“富国”为首要目标,在“强兵”问题上则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只要《日美安全条约》保证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就不需要把大量财力用于国家安全上,而只需保持一支小而精的自卫队力量就可以了。从那时起,日本集全国上下的力量努力发展经济,迅速超过了英、法、西德等欧洲强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在海外活跃的经济活动也不断加强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在美国的大量投资与收购,再加上日美两国间此起彼伏的经贸摩擦,都使日本的经济实力得到世界的公认,从而有力地提高了日本经济的大国地位。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也逐渐超欧赶美。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已成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这一领先地位直到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才又被美国超过。直至今日,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尤其是它的机械、汽车制造业与电子高科技的发展水平以及基础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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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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