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有的偏重于经验分析,有的偏重于价值判断。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除非我们对直接经验有所认知,我们的价值判断只能是空中阁楼。除非我们怀有某种价值信念,我们虽拥有某种经验,但却不能判断散乱经验背后的整体意义。全球化是我们当今生活中的一种新经验。我在思考与这新经验有关的问题时,努力以一种特定的价值原则为判断标准,那就是“尊严,”不仅是个人的尊严,而且也是群体公共生活的尊严。

在没有尊严的公共生活中,个人不可能受尊重,也不可能有尊严。全球化的新经验前所未有地向人们提出了群体尊严问题。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病无一不与一些群体损害另一些群体的尊严有关。群体在国际间所遭受到的无尊严和蔑视与个人在国家群体内部遭受到的无尊严和蔑视十分相似。反对无尊严和蔑视就是争取承认。争取承认从根本上把全球正义和社会正义联系为一个整体。在全球政治和公民政治中,对群体和对个人的基本道德原则都是首先从反面来确立的, 那就是不伤害和不羞辱。

全球关系中的霸权、强制性渗透、剥削及控制和国家群体内部的压迫、迫害、舆论钳制、经济剥削和政治暴力，这些都是不正义的。我们之所以把它们都判断为道德意义上的不正义,乃是因为它们都在破坏人的完整性。当代德国伦理学者霍奈特(Axel Honneth)指出,“直到现在,在那些认为自己未能受到他人善待的人们的自我描述中,道德范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伤害’或‘羞辱’,它们都和蔑视形式也就是拒绝承认的形式有着关联。用这种否定概念来称谓不公正的行为,这不仅是因为它有害于主体和限制了主体的行动自由,而且还因为伤害了他们在主体间获得的肯定的自我理解。如果不潜在地涉及到一个主体对他的同伴发出的承认要求,就根本无法有效地运用‘蔑视’和‘伤害’这样的概念。”

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全球化的世界, 乃是因为今天“一个主体对他的同伴发出承认要求”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正在逐渐形成的、涉及全人类的公共生活。但是,民族国家仍是世界格局的基本治理单位,民族国家仍然在设置和影响普通人公共生活的基本社会空间。所以关心公共生活的尊严应当从国家社会群体内部开始。

在国家社会群体中,二十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二十世纪的现代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人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 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对权力的空前激情代替了人类和人群的公共生活意义，正如萨弗朗斯基(Rudiger Safranski)所说,“世界变成了一个权力关系的迷宫 -- 没有意义,但有活力。”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总是对弱者毫不留情。在他们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 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以人类尊严来确立全球化的意义, 它的问题和知识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专门学科研究呢? 和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关切的许多其它问题一样，人类尊严不是一个属于任何现有学院知识的专门学科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产生于对现实生活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是由纯学科研究所设定的。在知识分门别类、不专门化就没有合理性的时代,人们往往不得不将自己深为关切的问题纳入到某个合乎学院谱系的类别中去。“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 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学科类别。我在本书中涉及的许多“文化研究”问题 -- 全球正义、公共生活、公民认同、正义和社会之善、公众新闻、承诺、信任、保护弱者、正派社会、博物馆、民族主义、物品秩序、收藏和怀旧、公民社会、公民治理 -- 它们都可以放到现有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伦理学里去处理,但也可以当作与这些专门学科并无直接关系的公共生活问题来讨论。我在这里是把它们当作一般公共生活问题来对待的。我希望能以此与更多人一起来开启公共讨论, 一起把它们当作“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 一起来增进我们公共生活的个人尊严和群体尊严。

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新星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