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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斯密定理、奥尔森条件和改革开放

——对三十年来中国高速增长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更新时间:2009-03-17 16:07:14
作者: 张宇燕 (进入专栏)  

  这首先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两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随之产生;受到巨大的潜在“比较利益”的诱惑,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或两人之间的合作,也就接近水到渠成了。然而,要想实现那些潜在的收益,还必须允许他们两人进行交易。如果两者之间是主仆关系,“星期五”就可以用他的劳动时间换取鲁滨逊施舍的食物;如果两者之间是平等关系,“星期五”就可以用他打捞上来的鱼虾,按双方商定的比例去换取鲁滨逊采摘下来的浆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双方必须事先就下述问题达成共识: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为个人财产且不得被随意剥夺,任何交易均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恪守签订的任何契约构成双方的义务。否则,可交易性难以保障,交易无法完成。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契约本身的不完备性,在鲁滨逊和“星期五”两人的交易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一些侵权或违约现象。鉴于两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因此要想公正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或分歧,就需要引入第三方来实施仲裁。在现实生活中,这第三方通常就是政府。“政府”在此指的是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行使在内的广义政府。尽管有许多角度或切入点把政府被引入经济分析,比如有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俘虏”的政府,也有把经济作为管制对象的政府,但政府最重要的身份还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在诸项公共产品中,最为根本的便是保障财产权和维护契约,尤其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权与契约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道格拉斯。C.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都从各自的视角、以自己的语言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点。

  保护财产权和监督契约执行的重任一定要由政府来承担,原因在于政府是强制力或暴力的合法垄断者和行使者,在于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可能或能够比个人抱有更为中立和公正的态度,在于政府统治的辖区比私人的活动范围要宽广得多。然而,也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强大与广泛的垄断性权力,尤其是行使这些权力的又都是些难免带有私心的个人,故政府也往往是个人财产和契约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其中颇有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美国公共选择理论领军人物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等著作中,始终都在提请读者注意政府可能对个人财产与契约权利的侵害,并想方设法使政府具有的副作用最小化。

  考虑到机构设置、制度设计、组织协调、监督执行等事项,强化产权和保障契约的成本往往是很高的。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交易成本,其主要部分就体现于此。同时,交易成本的高低和市场规模的大小之间又是高度正相关的。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增加同样很快。一旦引入成本与收益概念,那就意味着以最小的投入寻求最大的产出。当政府无法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保护所有人的财产权和契约权、或无法一视同仁地对不同人群实施同等强度的保护时,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稀缺的“制度资源”以保护财产权和契约权、并且最终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经济增长之目标,便成为制度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较之于普遍性的财产权保护而言,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政府对不同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实施的财产权保护强度之差异,有可能对经济长期增长之绩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7、18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原因众多,但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偏袒性地保护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利(亦即财产权和契约权);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巧合,处于那个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正好又是最具有生产性的阶级。为了分析和记忆上的方便,我们曾经把这一命题论证概念化为:财产权保护的倾向性先于财产权保护的普遍性。用更通俗些的话讲就是,偏袒性地保护社会中那些最具生产性的阶级或阶层或集团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实乃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迅速起飞的关键动力。

  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曼瑟。奥尔森探讨了政府权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斯密的思路相反,奥尔森的出发点不是去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去挖掘阻碍经济增长、准确地说是阻碍交易得以充分实现的深层次原因。在市场规模大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解释各国或各经济体各异的繁荣程度之变化,人们只能从它们内部的交易障碍或交易束缚方面寻找答案。奥尔森指出,一国经济上的失败,主要在于没有满足下述两个必要且充分的增长条件:一是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主要来自政府的强取豪夺。“奥尔森增长条件”之中隐含的重大命题是:经济繁荣最终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即“强化与扩大市场型政府”。在奥尔森看来,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保护个人财产权、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并且其本身还受到约束而不能任意、非法地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与扩大市场型政府”;只要这样的政府存在,经济长期增长便有了牢固的保障。

  斯密强调市场规模的扩大,奥尔森看重强化和扩大市场型政府。这表明两人都深知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然而我们还要看到,他们两人的关注点又各有侧重。斯密要扩大的主要是“市场规模”,力图增加的是参与交易的“量”。奥尔森要扩大的是“市场”,是使交易顺利进行之条件(亦即可交易性)的覆盖或适用范围不断拓展,旨在强化使“得自贸易的收益”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之“质”。斯密眼中的市场规模之扩大,更像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进程,其基本动力来自于商人的牟利诉求。奥尔森则把市场规模的扩大看作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制度演进过程,为的是创造条件以使所有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获得实现。简言之,斯密更关注的是市场规模的外延扩展,看重的是市场拓展的自发性;奥尔森则更青睐于市场规模的内涵延伸,强调的是市场扩大的人为性。

  对两人的思想做一番适当的整合、再辅之以一些相对枝节性考虑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较为高度互补的、逻辑连贯的、解释力较强的经济长期增长模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正是在这个模型中,斯密的“无形之手”和奥尔森的“引导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出于简洁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斯密-奥尔森定理”,或“斯密-奥尔森增长”。

  鉴于“斯密—奥尔森增长”模型所表达的逻辑关系高度抽象,从而舍弃掉了不少枝蔓,故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几点,以求丰富和细化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首先,“斯密—奥尔森增长”中的各个逻辑关节点,其间的关系并非全都是单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既可能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也可能是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的原因。以得到政府恰当保护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为标志的有效制度安排,其覆盖面与适用范围的延展,其执行力度的加大,既是市场规模扩大的条件,同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当财产权与契约权的保护强度对不同阶级或阶层而言存在不均匀分布时,很可能会有更为耀眼的、或是更为暗淡的经济长期增长之绩效。换言之,一旦社会中最具有生产性的阶层或群体之权利得到了带有偏袒性的保护,则经济长期增长目标实现的概率就会更大些。反之反是。再次,财产权和契约权保护力度和广度的加强与扩展,势必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有助于细化分工并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后,谈论市场与政府(或国家)之间关系者众多,远不止奥尔森一个。比如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关注的焦点便在于此。本文以奥尔森为代表,原因主要在于他的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论证有力。

  对于一个初始状态为与世隔绝、资源或要素主要靠计划配置、建立在自愿契约基础上的交易受到多方限制、市场规模被严重挤压的巨型经济体而言,一旦参照“斯密-奥尔森增长”之逻辑,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向长期经济增长之路径所在。这一路径的目标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于保障财产权和尊重契约,并以此来促进交易和收获随分工和专业化而来的贸易收益。至于这一寻求长期快速增长之历史进程的起始点之所在,则主要取决于特定经济体“起飞”时的初始条件,特别是与当时的政府之财政状况、国内利益集团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等因素高度相关。当政府面临重大财政压力以至于难以兑现其充分就业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等承诺时,当中央计划体制的决策者们拥有充足的政治资源且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时,当世界上其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已经启动改革进程并开始取得某些进展时,当美苏两霸之间竞争日趋白热化进而自身无形中成为一种被争取的力量时,启动并实施改革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分析至此,“改革开放”在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就凸显出来了。最概括地讲,中国过去三十年所从事的改革开放事业,至少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沿着一条较为典型的“斯密-奥尔森增长”之路前行的。“改革”,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进步,界定、保护了财产权和契约权,并且拓展了有效制度的适用范围,从而为市场规模的扩大或使受到压抑的市场能量得以释放奠定了基础、甚至直接扩大了市场规模。“开放”,作为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一方面直接扩大了中国的外部市场,让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最大化其自身的比较利益,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分工与交易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打开国门本身也促进和深化了改革。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上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内部容量还是外部尺寸看,中国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皆因日趋有效的产权制度之实施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并以此为基础,技术进步得到了实现,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或如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人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所关注的现象,其背后的机理便在于此。

  需要解释的是,学术界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计算争议颇大。三年前《经济研究》月刊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论文指出,1979年-2004年间,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百分之零点八九一,对同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百分之九点四六。两位作者(郭庆旺和贾俊雪)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高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按照Haiyang Deng,John Haltiwanger 和Robert McGuckin 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与结构调整》一文中所做的估算,在1995年-2004年间,中国大中企业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四,全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百分之七点三。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二点四,欧盟十五国增长百分之一点四,日本增长百分之二,印度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尽管上述数据难以覆盖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尽管不同学者或机构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之间,应该讲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至少从逻辑上看,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产出以及人均收入的持续且大幅度增长,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针对的是实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央计划经济。公允地讲,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同样是要实现分工和专业化,同样含有扩大“交易”(交换)规模的倾向,同样是要寻求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与“斯密—奥尔森增长”之间的吻合度高。鉴于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度的以至于任何计划都必定是有缺陷的,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的激励在长时段内难以持续,鉴于贬抑货币在计价与结算中之重要功能的计划在施行过程中引发的交易成本甚巨,故“计划型增长”的可持续性便出现了问题。

  以上所论述的,只是一个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分析框架。它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经济长期增长需要具备的一般条件,准确说是给出了一个成就经济长期增长的命题。至于这种高度简约的论述或概括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与进程相吻合,自然还需要一系列检验与印证。不过这项工作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除了给出带有一般性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外,这里还有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性”问题,也就是“中国特色”问题。三年多前,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雷默在其题为《北京共识》的长篇报告里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道路。看来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逻辑难题,即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改革开放吻合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逻辑密不可分。同时,中国市场规模之扩大的途径与步骤又确实是举世无双。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是由一项项具体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管制条例等制度构成的,内容繁杂,时分先后。由此便出现了“制度组合”、“时机把握”与“实施顺序”问题。所谓“中国特色”,从狭隘的经济学角度看,大致集中体现于如何处理它们。当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有时恐怕也需要直觉和运气。

  

  2008年7月12日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景》2008年第9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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