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意]B.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更新时间:2009-03-08 09:56:57
作者: [意]B.克罗齐  

  

  [意]B.克罗齐/文 田时纲/译

  

  

  一、历史和编年史

  (一)

  被认为是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无论是最近50年、10年、一年、一月、一日的,甚至还是最近一小时和最近一分钟的,习惯称之为“当代史”。但是,若想严密思考和准确叙述,“当代史”只应指紧随已完成的行动产生、作为对此行动的意识的历史。譬如,当我正撰写这一著作时,我为自己写的历史,就是我的写作思想,它必然同写作活动相联系。在此种情况下,称之为“当代”极为恰当,恰因它同任何精神活动一样,是在时间之外 (不分先后)、是与其相联系的行动“同时”形成的,凭借非编年史的而是观念的差异,同行动相区分。相反,“非当代史”、“过去史”是面对已形成的历史,因此是作为对此历史的评论而产生的历史,至于是几千年的古代史,还是一小时前的悠远史则无关紧要。

  但若更仔细考察,即使是已形成的历史,人们称作或想称作“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若真是历史,即若具有一种意义、并非如回响的空洞无物的演说,则也是当代的,同当代史没有丝毫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或(用职业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面前都有可理解的文献。对那一事实需要添加或掺和一个或一系列关于事实的陈述,仅使事实显得更丰富,但未丧失其存在的效能,以前的陈述与判断现在也成了事实,它们也是应当解释和判断的“文献”:历史从未由叙述构成,但总是由文献、或变为文献或按文献对待的叙述构成。若当代史直接从生活中突现,甚至习惯上所称的当代史也直接从生活中出现,因为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由于过去的事实同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因此,它不符合过去的兴趣而适应现在的兴趣。历史学家用其经验主义公式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一再重复这一点,这一点即使不构成“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句陈旧格言的深刻内容,也成为它走运的理由。

  我援引历史方法的这些公式,是为了改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荒谬外观。但在历史著作的实际中,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证实,并获得丰富和清晰的例证。若不陷入错误的泥潭:对一切或部分历史学家的著作兼收并蓄,并把它们归于一个抽象的人或涉及被抽象看待的我们,则问现在的什么兴趣促使我们撰写或阅读那些历史,譬如,现在的什么兴趣促使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米特拉达梯战争、墨西哥艺术或阿拉伯哲学的事件。此刻我对它们没有丝毫兴趣,因此,此刻对我来说,那些历史不是历史,至多仅为历史著作的简单书名;但对于曾思考和将思考它们的人们来说,它们曾为或将为历史。当我曾思考或将思考它们,就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对我来说,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相反,若我们仅限于实在历史,限于我们思想活动实际思考的历史,就会容易发现这种历史对多数人来说,既同一又当代。当我所处历史时期的文化进程(补充说我作为个人,可能多余甚至不确切)向我提出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阿提卡风俗中独特习惯的问题时,那一问题就同我的存在相联系,正如我要洽谈的生意、正在培养的爱情或面临的危险的历史;在我未能解决此问题之前,我同样焦急地探究它,同样感到痛苦不幸。在此种情况下,希腊生活向我呈现,它激励我、吸引我或折磨我,正如我面对对手、心爱的女人或为之提心吊胆的宝贝儿子时那样。米特拉达梯战争、墨西哥艺术和上文提及的其他事例,这样发生、或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正如在经验分类中人们这样认为或有充分理由这样认为的那样),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后,就需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当然其涵义不是抽象同一而是综合统一,它包含二词的差异和统一。因此,当说到一种历史,又不拥有该历史的文献,其荒唐可笑不亚于人们谈论一事物的存在,又一致断言缺乏其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文献无关的历史是无法证实的历史;因为历史的实在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而历史在其中被具体化的叙述,之所以为历史叙述,仅由于它是对文献的批评性说明(知觉与思考,意识与自我意识等),而那种缺乏意义和真实性的历史,作为历史是不存在的。一个从未看过并欣赏过绘画作品的人,却想批判地说明它们的来龙去脉,他怎能写出一部绘画史?或对于缺乏作者假设的艺术感受的人来说,该绘画史还保留多少可理解性?一部哲学史缺乏哲学家的著作、甚至他们的断简残篇,还叫哲学史吗?一部情感史或风俗史,譬如基督教谦恭和骑士荣誉的历史,怎能缺乏再现生活的能力,或不如说,怎能不实际重现这些精神的特殊状态?

  另一方面,在历史中生活同思想的联系确定后,对历史确实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即完全消逝,甚至都不可想象这些疑云。由我们的精神现在产生的东西怎能不确实?能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怎能无用?

  

  (二)

  但是能够割裂文献同叙述、生活同历史的联系吗?已散失文献的历史,或者说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情况,即历史的文献已不活在精神中,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而上述说法已不言明地承认:我们每人依次处于这种条件,面对历史的这方面或那方面。在我们看来,希腊绘画史一般就其大部分而言,是属于缺乏文献的历史;就像我们阅读的一切民族史,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确切地点、激励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他们完成的事业的个别特征;或者一部文学史和哲学史,缺乏其熟悉文本,或者我们有,仅信手拈来,浏览一下,由于我们缺乏完备的知识,或因抵触情绪,或因暂时分心,未能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

  在这些情况下,若那种联系中断,那么剩余的东西就不再是历史(因为历史不是别的,正是那种联系),进而像把人的尸体仍称作“人”一样,称它为历史;不是因为剩余的东西是无(甚至尸体也不是无)。若是无,则值得说联系是不可割裂的,因为无从来不是实在的。但若不是无,而是某种东西,那缺乏文献的叙述又是什么呢?

  一部根据流传至今的叙述或由现代学者撰写的古希腊绘画史,若人们对其认真加以考察,将发现它消融在一系列画家姓名(阿波罗斯洛斯、波利格洛托斯、宙克西斯、阿佩莱斯等等)以及他们的生平逸事中,消融在一系列绘画主题中(特洛伊大火、亚马孙女兵战斗、马拉松战役、海伦、阿克琉斯、诽谤等),其中某些画题还被详细描绘;画家、逸事、画题、判断大致按年代排序,并且受到一系列程度各异的褒贬。但若缺乏对画家作品的直接认识,他们的姓名只是空洞的名字;还有逸事空洞、描述画题空洞、赞成或反对的判断空洞、年代排序空洞,因为纯粹算术并不表现实际进程,我们缺乏这一进程的构成要素,也就不能在思想上实现该进程。若那些记要公式还有些内容,应归功于我们对古代绘画的点滴认识,这是从断简残篇、次要作品、抄本以及其它艺术和诗歌的类似作品中获得的;但脱离那点认识.古希腊绘画史只能是空话连篇。

  若我们喜欢,或称作“确定内容的空洞”,因为这里不可否定,当说到一个画家的名字时,我们就想到那位画家,甚至想到画家是雅典人;当说到“战役”或“海伦”等词汇时,我们想到一场战役,甚至想到重甲步兵的厮杀,或想到一位美女,她颇像我们熟悉的古希腊造型艺术中的女像。但是,在那些名称唤起的无数事实中,我们能够毫无区别地想到这件或那件;因此,它们的内容是不确定的,而这种内容的不确定性即它们的空洞性。

  正如这个例子,一切脱离活文献的历史都是空洞的叙述;为什么空洞,因缺乏真实性。真的有过名叫波利格洛托斯的画家吗?他真的在波伊启列柱廊画过米太亚德吗?可以说是真的,因为某人或某些人认识他并看过那幅画,存在得以证实;但相反需要说,对那位或那些证人是真的,对我们既不真也不假,或(结论相同)真仅基于那些证人的权威性上,即由于一个外在原因;真实性却总需要内在原因。正如那一命题不真(既不真也不假),它也无用,因为在万物皆无的地方,国王也丧失其权力,哪里缺乏问题的要素,哪里同样也缺乏解决此问题的可能性、实际愿望和实际需要:因此,朗诵那些空洞的消息,对实现我们的生活徒劳无益。生活是现在;空洞叙述描绘的历史是过去,过去不可复返,若不是绝对的,在现时肯定如此。

  空洞的词句剩下了,而空洞的词句是声音、或代表这些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们不是靠思考它们的思想行动(在此情况下会使其立即:充实),而是靠意志行动结为一体并得以维持;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保留那些有用,而不管它们是空洞还是半空洞。因此,单纯的叙述不是别的,仅为由意志行动所肯定的空洞词句或公式的整体。

  现在,用这个定义,我们正得以确定迄今未找到的历史同编年史的真正差别。以前没有找到,因为通常人们想在事实性质的差别中探寻,每种性质都有自己的对象;譬如,把对个别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对一般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对私人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对公共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仿佛一般的总不是个别的,个别的总不是一般的;公共的总不是私人的,私人的总不是公共的。或者把对重要事实(值得纪念)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对不重要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好像事实的重要性与我们所处的形势无关,似乎对被蚊子叮咬的人来说,那小虫的发育不比薛西斯一世的远征更重要。当然,在这种虚假的区分中会感受到一种正确的情感:即把历史同编年史的差别放在有关与无关的概念中(一般有关,个别无关;大事有关,小事无关,等等)。在其他习惯做出的独特区分中,也可感受这一正确情感:比如在历史中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在编年史中则无联系;历史有逻辑顺序,而编年史只有编年顺序;历史深入事件核心,而编年史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或外观;诸如此类。但这里的差别与其说是思考,还不如说用隐喻表达,应用隐喻(当它们不是作为思想的简单表达形式时),人们刚刚获得的东西在瞬间消失。真相为:编年史和历史不是作为两种互补或隶属的历史形式,而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得以区分。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甚至由不懂哲学的人撰写并由他们阅读的哲学史也是编年史;而我们通常准备作为编年史阅读的卡西诺修道院修士的作品也是历史,譬如,这样记载:“1001年,有福的多米尼库斯到基督那儿去了。1002年,今年萨拉森人越过了卡普阿城。1004年,大地震使此山备受折磨,等等”,他拥有这些当时的事实,为有福的多米尼库斯的去世哀泣,为故土遭受的天灾人祸感到惊恐,在这一连串事件中他看到上帝伸出的手。这并不妨碍对同一个卡西诺修士来说,那历史沦为编年史,当他写下那些历史的残酷的公式,就不再表现它们,就不想它们的内容,一心只希望不要遗忘那些记忆,并传给在他之后来卡西诺山居住的人们。

  编年史与历史的真正区别是形式上的区别(即真正实在的区别),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避免徒劳无益地探寻实质区别(即想象的区别),还使我们能够抛弃一种极其普通的偏见——认为编年史先于历史。“先有年代记(编年史),其后才写成历史”,这是一位古人(语法学家马里奥·维托里诺)的格言,它被不断重复、概括并被普遍化。但从探究两种行动或两种态度的性质即起源的结果看,情形恰恰相反: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先有活人,后有死尸;想从编年史中诞生历史,就如同想从死尸中诞生活人一样,死尸是生命的残余,正如编年史是历史的残余一样。

  

  (三)

  历史脱离活文献并变为编年史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行动,而只是一种物,是声音和其它符号的复合物。但是,文献脱离了生活,也仅是一种物,同编年史类似,也是声音和其它符号的复合物。譬如,那些曾经传达过法律的声音和词语;那些在大理石上雕刻的线条——通过上帝形象表达宗教情感;一堆骨骼曾表现一个人或一个动物。

  存在空洞叙述和死文献这类东西吗?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因为精神之外不存在外物;我们已经知道,编年史作为空洞叙述,仅当精神生产它并靠意志行动巩固它(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行动总导致意识和思想的一个新行动),才得以存在:意志行动从思想中抽象出声音,而声音的确实性和具体性则寓于思想之中。同样,那些死文献仅当它们作为一种新生活的表现时才存在,正如实际上死尸也是生命创造的过程,尽管对某一特殊生命形式来说,它像一种解体过程,像一种死东西。已包含一种历史思想的空洞声音,为纪念包含的那些思想,可继续称它们为“叙述”;同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5294.html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