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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兼谈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

更新时间:2009-02-04 12:16:29
作者: 李放春  

  光裕堂马氏祠堂前还立起了人民翻身纪念碑。

  此次会后,工作团立即组织各区乡代表选举代表,并在全体代表会上选举组成了一个七人清算委员会,艾◇榜(时任何岔区区委书记)、马◇波(前部队医生)分任正、副主任[36]。委员会以下,又分为八个小组,负责审查清算材料、登记地主财物。不料,清算过程中却出现了清算委员会的干部贪污、盗窃、转移“果实”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在此次风波中,杨家沟以及附近区乡的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清算委员会[37]。

  杨家沟清算来的“果实”分配给了周围几个区,杨家沟村所在的何岔六乡仅分到全部“果实”的四分之一[38]。这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从而“与清算委员会在思想上完全形成对立状态”。与此同时,清算委员会的干部在登记地主财物的过程中手脚也很不干净。正、副主任公开拿了鹿茸、大衣、西药、书等物件,从而也带动了很多人随便拿东西。当时由于敌情严峻,县里派来主持工作的马光华(时任县府二科科长)曾提出将财物封存后疏散转移到附近的桃镇七区。结果,在路上就有几箱子东西背到了副主任马◇波家里。此外,还出现了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等现象。清算委员们的这些贪污举动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39]

  当时,六乡挑选了十五名精壮小伙子组成了一个“警干队”,专门负责维持清算秩序、监视清算委员行动,盘查形迹可疑人等。在确定分果实的前一天,有两个清算委员合污了衣料、皮鞋等物,找人私带回家,结果被“警干队”破获。杨树旺(杨家沟人,时任队长)回忆了当时的场景[40]:

  我正到那寨子上,那会(在)井子脑畔坐着。那驴日的有个人背着个布顺子,从那石坡上下来。那周◇喜(清算委员)又给那人指一下路,意思就说警干队队长在那了,不要走那儿上来,到来耀沟那圪槽里下来。那我就思谋着这个人路数不对,我打发两个人——“你们到前桥上那儿等着,检查一下。不拿甚呢,就不用悄悄嗟。(如果)是拿些什么东西,你们就引上引回来。”——那(人)就背着两个一顺子,圪堆涅瓦(方言,形容东西多)。这我把他引回来,给乡上交给。乡上说:“诶,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我们不能管,这要你们经管了。”我说那咱引回来了嘛,咱经管。

  于是,杨树旺便把人临时关到了依仁堂(堂号地主)家的厢窑里经管。警干队此举,堵了清算委员们私下转运斗争果实的路子。

  这可是那些清算委员那可也就看见了,识路了。那些可是偷下东西,尽铺盖里头压着了,这就那些背畔上、石头底里、土疙瘩地里都疏散了。哎呀,我说,这驴日的经手这么个情况!这疏散那阵,有两个(清算委员)就那窑里烟筒里头往里填,洋烟、麝香,就那值钱东西。铺盖怕搜了,那就都转弄的外头。这不是那两个,我说再把那两个引下来。一气弄了三个,收留了三个清算委员。

  案子破获后,群众对清算委员会更加愤恨。当晚,这几名清算委员被软禁起来。此外,还对其他清委实行戒严。马科长闻讯后,认为这样不便办公,让群众撤哨,也不许群众搜查清委。他对群众说:检查人是要负责任的,查出则罢,查不出就闹成“两头屁眼”。此话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

  次日,召开各区参加的分果实大会。这次大会,实际成了斗争清算委员会的大会。

  会上群情激愤,首先将周◇喜(一名被抓获的清算委员)乱打了一顿。群众愤怒地说:“我们给你家里代耕,你给咱们翻身来啦,结果都给你们贪污啦!”当时,场面相当混乱。“不要这样闹,”在场的马科长出面干涉,“即就清算委员们贪污,你们可选代表来商量解决。这样闹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话音未落,他也被何岔三乡的村民捆了起来,后才又解开。以后,群众又要把清委逐个捆起拷问。马◇波被捆后立即承认拿了东西,随后区书艾◇榜也当场坦白。[41]

  杨树旺对当时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

  哎呀那人多了!你说七个区几十个村子人都这儿抬东西来了,这一满乱尴(方言,混乱)了!县上那阵那马继棠(是)这庄的,那阵那调绥德县长,专门就为这清算,人那上来主持。我们那十五个人(里头)也有那个年轻人,把雷◇田(被捉清算委员)就那大门吊起,吊得那直嚎(笑)。这我跟县长拉了一下,问究竟咋个(办),这事情今儿要乱尴了。那说:“那反正咱就打腾些,稍微给那两下,不敢打死!打死这就有人命!再一般的呀,没什么,你咱注意些。”那区长来了说,“哦,马县长!”那说,“咋了?”“哦,乱尴了,我没办法了。一满这个杨家沟这人也多嘛,我一满掌握不了了!”马县长说,“找警干队”。那说,“警干队也顾敛不了,那人太多了!”一满连天寨子上那就尽人,呼岔岔嗟乱七八糟。区上的一个也是这庄的干部,下来说,“你们这是咋了?今儿乱的!”看见人家侯家沟那后生正背根绳,把那脖子一套,吓的那把那个绳一下撂下,再没敢下来(笑)。那阵那是区上也害怕着了,没办法。[42]

  后来,米脂县委宣传部长石如珊赶到,答应群众的两项条件——保管清算委员会的材料以及清算的财物,才得以暂时休会。三天以后,县委在杨家沟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对清算委员的处理意见。结果,何岔区书、清委主任艾◇榜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副主任马◇波被当场逮捕。其他清算委员则向群众承认错误,然后介绍回本县、本区、本乡去处理。另外,马光华也由于工作失责而遭到县委处分。[43]

  事件过后,米脂县委向西北局做了检讨,承担领导责任。县委指出:“清算委员会的产生不是真正经过群众很好酝酿而选出,只是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少数群众选了一下,固有一部分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对清委会缺少思想领导,未能经常在思想上开导,使其懂得自己是群众代表,应彻头彻尾为群众办事。”“经常征求群众意见,一切在群众中公开。一则可约束干部,二则可打破群众猜疑。坚决反对清算委员会一手去干,不让群众了解的办法。”[44]

  一场发动群众清算地主的斗争,竟出人意料地演变为“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杨家沟的清算风波,例示了北方土改中干部问题的严重性[45]。

  

  土改与干部问题

  

  周兴在工作信件中措辞谨慎,“坏干部”前面始终加上“个别”二字来限定。其实,这些“个别坏干部”并不是仅仅出现在杨家沟的个别现象。

  当年,在汇总分区各县土改情况的基础上,绥德地委曾专门提出在土地分配中发生的“干部耍私情”以及在清算果实分配中“机关、部队、干部窃夺果实,与民争利”的问题。例如,葭县响石区一乡干部曹某压分了八垧好地,被揭破后还分辩,“毛主席说过,土地改革就是叫干部和共产党员分好地”。又如,镇川县委在延安被胡宗南部队占领后通知各地可以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搞笔基金,解决经费困难,结果致使“机关、部队、干部有所藉口,乱清算地主、乱刨窖窖、乱拿东西,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状态”。该县保安分处刨地主朱某的窖时关起大门,“刨出的东西,好的捡完以后,剩下坏的开开大门拿来分配群众”。镇川的乱拿东西,“上自县委市委市府的干部,下至乡村的很多干部都拿了”。在军情紧张的情况下,绥德、米脂等地也都发生了“窃夺果实,与民争利”的问题。当时,米脂银城市内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地主打垮啦,干部大发啦,上级眼瞎啦!”还有人忿忿地议论:现在是打胡宗南,以后“再来打干部”。[46]

  此外,坏干部问题也并不是在土改中才出现的问题,而是边区由来已久的问题。1945年7月间,谢觉哉(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曾找过米脂士绅贺连城(时任边区政府委员)等人了解警区干部情况。他了解到:“区乡干部耍私情,骇唬人,贪污。人民最不满的:警辑人员、司法人员、区乡干部。”[47] 为此,谢觉哉力倡建立“人民管理政权”的民主制度。他在陕甘宁边区专员联席会上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许多不为人民欢迎的作风如强迫命令、摊派、贪污、欺负人、耍私情,……,如果乡村里人民做了主,直接民权真正建立了,且运用熟练了,当早已被纠正。”[48]

  在土改过程中,原有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使得干群矛盾空前激化。同时,革命话语也极大地鼓动了农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斗争的矛头往往指向基层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要求。

  1947年2月4日,刘少奇在延安所作形势报告中再三强调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他指出:“共产党不怕什么,不怕马歇尔、蒋介石、地主,只怕脱离群众。”[49] 那么,面对群众“先斗干部”的要求,一贯视“密切联系群众”为革命法宝的中共将何去何从?

  

  “党要在运动中来改造”

  

  土改中的分配不公以及干部“窃夺果实”的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层土改指挥机关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1946年12月1日,刘少奇就曾在致康生的信中专门提到:“禁止干部多得土地及机关占有土地,现在即应提出,并在执行中切实注意,以免在事情发生后难于纠正。”[50] 次年1月10日,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征询对公债征购办法的意见时亦指出土地分配中出现的毛病:“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原佃户和大佃户分占了更多土地,军队、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占有很多土地及公田(除自己开荒者外原则上这些土地和公田应一律让农民分配),而许多赤贫及雇农则没有分到或很少分到土地。”他进一步认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党内和党外都有一部分人企图窃取土地改革的果实,分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一种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而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相对抗。”[51]不难看出,与分配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是干部问题。而且,刘少奇的电报已经将之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这里必须同时提出,除了“窃夺果实”以外,(坏)干部问题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土改不仅是既有利益格局的剧烈调整,同时也是政治态度的剧烈转变。在土改前,陕甘宁边区奉行“三三制”。十年的和平时期,各级干部平素与地主过往甚密,以致出现“谈笑皆地主,往来无贫雇”的局面[52]。随着中共在地主问题上的政策激变,干部们是否能紧跟革命形势成为相当严峻的问题[53]。例如,杨家沟试行公债时,就有干部担心这样搞会“逼地主出边区”,并主张让马维新雇些农民转变为富农式经营[54]。实际上,土改中的不少“坏干部”,问题出在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上,“屁股坐在了地主怀里”[55]。

  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共及其基层政权在土改中都面临着自身改造的紧迫要求。

  针对杨家沟部分群众“坚持非先解决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斗争”这一问题,周兴率领的延安工作团只是表示“正(在)调查研究中”,而未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这也表明,当时中共尚未就如何解决(坏)干部问题形成成熟的具体方案。不过,康生于2月8日在绥德所作报告中则已透露了高层内部关于在土改中“解决党、政权、农会三大问题”的战略考虑[56]。他提到:

  如果没有经过改造的党,没有坚强的政权,没有很好的农会,就不会保障土地果实。少奇同志特别讲:“党要在运动中来改造,必须有适合土地革命的党、政权和军队。”我们党并不是每个党员都能负起革命任务的。毛主席说:“有些党员实际上不赞成土地改革。”党的改造有两件事:一是过去党的阶级教育不够。党员对于胡宗南认识很清楚,但对本乡本县的地主则是模糊的,当然这些党员可以改造。另方面应吸收新的血液进来。

  康生进一步指出:“改造党先要改造干部。”他列举了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三大问题:对地主阶级妥协思想;想多得地;官僚主义(“怕发动群众,怕麻烦,用买卖方法代替群众”)。康生提出:“不好的干部应教育,教育不好应撤职。如耍私情,就要斗争甚至开除党籍。当然主要是教育,上述倾向的主要责任在我们。”最后,康生着重强调“改造党、改造干部是运动中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知,尽管其时还没有形成解决(坏)干部问题的具体方案,中共高层已经有了在运动中改造党、改造干部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将对中共治下的北方解放区造成空前巨大的政治冲击。

  

  “坏干部”问题与“群众民主”实践

  

  杨家沟土改中的清算风波充满了戏剧性(有关口述回忆也弥漫着明快的色彩),但它所展示的干部问题却是非常严肃的重大问题。

  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杨家沟清算风波所揭示出的并不仅仅是在正统土改叙事中或多或少被遮蔽的干群对立(或党群对立)。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立所处的具体话语—历史情境以及历史行动者(包括党、干部、农民)与其置身情境之间的互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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