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发展研究学界，贺雪峰教授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我敬佩他经常深入农村基层调查，常常发现别人没有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且文章多产。当然，他的不少论点我也是持保留态度的。
例如，据最近广州日报报道，2009年元旦后不久，贺雪峰教授到了贵州省湄潭县聚合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发现了许多城里人坐在办公室发现不了的信息，例如一个山村的农民工返乡的具体情况、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农民工的想法与今后打算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就此得出的“刺激农民消费将使其陷入困境”的结论，却是耸人听闻的、子虚乌有的。令人奇怪的是，媒体却借此大做文章。据网易报道，香港出版的《苹果日报》2009年1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蹊跷的还有，胡锦涛在春节前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还强调，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但昨日内地多份报章大唱反调，引述中国乡村治理中心贺雪峰授近日的调查结论，痛斥‘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有的网站转载时将标题改为“贺雪峰跟党中央唱反调？”，很是吸引眼球。
综观贺雪峰教授的论点，主要的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农民工在城市形成了高消费习惯；二是农民工回农村后受消费刺激将会很快把积蓄花光；三是农民工花光了积蓄就会偷盗抢劫。在此我把它概括为“农民非理性消费有害论”。
其实，贺雪峰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据悉，贺雪峰教授的结论是调查了贵州省和湖南省的村庄得出的，湖南省的调查材料没有看到，仅从他调查贵州省农村调查公布的材料来看，尚没有支持他的结论的案例。如果退一步，贺教授即使举出他在贵州省湄潭县聚合村调查时发现的案例，也有一个统计学上的分析意义问题。一个或几个案例，有没有普遍性？是苗头，或是多数现象、大多数现象、少数现象？是调研点的现象，或是一个县的现象、一个省的现象、全国的现象？是富裕农户的现象，或是贫困户的现象、中等户的现象？如此等等，贺雪峰都没有回答，也没有分析。
在此，让我们引用贺雪峰教授的原话：“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显然，他的逻辑推理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从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的理论来看，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怎么消费，农民都是会理性算计的，轻信别人煽动而非理性消费的也有，但毕竟是个别的，不能以偏概全。我在农村调查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农户手中有了一点钱，相比城里人花钱来看，总是将几种不同方案掂量来掂量去，算计来算计去，总是优选出自己满意的方案，如果不能采取自己最满意的方案，也要选择次优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选择最差方案。例如，贫困山村农户有人在外打工赚了点钱回到家里，如果在全家人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这个家庭的决策将肯定是首先到集市购买粮食，因为让全家人饿肚子是不行的。在此，贺教授的生产性投资当然很重要，但是比起全家人饿肚子，毕竟是第二位的，或者说降到了次要位置。
第二，就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来看，在一个农户家庭虽然可以大致的加以划分生产行消费和生活行消费，但是在多数时候却是很难区分的，包括学者在内的外来人的指手画脚往往都是瞎说。我们知道，就一个再生产过程中，从学者的研究来看，当然可以区分生产与生活、生产性投资和生活消费性投资。但是实际上，生产与消费、生产性投资和生活消费性投资是密不可分的，生产性投资中有消费性投资，消费性投资里包含生产性投资。例如，贫困山区农户购买化肥，按说是正而八经的生产性投资，但是化肥增产的粮食也就能更好的满足吃饭这一消费。学者们为了研究的需要，当然把吃饭称为消费、把买粮食吃饭等称为生活消费性投资，但是学者不要忘记吃饭是人口再生产，买粮食吃饭是人口再生产性投资。贫困山区的农户如若饿着肚子，哪有力气从事种地、养殖等生产？
第三，断言农民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并以此得出“农民非理性消费”为时尚早。贺雪峰教授断言“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对此，笔者也是不敢赞同的。要说农民工在打工城市形成了不同于农村的消费习惯，那是正确的，而断言农民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则有待继续调查并证明。我们所说的高消费，专指超出了国情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消费。在此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不是超出了个人收入水平，一个是超出了国情。说有的农民工的消费有时超出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可能是有的，但不是多数，更不是全部，因此不能得出农民工高消费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每月不过1000元左右，即使他们超出了自己收入水平的消费，也高不到哪里，这和社会公认的、遭到批评的“一顿饭（值）一头牛”、“一件衣服（）一座楼”式的高消费，并不沾边。至于贺雪峰教授由此得出“钱花完就可能偷盗抢劫”结论，更是不符合事实，也荒唐到不合推理逻辑。据我调查，在城市因偷盗抢劫而犯案的，农民工的数量并不比其他成员多；而且城市里的那些官商勾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而遭到社会一致愤慨的案例中，就几乎没有农民工！
第四，就贺雪峰教授的本意来看，无非是担心农民工受刺激消费而花光积蓄后生活陷入困境，由此并不能得出有的媒体炒作的“贺雪峰跟党中央唱反调”的结论。中央做出的刺激农村消费决策，是基于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的消费不足，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包括了农村生活性消费，也包括了农村生产性消费；包括了农民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消费，也包括农民享受现代人的物质、文化、精神等消费；包括了吃饭穿衣等消费，也包括了出行、医疗、养老、保险等消费，如此等等。中央讲的农村消费，还含有农民收入水平低、无力消费的内容，因此中央做出了降低某些工业品价格、给购买“家电”等消费品的农民以补贴的措施。而雪峰教授研究的农民工的消费的面很窄、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涵盖整个农村消费，由此怎么能得出有的媒体炒作的“贺雪峰跟党中央唱反调”的结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