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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万磊: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

——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更新时间:2009-01-22 18:04:03
作者: 魏万磊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关键词:张君劢;《再生》;现代知识体系;现代化;民族建国

  

  汪晖曾以科玄论战和东西方文化论战为切入点,探讨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中,“科学知识在何时及何种条件下分化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这种分化发生了没有,相关关系如何?为什么对传统世界观的反叛不是直接地表现为知识问题、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的理性分化?在这一历史前提下,知识问题的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是如何展开的?”在汪晖看来,“科玄论战”采用了“元叙事”的方式,原本是要确认各自的文化立场,但却以区分双方谁持有真理的面目出现;而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叙事及其内容“涉及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但这场原本以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为出发点的论辩却表现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问题。所以,汪晖说,东西文化论战采用了“历史文化叙事”,科玄论战采用了“知识叙事的形式”。如果说东西文化论战是以文化的范畴遮盖了知识问题,那么科玄论战则是以知识表象掩盖了文化冲突。②笔者无意重新梳理30年代之前的这两场论战,但对论战产生的结构性调整却有浓厚的兴趣,笔者发现,“科玄论战”中被遮盖的话题在后五四时代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知识问题和文化冲突都凸显出来。30年代的张君劢等人接续了“科玄论战”时被搁置的话题,以确认文化立场、重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形式揭示了文化冲突和文化主体问题。

  

  一、民族国家认同与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

  

  在张君劢等人看来,九一八后,“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世国家?”③张君劢分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认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西方有国家团体的观念而东方没有,中国自秦以后,只有行政制度而没有政治,有民族而没有国家。“国人或有解民族之义,视之与国家同,以为了解民族之意义,同时即了解国家之意义,而实误矣。民族者,同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之人种而已。学者名之曰自然概念,其地位与领土之为地理的因素者等。国家云者,发号施令之主体,因其政策而能生死人民,故德人名之曰价值概念,意谓道德上善恶是非之标准存乎其中也。民族之所以能对外有力者,以其为国家之故,若但有民族而无国家之组织,虽有林林总总者同处一隅,然亦无对外争存之能力如吾国今日是也。”民族是椟,国家是珠,要造成民族国家切不可“买椟而遗珠”。①所以,单纯以种族、语言、地域为基础的复兴只能使本体意义上的“民族”得以复兴,决不会造就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首先应当抛开党派的争论和阶级的区别,因为这些都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特殊势力”②。此外必须有一个文化认同的中心和主体。张君劢曾这样比喻道:“一人之身,四肢动作不听命于神经者,是曰失魂之人,一国之动作,无中心的意志以帅之者,是曰失魂之国,呜呼,世岂有失魂,而尚可称为国家者乎。”③言下之意,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有一个国家认同,否则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国家。要建国,那么应该先营造适应建国进程的文化氛围,可是,造偶像又被以前留下的打破偶像的传统所毁灭。有人便认为,在一次次中西对抗的失败中,中国人已经没有了自尊心,“因为没有了自尊心,当中国站在世界潮流面前,便有了偏东偏西两种弊端,凡主张民族应有自尊心的,其结果必流于虚骄,流于守旧。凡主张把中国投入世界文化中的,其结果必致没却独立,而减除自尊。”④基于此,张君劢等人将确立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作为建国的首要目标。

  张君劢在九一八事变后关注民族国家认同是有多方面因素触动的,其中他经常提到的是三件事:首先,文人卖国。郑孝胥和罗振玉,一个为诗人,一个为殷墟甲骨考订者,竟然公开支持溥仪的伪满洲国,“乃不惜背叛祖国,借外力以破坏宗邦”,可见士大夫风骨已经荡然无存。其次,政府和官员厚颜无耻。汤玉麟不战而弃承德,竟然不顾民众死活,用军车拉个人私货到天津。日本人占领热河以后,将热河出产的鸦片运往天津,在车上悬挂日本国旗,一路风驰电掣,旁若无人,华北主政官员怕惹起民众反感,提议让日本车上挂个当局发的特许证,而日本人置若罔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日本车扣留,上司竟然告诫于学忠说,平津未失乃是日本人所赐,请予以通融。再次,普通民众没有丝毫的现代民族意识。天津便衣队和闸北的汉奸队,“四万万民众无教养民众竟达三万万九千万”,无论是民族智力、民族情感还是民族意力都不甚发达⑤。在张君劢看来,东三省陷落后,国人群起高呼国难,但在这国难声中,对于国难有彻底觉悟的、明白根本错误在哪里、且追求此后应当怎样立国的没有几个人。而复兴民族关键是三点:第一,民族活力。第二,民族知觉的敏锐。第三,民族道德感觉的敏锐⑥。举国上下到处尔虞我诈,为个人私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没有丝毫真诚感可言。而“真诚是一切制度之基础”。“敌国外患之驱除,以国家内部之安定为前提,国家内部之安定,以各人智情意之发于真诚为前提”⑦。张君劢将民族认同的形成奠立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形成和能动性发挥的基础上,将民族理智和民族情感并列为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以真诚为前提,这是其思想深邃之处,也显示出其建设性态度。《再生》发刊伊始,便将自己的关键词确定为“建设”,“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①。首先要“把这样的不成国家样子的中国先弄成一个国家样子”②。那么在中西交通的情形下,怎样求得自己的文化认同呢?张君劢认为,欧洲民族性是从无到有,中国民族性是从已有者加以选择,引起信心后,另造出一种新文化来。“宜者导之,不适者淘汰,不必高谈保存。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③也就是说,贬低本民族文化无法适应民族建国的进程,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以建设性的文化态度去引导民众。

  应当注意的是,思想界的另外一个触动丝毫不亚于李顿调查团所作的报告书。九一八事变后,由科学家、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受国际智识合作委员会的委任,于1931年9月来华考察,在中国呆了3个月,从上海到南京、天津、北平又回到南方,经过定县、无锡、镇江、苏州、杭州甚至广州,观察了中国十多个大城市。考察结果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于1932年12月以《中国教育的改造》专著形式出版④。这份报告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教育家认为欧洲的发展全在于科学乃是错误的,并非科学产生了欧美人的心思,而是欧美人的心思产生了近代科学与技术,而且文艺复兴理想主义、唯心主义时代是近代科学与技术发达的铺垫时期。这份报告给“科学派”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模仿西方似乎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行为,连西方的认可都得不到。如任鸿隽就认为“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使我们大失所望”。假如说近代的科学是由欧美人的特殊心理产生的,“那末,我们提倡科学的主张,还有实现的可能吗?”因此他们的做法就是必须抓住中国移植西方科学具有可能性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强调“科学的种子,萌芽在西方,但它能培养移植于世界任何处所,只要有适宜的土地与养料就行了。我国自来没有科学,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科学的种子,但不能证明我们没有适宜于科学的土地与养料。”⑤同是留学美国、与胡适一同执教北大的蒋梦麟反省说,中国教育受美国的影响太大,从学制到教会学校到大学教员中的美国留学生再到学校图书馆中美国出版的英文书,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只是造就了一个优越的阶级,适应不了社会需要,造成教育和社会的严重脱节。⑥当时一个较为普遍的教育观是,欧洲式的学科训练侧重学科本质,而美国式的太重方法。对此,蒋梦麟认为美式教育“其过不在重教育方法,而在实质训练之浅薄”,故“中国中学应略师欧洲制”⑦。傅斯年也痛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毕业生给中国教育家一个最不好的贡献”,甚至恨恨地说:“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胡适则解释说,这主要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过于相信美国了。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能做中学校长已经很稀有了,我们却请来去做大学教授、校长或教育部长,因此发生这种事情也是难怪的⑧。

  从根本上讲,胡适等人学习西方的初衷并未改变,但师法西学、科教兴国所遭遇的挫折也是引起张君劢等人反思中国知识体系的原因之一。与胡适所走的路径不同,张君劢从西方自身来找缺陷,“罗素他们太重视求真而把善忽视了,以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政治是建筑在真善并重的基础上,惟其觉得人生有意义,然后才有振兴文化,才有复兴民族之必要。”①日本在政治上能走上现代化,其思想界并没有“打倒孔家店”之说,反而是将维新的成就归功于阳明学。破坏传统、移植外来思想能否立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思想界必须有自己的主张:“贵乎以人家的好处,来作参考,来消化他,然后自出心裁,而有一种合乎国家社会的主张,此我所谓思想自主的意义。”②

  

  二、“科玄论战”的余绪

  

  对于胡适、陈独秀等学界领袖从《新青年》到《努力周报》时期所走的破坏性路线,张君劢等人是持批判态度的。张胡二人的分歧在20年代“科玄论战”时已经很明显。事隔12年后,张君劢回忆说,他当时无非是想说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玄学的分殊与关联,他本人并不反对科学,更不反对西洋文化,而是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界的所谓“社会科学”倾向,因为西方学界巨擘康德早就在思考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将科学的基础建立在人类思想的能动性上③,他“只不过是把康德的老话重说了一遍”④。但张君劢旧事重提,申明自己的立场,原本也是有现实原因的。从1933年初开始,《独立评论》便重新讨论中国需要怎样的科学,有批评与维护纯粹科学两派的讨论。顾毓?、孙逸、翁文灏、汪敬熙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张君劢一方面要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一方面也试图与这些人物划清界限,但他没有与这些人正面交锋,可以说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他批判不能用纯粹科学研究人事界究竟是为什么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君劢等人要批判的,实际上是胡适等人借助科学话语垄断学术霸权的做法。

  胡适曾将“科玄论战”最大的失误归结为没有将“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当成中心论题,而是笼统地转到了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上。他推崇论战中吴稚晖的文章,正因为吴有坚定的科学人生观作信仰⑤。但张君劢认为吴稚晖只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宇宙看成一团漆黑,用质与力来解释一切,“思想幼稚”。⑥在当时,吴稚晖的语言风格确实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牟宗三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说:“五四运动后那几年出的那些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书我都找来看。直吸引我的乃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面的文章,其内容我虽不能全掌握得住,但我总觉得它们是平庸的,就是丁文江与张君劢先生直接对立的文章也是平庸的,其余的文章都是平庸的,没有光彩,没有丰姿,也没有什么壮阔与新奇。惟看到一篇最长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我才见到了光彩,见到了丰姿,见到了波澜壮阔与滑稽突梯的新奇;那真够劲,够刺激。那也是吴稚晖个人自己的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迂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这是力,不是理。”⑦牟宗三后来反思,这种泄愤式的崇拜与自己少不更事、思想混沌有关。后来由于父亲的斥责,牟宗三从愤世嫉俗中清醒过来。他从父亲身上觉察到那个时代所谓领袖人物的浮薄,“知识分子妄逞聪明,全不济恃。没有一个是有根的,没有一个能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对民族生命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文化负责,来说几句有本有根的话。他们全是无守的,亦全是无坚定的生根的义理信念的,只是浮薄的投机取巧,互相耍着玩,来践踏斩丧民族的生命。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新式的人祸。像吴稚晖那种人物就是祸首之一。像他那无根无本的浩瀚与纵横,真是算得了什么!以我父亲那样一个乡村的农夫,义理教训存在的见证者,就可以立地把它笼罩住,赤手把它掌握住,使他那一切光彩、风姿、花腔顿时纷纷落地,收拾头面,原来是臭屎一堆,痴呆的狂夫。我愿天下人都当到农村里看看什么是生根的生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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