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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09-01-15 15:27:12
作者: 陈晓律  

  ”18而这种新兴的以追求自由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天赋人权的观念,并最终建立起一个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基于共同信念基础上的新民族,即美利坚民族。

  追求自由的目标给英美式的民族主义以耀眼的理想主义光环,但这种民族主义现实的一面并未因此而减弱。英国在自己民族国家建立并拥有实力后,便不停地向外扩张,最终将世界很大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建立其所谓日不落帝国。美国人在自己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的同时,却一点也不手软地将曾经给他们以无私援助的印第安人集体屠杀,以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19这是民族主义现实利益一面的集中反映。

  由于民族主义具有这种理想与实利的双重特性,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在对殖民者本能反抗的基础上产生的,民族主义在其扩散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民族主义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民族主义。从理论的层面看,强势民族主义一般都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理想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值得全人类效仿,因此,强势民族主义是超越国界的,它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和意图强加于它国的头上。马考莱毫不掩饰地强调,要把印度的青年一代改造成为“住在恒河岸边,读着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作,并且以我们的文化为自豪”的人。20美国许多商业和政治领导人则公开宣称,由于美国拥有“新经济”,而其它国家没有,因此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老大,其它国家必须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如果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则必须效仿美国的制度。21弱势民族主义则通常强调自己民族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但很少幻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尼赫鲁就明确表示,印度的知识分子,只是要将自己从英国人的观念和偏见中解脱出来,了解自己真正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重新恢复自己的自信。22即便是萨伊德这样在西方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东方学者,他所希望是也只是西方能够不再误解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文化而已。23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强势民族主义的国家一般拥有较为强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而弱势民族主义的国家其综合国力总体较弱,很难将自己的意识文化传播到国界之外。由于现代民族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生产的,也可以说,强势民族主义一般是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相关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凡是欧洲历史上最发达的国家,莫不将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或是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谴责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而当时相对落后的国家总是以贸易保护、关税壁垒或类似的民族主义纲领为旗帜来捍卫自己发展的空间。当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时,英国最热衷自由贸易,而美国与德国却无不将贸易保护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即便在今天,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最大收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与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并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强势与弱势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当一个国家实力强大时,它的“民族利益范围”往往就超越了它的国境,其民族主义也就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特点,反之亦然。

  当然,无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强大,它要将自己的民族信念推广到全世界,就必须具有某些全人类共同认可的准则。缺少一些基本的人类准则,这样的强势民族主义迟早会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灾难。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都是综合国力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与日本的侵略政策,最终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结果在二战中被彻底打败;而美国提倡的人权观念,尽管不乏虚伪的成分,但毕竟还拥有某种迷人的光环,使美国得以借机将自己的民族信念向世界扩张,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十分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当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全球化形式表现出来时,没有任何人有异议,甚至它以贸易保护的形式出现时,人们依然没有异议,这的确使人感到有些不解。比如,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国,尽管在不断地破除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自己却不时地挥舞超级301的大棒随便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这种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很少被人认为是美国式的民族主义,这种现象表明,强势民族主义在话语权方面也拥有极大的优势。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一些学者也早就指出,今日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它与19世纪民族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当时民族主义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我们时代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则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将自己的评价和行动准则强加于所有的其他国家。24换言之,强国或强国的联盟能够合理合法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而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全球性”的和“人类”的利益,而其对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则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落后的,应该予以消灭的意识形态。这种双重标准,成为今日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观念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因此将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主动出击式的、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视全世界为自己领地的强势民族主义,以便与发展中国家关注本地区利益的、防卫性的弱势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应该是我们理解当代民族主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三,新形势下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目前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跨国公司与各种国际组织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电讯市场份额中占86%,在农药类占85%,在计算机方面占70%,医药类占60%,其他重要经济领域内其所占的份额也都举足轻重。25跨国公司的膨胀使它涉及的利益不仅在很多时候与它所在的投资国相冲突,以致于它尽量用各种手段对抗其投资国的法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与自己母国的利益也相互冲突,并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的母国施压,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所以,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的领域内所起的作用的确越来越重要。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任何国家的政策都不可能如同过去一样对诸如金融、货币甚至贸易的发展作十分严格的限定,换言之,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冲破了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格局。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生产集中于少数的几个大公司,一般为跨国公司,它们基本上控制了这一领域内的生产和销售,甚至能够操纵市场。

  但这类组织并不能够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全球化竞争中的基本主体单位。不仅跨国公司不能承担一个国家承担的那种社会责任,而且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按照所在国民族的利益发展经济。当一国的经济环境有利可图时,跨国公司可以在此投资,而一旦无利可图,跨国公司可以迅速将资金转移,而所在国的政府则不可能将自己的国土与国民转移。同时,跨国公司大体上是强势民族主义的产物,一旦这些跨国公司遇到麻烦,它的母国就会出来为它撑腰。因此,“新依附性"认为,二战后跨国公司确立的技术和工业优势形成了外围对中心的新依附,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有如下一些特点:1,早期是殖民依附,2,然后是金融和工业依附;3,二战以后,出现了以技术-工业依附为特点的新型依附。在第一和第二两种依附方式中,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商品,生产由中心的需求所决定,外围国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僵硬的专业化和单一生产;而新依附时期的生产由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需求所左右,工业发展依赖出口部门的外汇收入来购买工业部门需要的投入,所以工业发展受国际收支波动的制约,也受中心国家技术垄断的制约。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新的市场概念不是传统的两个主体,即生产者与消费者,而是加入了一个新成员,即政府。政府已经不仅仅是裁判,它同时也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之中。政府不仅制定市场游戏的规则,而且控制着经济的运行,同时还提供各种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甚至对跨国公司本身,强大的政府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涉及到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时更是如此,美国政府肢解微软、促使波音与麦道合并就是明显的事实。所以,在一些非关键性的领域,跨国公司或许能够占据上风,但在关键问题上,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沃勒斯坦认为,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捍卫本国的利益,在世界经济的蛋糕中获取更大的份额,并使边缘经济产生的弱小国家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种种条件,更加难以改变其从属的经济地位。26沃勒斯坦还认为,所有国家的"同时"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大的差距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来说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而是始终存在的基本机制,一些国家能够发展,是以一些国家的下降为代价的。27也就是说,发展如同一场争夺座位的游戏,有人得到就意味着有人失去,国家之间不过是在争夺世界的剩余价值。尽管沃勒斯坦的看法过于极端,因为他否认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产生“双赢”的局面,但就强调民族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言,其观点的合理性仍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各种世界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尽管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其名称前面也冠以了“世界”的头衔,依然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影子,因为大国和强国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使这些组织成为了自己的代理机构。28更不用说从结构的角度分析,这些组织本身也是由若干民族国家的代表构成的。

  种种现象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只是部分的全球化。经济资源、信息、环保、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事实。然而,其流向却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向任何可以牟利的地方流动,而资源则是十分固定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尚未全球化。尽管劳动力市场趋于国际化,但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因为各民族的大规模的自由迁徙尚未发生-----文化、语言和法律的障碍仍然存在。29

  既然完全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可能,所以,现代人类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部分,也就不可能全球化。社会福利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即收入部分和社会保障部分。从收入部分看,西方富裕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发展中国几十倍。就英国而言,一个每年交纳516镑(所得税与社会保障捐)的四口之家,每年所获得的福利补助可达1363镑,扣除自己的缴费,净得847镑的收入。30而仅是这种福利性的收入,就几乎超过了我们的年人均国民收入。在二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尽管世界的财富总量急遽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9%,其GNP却占世界GNP的79.5%,富国人均收入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7年的74:1,欧美国家居民每年花170亿美元给宠物购买食物,而发展中国家约有11亿居民缺少住房。31

  收入与福利的落差如此之大,形成了当前全球化趋势的另一个特点,即西方发达世界不得不更多地将自己的安全考虑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计划联系起来。主要是贫穷、环境恶化、贩毒、种族仇杀的战争以及移民等等带来的麻烦,使得非军事和不由民族政府控制的安全危险极大地增加了。32 但发达国家的这种安全考虑不是如何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进一步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除严格限制第三世界的移民外,发达国家的政府还加强了对南方国家掌握的石油与其他类型的战略资源的控制。发达国家特别敏感的,是第三世界在“重新分配自然资源”方面的诉求,美国政府的许多成员坚信:北方的利益和南方的利益是根本相对立的,因此应击退南方,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重新控制第三世界。北方强国的这种意图在与欧配克的较量中完全体现了出来。欧佩克虽然有外表上的统一战线,但实际上70年代早期欧佩克内部就存在着很深的分裂。在激进的伊朗和保守的美国同盟沙特之间存在着分歧,其中伊朗想将石油作为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在包含伊拉克在内的“争取收入极大化”国家,和沙特阿拉伯等“争取市场份额极大化”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分歧。结果在七十年代末,美国运用外交技巧,将欧佩克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集团为控制铝土岩、锡和其它原材料价格而成立卡特尔的努力中分裂出来。1975年当第三世界国家政府蜂拥而至巴黎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大会(CIEC)并与北方进行对抗之际,许多国家满心指望着欧佩克的产油国会和它们站在同一战线,以要求订立一个有关一大批商品的全面协定。但是,沙特阿拉伯被收买了:为了回报沙特阿拉伯获准购买的一批美国国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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