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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

更新时间:2009-01-13 17:24:09
作者: 吴国光  

  比如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段,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包含了对于那一阶段中国政治的不同观点。与此相类似,对于所谓改革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时段划分。本人在2004年提出的‘两个改革’的论断,和更早些时候认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8]也引起了批评和讨论。[9]有这种讨论,科学研究才能繁荣。目前看,似乎更多地还是历史学家们在进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扎实、深厚,对中国政治研究无疑是宝贵的智慧财产。但是,这不等于说,这就不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了。恰恰相反,政治学家应该一方面向历史学家学习,一方面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出发来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关注权力,特别是关注国家权力,研究权力的构成、运作和特点。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这一特点,在五十年代曾经就此出版了大量专著;随着研究对象本身在不断变化及发展,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展开,这种关注在不断调整角度,拓宽视野,开掘纵深,并形成新的概念和理解,但这种关注并没有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就是聚焦权力运作而追踪中国政治发展所展开的智慧产品。不过,英语世界这样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汉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一方面,这里有研究议程的不同。比如说,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议程,体现美国民族对于中国的关注角度;而中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议程,应该体现对于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的观照和反省。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资讯、方法等的不同。中国当代政治基本上是以封闭为特点的政治,从外面进行观照尤其不易;加上语言、文化、时间、财政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国外的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其实有太多的忽略、曲解和误读。中国的研究者,身在其中,有其展开研究的优势。当然,这本身也可以是劣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都是这样的劣势。以为身在其中就必定更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误区。只有通过反观自身的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克服这样的误区和劣势,发挥身在其中的信息优势。因此,中国政治研究对于中国人来说才十分必要。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刊发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当中,不少是着眼权力及其运作所展开的。选取这些文章的精华并集合在此,就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国本土、以独立的学术观点来分析权力运作的中国政治研究已经开始萌芽。他们有的涉及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些基本特点,有的分析某种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如政党、军队或立法体系等)及其在中国的运作特性,有的深入到地方和乡村政治层面,有的聚焦于比如运动、会议、英模塑造等深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仪式和方法。还有更多的类似文章,也很精彩,但篇幅所限,编选集子的时候只能割爱。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目前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之手,一般都具有材料扎实,观察细致,分析深入等优点,并且往往具有深切和明确的现实关怀,既具备学术价值,也蕴含现实意义。这些文章都试图遵循国际学术界相通的学术规范,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在中文世界实践和发展这些规范提供了范本。有些文章的质量,比起国际学术界领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上所刊发的相类文章,可以说毫不逊色。

  当然,不足也是明显的。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似乎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已有成果掌握不够,因此起点相对较低。比如说,关于中国政治中所谓‘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 )的研究,在英文学术世界颇有历史和成果,[10]应该会对本集所收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如前所述,这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中文世界基本上不介绍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而身在中国大陆也往往缺少机会直接阅读其他语言的相关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卷入是畸形的;单就知识、精神、文化而言,中国在比如娱乐资讯方面无疑已经和世界接轨,但在严肃的思考层面则似乎仍然相当与世隔绝,在有关中国及其命运本身的思考方面尤其如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那些正面但往往肤浅的评论,可能会为中国舆论所热炒;认真、负责、平实、并具备‘批判性思考’(即criticalthinking -–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废话:这种‘批判性思考’是国际学术界、至少是社会人文学界的基本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则不仅向隅,而且往往被视为‘反华’之作。[11]《当代中国研究》的作者们,已经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是在严肃地思考,认真地研究,在上述畸形现象下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学者的品格和追求。我所说的,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他们的无奈。据我所知,在同是中文世界的香港和台湾,虽然具有出版自由,但也极少翻译出版严肃的学术著作(倒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做得更好,除了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著作之外)。一方面,这里有市场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据我了解,他们的大学相关课程往往直接使用英文著作作为阅读材料。[12]另外,尽管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已经普遍大幅度增长,但是,要他们个人购买外国出版的学术著作,恐怕也还力有未逮。至于个人阅读能力的限制,也不能不说还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首先是英文水平,这些年有明显的、普遍的提高。可以设想,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能够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成果,对此进行批判的‘接轨’,凭借他们的其他优势,则可以从较高的起点上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那会做出何等的优秀成果。

  第二,则是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深入、细致。当然,我的了解有限;单凭选入本书的文章也并不能看到中文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全貌。[13]但是,即使我的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说出来供大家批评,应该对学科建设仅有好处而无坏处。就现在的了解来看,一些十分重要的论题,在中文世界里正在开始浮现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比如说,官僚体系(bureaucracy )在国家体系和政治运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官僚的研究在政治学当中也可以说源远流长;而古代中国则常常被认为是完备官僚制度的一个典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现制度下,中国官僚扮演什么脚色、具备什么特点呢?[14]在以所谓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为特点的毛后改革时代当中,按照韦伯(Max Weber )的看法应该是与理性化密切相关的官僚体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又对国家体系、政治权力运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更具体一些,也可以追问,在干部选拔的机制和标准、干部的教育和构成、干部的待遇和出路等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改革年代,这些东西对于官僚体系的变化有没有影响呢?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类似的题目很多。小的课题,就更多了,但学术的价值一样可以很大。英文世界里可以做,但在中文世界里做起来可以有一定的优势,也可以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前夕,有报道说,那种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胡同大妈们又活跃起来,到处盘查陌生人,成为北京维持所谓‘平安奥运’的一种手段。[15]这种‘小脚侦缉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直就没有见到有专门的研究;在目前这样一个号称全球化、市场化、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重现并活跃,就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了。在我看来,这个课题可以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探讨,也可以深入到基层‘治理’与‘社区’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观察;其中丰富的‘中国特色’,经过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的棱镜,不是不可能分析出某些深具理论意涵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很多的,都应该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

  相关研究的第三个不足,是这些研究成果就‘概念化’、理论化而言,普遍还相当薄弱。这里的所谓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是指从事实中抽象出概念,与目前中文语境中一般所使用的具有贬义的‘概念化’是非常不同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概念化,学术研究才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小观大,从具体探知一般,因此成其为与叙事、描写、或对策分析等有根本区别的所谓学术研究。[16]在英文世界里,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水平,与政治科学的其他分支相比而言也好,与同属比较政治学科的关于其他地区的研究相比也好,也都是相当低的。仅就后一种相比来说,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就曾经向主流政治学贡献了诸如‘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17]‘依赖发展’等风行一时的概念和理论;关于农民的研究,则仅从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就发展出了对立的两种学说,即‘理性农民论’(rational peasants )和‘道德经济学’(the moraleconomy ),都对比较政治研究形成了重大贡献。[18]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但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影响的理论。英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这种相对落后的理论水平,原因是什么,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我相信,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研究就不能为人类对于一般政治现象的理解提供普遍的助益,也不意味着生活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们也不可能为主流政治学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如前所说,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一些拉丁美洲学者,其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在被翻译为英文出版之后,曾经在英文学术世界开山立派,极有影响。我相信,中国学者用中文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在某一天,也可以达到乃至超过这样的水准。

  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也许都未免苛求。不过,在我看来,学术的进步,基本上就是一种‘苛求’的过程:已有的研究、概念、理论,本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学者们不满足,未免苛求,于是有进一步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理论。说到这里,也许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尽管有长足进步,但是那种‘二分法思维’和非学术的治学方法似乎仍然相当流行。所谓‘二分法思维’,我这里主要不是指政治观点上的非黑即白而言,而是就认识论的真理与谬误和学术探讨上的批判与继承而言。在这种思维下,不是全部有道理的说法,就被认为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道理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其实,不是全部有道理的东西,就等于有一些道理;如果说有真理,它似乎总是以‘部分’面目示人。只有确认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不断继承而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才成其为可能。[19]本书所选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其观点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显然也不是关于那一议题的全部真理。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国家和权力,是不可能垄断全部真理的;关于它们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学本身,则必须在探索、辩论、批判和继承之中不断积累对于真理的认知和发现,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增加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和理解。

  

  三、规范和发展自身:中国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学科建设

  

  至于所谓‘非学术的治学方法’,属于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并非不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反思和剖析国家、权力等重大问题的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如何规范和发展自己——这也是本文这一部分试图讨论的主题。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的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范,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在中文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长期以来的反社会科学的那种心态,致使社会科学缺少相应的科学规范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在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走上轨道。也许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这方面还稍好一些,中国政治的研究因为其整体的落后而在科学规范方面尤其不甚令人满意。事实上,这样两个方面,即规范自身和学科发展,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换句话说,唯有遵循学术规范,才能求得学术发展;正是在研究的深入之中,研究的规范才建立和普及开来。因此,在这一节当中,我们的讨论会超越纯粹的技术规范,涉及到中国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学科建设问题。

  首先从技术层面要建立基本的学术规范这个问题谈起。常常有人误解,认为文章中加几个注释,就算遵循学术规范了。这个理解当然失之浅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注释的意义不可低估。[20]注释不仅使得论说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而且保证了知识发展的继承性——如前所述,只有在继承和发展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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