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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

更新时间:2009-01-13 17:04:10
作者: 李友梅  

  

  摘要:在开放社会背景下,推动社会结构重组的力量是多样的,不同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它们的相互重叠和冲突,使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关我国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财富分配逻辑而进行的阶级阶层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并侧重于从经济关系看问题。本文认为,到21世纪初,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一方面,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得跨越阶级、阶层、职业、性别、信仰和种族而进行全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范围带动公民社会的生产;另一方面,具体风险的分布又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强化后者的分化。同时,风险的利用还可能成为生产新的社会冲突的动力。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互动将使中国社会结构在新世纪出现一种新的趋势。

  关键词:社会分层;财富分配;风险分配;社会结构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上海高校E2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本文的主要思考得到了肖瑛教授的重要启发,还有黄晓春博士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走过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这三十年中,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认识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和逻辑特点,不仅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也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本文想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学者主要是从物质财富分配角度讨论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虽然这个视角毋庸置疑是至关重要的,但社会结构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注重于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化影响的这种单一性推论,可能遮蔽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其他因素,有简单化地观察和处理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变得复杂的社会结构之嫌;因此,有必要从不同角度更深刻、更全面地挖掘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和重组的动力因素。本文认为,到21世纪初,风险作为一种重组社会结构(其构成要素在形式上体现为"利益群体")的力量在中国开始出现,正塑造着另外一种社会分化和重组的路径,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将逐步增强,同物质财富分配机制和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走向。

  

  一、以财富分配为逻辑的社会结构研究及其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阶层分析模式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最主要视角。人们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分析虽然以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平等为衡量准则,但又不局限于此,而将标准扩充至职业、技能、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和教育等维度,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划分方法。

  就依据而言,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主要是来源于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阶级概念的基本思想,"交换关系"、"身份"和"权力"被看作是社会阶层划分的先决条件。1「M.韦伯认为,把阶级概念用于社会分层,其实是经济方面的分层。M.韦伯定义阶级时用了三个术语:"生活机会"、"经济利益"和"市场条件"(Gerth 1958:181)。他赞成把经济分层当作社会分层的基本参数之一,但他重视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也称"市场条件",指人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凭借什么来交换他所能得到的报酬。吉登斯称这种市场条件为三种市场能力:财产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教育或技术资历所有权、体力劳动力所有权(Giddens ,1973:106)。M.韦伯还提出,身份(社会因素)和权力(政治因素)是同阶级(即经济因素)相并列的决定社会分层的因素,其中的身份是指人们对一种职业的声誉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这一评价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生活方式等(参见周琪,1995)。」

  在中国,职业是社会分层的普遍标准。因为职业是一个最为显性的现象,也构成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体系的核心,职业类型基本上确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物质收入、政治权力、社会资本和受教育的水平,因此,职业成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但是,每一种具体职业在一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纯粹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各种制度和文化传统。尤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而言,如果不理睬社会背景的影响作用而单纯地根据职业类型对社会进行分层,就很难真正切入到这个社会内部不同力量结构的变动机制和重组特点。这一点正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比如,有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界20多年的社会分层研究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后指出,从职业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的许多学者往往对职业地位形成的机制有不同认识:市场经济论者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分配逻辑来确定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国家社会主义论者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强国家背景下推进的,政治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市场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特点决定了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利益群体论者认为中国社会变革还在继续,尚没有形成稳定的阶级阶层形态,利益群体在此背景下用以界定社会分层的一个松散的标准,它是不同职业群体自主性增强在一定阶段的表现(仇立平,2006)。

  学者们所使用的阶层模式,尤其是用来分析的资料获得方法,基本上没有超越美国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传统。这种阶层模式的引入可以说是对1949年以来以国家为主体所形塑的阶级分类模式的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所竭力彰显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陆学艺(2001)在其主持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中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和思路需要调整,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分化,并受到组织、经济、文化三种资源占有状况的影响,这表明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在中国形成。

  颇有意思的是,正当一些学者尝试以韦伯式的、基于职业的阶层分析模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模式时,另外一些学者却开始提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从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资本的力量在中国得到空前发展,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四大生产要素中,资本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要素,劳动则蜕变得最为弱小,代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管理者阶级,以及资本所有者阶级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其次是专业和技术阶级,劳动尤其是简单劳动几乎是一种可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劳动阶级变成了从属阶级(仇立平,2006)。由此而论,无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无法解释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特点。还有学者从当前我国的劳工大军处在弱势地位的现象出发,呼吁将阶级研究带回到社会转型分析中来,将工人阶级研究带回到阶级分析中来,将工作场所和工厂政体带回到工人阶级研究中,以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化,推动中国公民权的发育(沈原,2006)。

  阶级分析模式的支持者指出,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二是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第四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显然,这里使用的"阶层"同阶层分析模式中的"阶层"并不是一个意思,与其说它指涉的是阶层分析模式中的有着确定含义的"阶层",毋宁用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群体"这样更为宽泛的概念取代更为合适,既指涉阶层,也指涉阶级,还可能指涉各种固化的利益集团,等等。有鉴于此,他们还比较了阶级分析方法相对于阶层分析方法所具有的自己的特点。首先,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其次,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第三,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层"很少有与上述结构性位置相联系的共同利益;第四,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性的,阶级意识明显,"层"则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第五,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孙立平,2008)。

  上述两段阐述中,一段是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判断,另一段是关于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判断,二者有较大程度的相互契合。这种契合性似乎证明了阶级分析模式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即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入、贫富分化急剧扩大、社会流动日益困难、"断裂社会"说获得较多共识、各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仅仅从阶层分析方法——职业结构——入手来讨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已经不足以揭示中国社会结构的真正状态和存在的问题,不足以提出有效措施来缓解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足以为推动我国社会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事实的和理论的支持。

  阶级分析模式支持者还认为,这两种分析模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分在于一个是浅层的,一个是深层的(仇立平,2006)。引入阶级分析模式并不是要否定阶层分析模式的合理性,而只是说,在中国当前社会结构中,阶层结构中渗透阶级结构的核心要素,不把阶级结构分析方法嵌入到阶层结构分析之中,就难以把握真正推动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层要素。对这种判断,我们也许可以从如下角度来理解。阶层分析模式的支持者看到的是经济改革带来的新的职业结构,以及不同职业在物质财富和与其相关的社会资本、政治权力、声望获取等方面的分配上出现的差别,仅此而已;阶级分析模式则努力把这种差别的原因和效果推向深入,认为不同职业在物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别本质上可以还原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处在不同地位,因此,大致地看,职业分化在本质上可以归属于阶级分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阶级分析模式的支持者看来,"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说要完全照搬马克思分析19世纪欧洲阶级状况的理论和方法。

  这里的意思,第一不是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中国重新带回到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中去,恰恰相反,这个运用是设想在中国建设一个体现阶级合作的公民社会(仇立平,2006);第二不是要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出发,以资本家阶级在中国已经出现为依据就断定我国国家政权也出现了"颜色"变换。事实上,在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国家政权不可能成为资本力量的延伸和强化。

  这就出现了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状况?依我们的看法,"特殊利益集团"也许是一个较好地既能贯彻阶级分析方法又能稀释上述矛盾的概念,它指称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其成员跨越经济、政治和学术等领域,具有垄断性、排他性和狭隘性等,具有托克维尔所谓的典型的"集体个人主义"的特点。

  在西方,"特殊利益集团"是统治阶级的最为典型的形式;在当下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则被视作某些生产资料占有群体试图以某种方式拉拢或腐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部分群体和个人,建立一个不具有合法性的统治集团的典型形式。"特殊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属于阶级分析范畴的分析概念,既反映了当前我国阶级构成的复杂性,又从反面论证了我国开辟"阶级合作"道路的艰难性。

  

  二、转向新的推论起点:风险社会的来临

  

  以物质财富分配为逻辑的社会结构分析之所以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们所青睐,是因为他们普遍将物质财富理解为社会成员最核心的利益,围绕财富分配的多寡,社会成员就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不同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特殊利益集团,人们因此就自然而然地将社会理解为是由若干固定的阶级、阶层或特殊利益集团构成的。这是社会学史上社会结构研究的经典视角,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然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传统工业社会,而是一个由各种生产方式、各种集权机制以及多元价值追求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同时存在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的多重因素,它们的相互作用,或者协作或者冲突,还会使社会结构的变化异常复杂,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仅仅突出物质财富分配对社会结构的重组作用,忽视甚至遮蔽了影响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其他重要力量,简单化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实际形态,就难以揭示其复杂性的构造,不利于我国在新时期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改革政策。因此,当我们探索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时,有必要去认识当今社会生活再组织的动员机制、技术形态,以及对参与者而言最具有意义的选择是如何做出来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领域和问题的特征已经超越了现代性所能容纳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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