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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文化和认同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回归初探

更新时间:2009-01-10 00:25:46
作者: 叶青  

  “把身份作为给定因素可能有利于分析。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当作给定的事物实际上是一个进程,一个由于被内在和外在结构充分稳定之后似乎是给定因素的进程。方法论不能含蓄地变成本体论”。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从决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文化背景和国家在国际互动中所形成的认同角度着手,探讨了文化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作用。约瑟夫•拉彼德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和认同回归》则综合了各派的观点,从各个角度设定了认同政治的讨论议题。该书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过程中,朝着文化和认同方向回摆的趋势是“异常明显的”。从建构主义学者的论述中处处可以看出文化和认同的研究议题对于建构主义的影响,他们意识到了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将文化和认同研究所特有的动态性和差异性引入到自身的研究中。在他们眼中,文化和认同问题被重新加以思考和定义,它不再是一个简单化或绝对化的研究议程,也不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三、小结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认同多元化的现象日趋明显,这给文化和认同研究以新的动力。国际关系实践的动态性发展使人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文化和认同在次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日益突显的作用以及其所导致的统一与分裂并存的现实,作为一种回应,“国际关系理论方案现在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转向复杂性和流动性层面上的、动态的多重性。开始关注再造的世界本体论,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随着国家主权的衰落,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不少研究者日益关注国际社会的两元特征:统一和分化并存发展的趋势。民族国家排他的、独享领土内人民认同的垄断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民族国家在超国家和次国家两个层次都受到挑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出现权威和认同的重叠。例如,耶尔·福格森和理查德·马斯巴赫指出:“我们应该将全球政治看作是正在演化中的各种‘实体’的世界,而不是国家的世界,应该聚焦在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民族国家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以宗教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其它认同群体不断崛起,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慢慢发生转变,其结果是,“某些实体‘安居’或嵌入在其它实体中,就好像一种形式的实体被叠加在另一个之上。一种形式可能会丧失其部分的独立身份和自治,但是在这种过程中,主导的实体可能会获取它所结合的某个(些)实体的一些特征”。德国学者耶尔格·弗里德里希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参考了阿诺尔德·沃尔弗和赫德利·布尔将中世纪主义的体系界定为权威重迭和效忠多重的体系的观点,发展了新中世纪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在三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困境:一是统治国际关系理论50余年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受到挑战;二是根据全球化理论,民族国家正在受到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等因素的侵蚀;三是根据分化理论,民族国家正在受到沿着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界限出现和再现的分化的侵蚀。如果说在七十年代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话,那么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则促使人们更多从文化和认同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也是文化和认同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回归的根本背景。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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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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