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指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的危及公众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甚至国家利益，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处理的公共事件。按照其发生的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事件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观念的突破
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突发公共事件都采用一种“缓报”或“不报”的态度。这种做法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下一度“有效”，但随着我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公众媒介接触能力的增强，捂着、盖着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
2003年3月下旬，有关“非典”的各种小道消息林林总总，官方报刊却一字不露。后来，国家认识到“非典”疫情的严重性并采取了务实的态度。4月20日以后新闻媒体开始广泛宣传相关预防知识，但社会恐慌已经形成，疫情也已有所加重。相类似的还有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从11月13日“吉化”发生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污染到21日哈尔滨市政府发布停水公告期间，所有媒体集体保持沉默。停水公告中对400万市民停水4天的理由是要对水网进行全面检修，这在基本逻辑上都不令人信服。于是社会恐慌进一步加剧，爆发饮用水和食品的抢购潮。在现代社会，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通常首先会向新闻媒体寻求来自权威的说法，此时如果媒介在信息提供上缺位，公众为了消除不确定性会转而寻求来自非媒介信源的信息。于是谣言扩散，公众恐慌，社会失谐，此时要想让公众回过头来再相信政府的声音就不那么容易了。
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传统做法，有其基本理论预设：第一，不论事件的性质和规模如何，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破坏与损失，危机信息的披露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承认或是公开公共危机，特别是非自然因素导致的公共危机，有悖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存在着高度的政治风险；第三，改革开放后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吸引投资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披露危机信息会影响中心工作。事实上，无论出发点多么“善意”，无论对信息的“保密”工作考虑得多么“周全”，隐瞒信息都是既徒劳，又无益的。“非典”、“松花江水污染”等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隐瞒只能让政府、媒介、公众付出更多的代价。
近两年，我国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上逐渐由“处理”向“管理”转变，越来越重视信息披露对化解危机的积极作用：2005年底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突发事件报道关键是要畅通信息渠道，协调主管部门及时公布事件真相，主动发布权威信息，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200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把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纳入整体应急管理机制。2008年对冰冻灾害和手足口病的报道就是管理部门观念突破的具体体现。政府的适度放开给了新闻媒介“各显其能”的机会，如何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成为我国新闻媒介面临的新挑战、新课题。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检验新闻媒体的综合实力
在国际传媒领域，突发事件报道往往是媒体竞争的焦点，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一家媒体的综合实力。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编队伍的业务能力。
突如其来、走向未知的突发事件震撼着社会心理，往往会引发公众的信息饥渴，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内政部提供给居民的《紧急事故指南》中要求，公众除非火灾等特殊情况，否则在紧急事故发生时应“收听当地的电台或收看电视以知道更多的消息”。我国政府也为参与四川地震救灾的解放军官兵每人配发了一部收音机。保障特殊状况下公民的知情权除了倚赖政府的信息公开，还要通过新闻人的努力。
“第一时间”和“真实现场”是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基本要求。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内的电视媒体表现差别很大，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等作出快速反应，半小时内就发布了大地震发生的消息，随后又播发了胡锦涛同志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权威信息，以及四川、北京、上海有震感的报道。而此时有的卫视还在按部就班地播放电视剧，面对突发事件表现得不适应、不专业。在各省卫视中，东方卫视表现得尤为突出：前方，40多名采编、技术人员奋战在地震灾区，力争在真实现场获得第一手新闻；后方，集团统一部署于5月13日在省级卫视中率先推出大容量的特别报道，并于5月16日至18日进行了90多小时全天候直播，运用现场连线、嘉宾访谈、连续报道、字幕消息等多种形式反映抗震救灾的进展，普及防震自救的知识……这一切都依赖于一支业务过硬、富有专业精神的采编队伍。试想，这样一个海外媒体高度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如果本国媒体的报道滞后、缺位，将是一个多么被动的局面。
二是对各类资源的调配能力。
新闻媒介有效地调动组织内、外部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可供利用的资源，打破壁垒，统筹部署，形成协同机制，是实现跟踪事件的最新进展，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信息的保障。
东方卫视打破了栏目的时段划分，以直播、插播作为抗震救灾报道的常态，并及时对内部人财物等资源进行调配：在成都成立了前方大本营，集合新闻节目和专栏节目的采编力量，由大本营总部统一指挥协调，提高了采访效率；编播部门协作实现了两个频道并机直播特别节目的全天版面；北京、香港、广州、南京等地记者站紧急行动，及时传回来自各地的信息；挖掘19个区县记者站的资源，加大对上海各界支援救灾的宣传力度。此外，还最大限度调动各种外部因素，为特别报道服务。如，积极与四川、北京、香港等媒体以及上海的医疗队、特警、消防局等参与救灾的部门联系，挖掘新闻线索；寻求四川省电信公司的支持，在灾区十分紧张的通信资源中，架设了一根的2M网络专线，保障了新闻传送；直播转播车不够用，请求民政局援助卫星车；与四川省党委宣传部等部门合作，以成都演播室和上海演播室直播互动的方式完成了六一特别报道《加油！孩子》等等。各类资源的日常积累和关键时刻的有效调配，使得这次直播做到了忙而不乱，新闻报道既具有全局的视野，又不失本土风格。
三是舆论导向的把握能力。
可以说，此次抗震救灾报道是我国媒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把自己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诸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组织报道。
通过新闻报道活动发挥正面导向功能对我国媒体来说并不陌生。但面对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我国媒体在把握舆论导向时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如，“真实呈现”、“公正、不偏不倚”历来被西方媒体看作新闻报道的准则，因此媒体在报道战争和灾害时也常以冷峻面孔示人。而我国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则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立场，他们没有选择展现那些令人震撼甚至恐慌的“真实”，而是把镜头对准了生者，将深沉的情感融入其中，讴歌人性的坚强、互信、互助、关爱、感恩。正像泰戈尔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观察的探照灯汇聚在死亡这一事实上，那么呈现给世人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停尸场。”我国媒体在反映事实上框架的运用，在把握导向上温暖色调的营造，大大有助于平复社会心理，为事件的常态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新闻操作手法上的差异，既源于新闻理念、媒介制度的不同，更是新闻人看到同胞经受灾害痛苦时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一做法也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尊重。
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国内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的意识逐步增强。东方卫视的海外版与国内版同步播出特别报道，满足了海外华人的信息渴求；还采用多种合作手段，为CNN、日本、印尼、韩国等国际电视机构提供新闻。这些为宣传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上的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作出了贡献，也展现了一个立足高远、富有责任感的媒体形象。
四是应对“突发”的服务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通常对社会有全局性影响，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特长服务于社会，使危机尽快化解。换句话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媒体应该既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也是影响事态发展的参与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发布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东方卫视除了提供新闻、引导舆论外，还利用自己的传播平台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大的优势，从各个角度为救灾工作提供服务。比如，各栏目紧急调整选题，《时代》谈地震应急机制建设和民族精神，《东方大讲坛》普及抗震知识，《名医大会诊》讲解震后如何防病；为灾区和后方亲人、朋友联系提供平台，字幕区编发寻找亲人、鼓励朋友的电话和短信；组织承办上海社会各界赈灾文艺晚会，为后方对前方的援助搭建桥梁；策划“六一特别行动”，为孩子这一受灾群众中的特殊群体寻求更多的帮助……媒介机构成为列宁所说的“集体的组织者”，服务于抗震救灾的社会需求。
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启示
美国的“9·11事件”、欧美的疯牛病、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印尼的海啸、北美的大面积停电、中国的“非典”肆虐……近十年来，由于社会结构和信息传播方式等的变化，加之人类尚不能准确地预知和控制所有无序因素的产生和演进，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带来的公共危机的呈现出频率高、规模大、危害性大、影响深远以及国际化程度加大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正在由“非常态”转变成为一种“常态”。面对“突发”成为“常态 ”，我国的新闻媒介大多表现出一种不适应。新闻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如何改进报道，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呢？
第一，对现有组织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
目前我国媒体的组织结构类似政府机构，科层制、部门制、栏目制交错共生，其最大的问题是不利于整合和合理配置新闻资源，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效率低下，标准不统一。抗震救灾报道中不少媒体临时打破部门划界，调动了所有的采编播和技术保障力量联动作战。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有效的，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新闻机构的运行方式。因此，新闻媒体打破部门所有制，调整组织结构和人员管理方式，建立起统帅所有采访力量的“大新闻编辑室”，是必要的。在“大新闻编辑室”的框架下，统一采访、编辑、制作、播出人员的新闻评价、选择和播出标准，建立可以共享的新闻选题策划系统、新闻资料管理系统、新闻采访编辑系统、社会资源经营系统，实现新闻生产的高效流水作业和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直播将成为可能。
第二，打造一张无处不在的信源网络。
2003年新华社凭借伊拉克人贾迈勒的报告“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领先全球媒体10秒播发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消息，贾迈勒因此被授予新华社最高奖励――“社长总编辑奖”。汶川大地震，国内所有电视媒体都没能捕捉到地震发生时的画面，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那几秒钟惊心动魄的震颤现场画面来自一名外国游客的DV。再看CNN，无论是伊拉克战争、泰国政变还是伦敦地铁爆炸、印尼海啸，CNN总能在提供第一时间和真实现场上胜人一筹。分析原因，在于CNN拥有一张无处不在的信源网络。
无论一家媒体拥有多么庞大的记者队伍和广泛的社会资源，其信息源仍是十分有限的，依靠公众在街上看到突发事件后拨打新闻热线的做法也已不在时效上具有竞争力。在影像、声音的记录、传送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媒体的记者，这么宝贵的资源却被我们忽视了。CNN的做法是，利用电视和网络同时打造I-report平台，一方面大力宣扬“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你能帮CNN把新闻告诉全世界！”，让公众把掌握的新闻信息传送给CNN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对公众参与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系统的周密设计，并通过网络培训公民写作、拍摄、传输新闻的技能。这些做法对我国媒体建构突发事件报道的外部机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遵循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
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种专业行为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要想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就要尊重、遵循这些规律，注意科学性，而不是盲目报道或简单僵化地按有关行政指令行事。
每次特殊状态结束后，媒体都应该认真分析、总结规律性认识，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在此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就有不少值得分析讨论的问题。比如，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既需要事实，也渴求观点，抗震救灾报道中电视媒体相比纸质媒体在言论上普遍缺席，没能满足公众对不同性质信息的需求。那么，为避免以后留下这类遗憾，平时应该做好哪些基础性工作？又比如，抗震救灾报道中能不能报道“坏人坏事”？这次绝大多数媒体没有触及的原因恐怕在于对舆论导向错误的顾虑，那么报道“坏人坏事”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只有负面影响吗？1998年抗洪救灾报道中，新闻媒介在大力宣传先进人物的同时，也对一些官员的违纪行为和不良社会现象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工人日报等媒体对抗洪紧要关头一些官员擅离职守，洪水泛滥之际长江上游仍然有人在砍伐森林等行为作出批评，却产生了推动抗洪救灾工作的实效。可见，监督社会本来就是新闻媒介的功能之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监督，而在于如何把握好程度和数量，与弘扬主流和正气相配合，促进事态向积极方向发展。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媒介的角色定位问题，如何在突发事件中构建高效率的新闻信息传递系统，复杂状况下如何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甄别、选择，如何实施特殊时期的民意监测和公众心理变化状态的监测，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心理状态调整传播活动等等。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只有平时多主动钻研，才能在“战时”获得期望的传播效果。
第四，特殊时期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突发事件后政府要通过一系列应对措施实现对危机的控制、化解、修复直至最终的常态化。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介必须与政府协作，共同应对危机，绝不能为博取“眼球”而牺牲社会利益。此时如果还将自己看作一个单纯的新闻机构，往往会犯下方向性错误。2002年“莫斯科人质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NTV对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从俄军包围剧院，到武装分子射杀警察，再到特种部队准备冲进剧院解救人质，NTV的报道十分“全面”。这一做法却激怒了普京，台长最终被免职，原因在于，这种做法会使恐怖分子提前觉察，从而导致更多人质的死亡。2005年巴黎发生骚乱，法国媒体多数选择了对新闻事实作“原生态”呈现。一些青少年看到电视上的骚乱和破坏画面兴奋不已，也模仿着上街烧毁汽车、损坏公物，甚至比看谁的破坏活动第二天能够上电视。不能不承认，“巴黎骚乱”的持续与媒体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20万人，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之巨。有效控制及降低社会损失，新闻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殊时期新闻媒介理应以公共利益为重，自觉遵守《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中有关信息发布的规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危机的化解提供助力而不是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