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晓唯:两个绍兴人:周作人与蔡元培

更新时间:2009-01-09 10:44:25
作者: 张晓唯 (进入专栏)  

  

  蔡元培先生与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入三兄弟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都是绍兴人,又都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蔡作为同乡前辈,对周氏兄弟的才华十分赏识,大力提携;而周氏兄弟也充分信赖和尊敬这位前辈,时常以要事相求。其中,周作人与蔡元培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其兄鲁迅与蔡在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那种特殊情谊,但五四时期他们的交往却是比较频繁的。

  周作人比蔡元培小十七岁,很早就闻知家乡出了一位“作怪八股的蔡翰林”,后竟参加了排满的革命党,因而视蔡为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06年春,蔡元培应秋瑾等人之请,回乡主持学务公所,推动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他邀约裘吉生、杜海生等人相助,与秋瑾相识的周作入亦在被邀之列。但此时周正在南京水师学堂等待官派出国留学,未能应召。1907年后,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堂弟蔡元康(谷清),诉说学德语之难,时元康与鲁迅、周作人同住东京伏见馆,过从甚密,遂提及此事,周氏兄弟部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元康即复函相告。其后,元康又将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寄给蔡元培,这部“译笔古奥”的文集,给蔡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后,他为《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作序时还提到“中国短篇小说的译集,始于周树人,作人昆弟的《域外集》,但好久没有继起的。”民国元年,蔡元培延揽鲁迅人教育部,在绍兴从事地方教育的周作人从家兄那里直接得知蔡的近况,了解自然加深一层。到1916年1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回乡省亲,身为绍兴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屡次拜访,并陪同其演说,二人始初次交往。周作人感到:这位曾被一些乡人比为洪水猛兽的前辈,其实是个:“端正拘谨,古道可风”的人。

  1917年初,经鲁迅、许寿裳推荐,蔡元培同意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周于4月1日至京,随后即往马神庙北大校长室和东城遂安伯胡同蔡寓访蔡,皆不遇。4月5日,蔡亲自到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访周,告知学期中间本科不便开设新课,拟请他先在预科教授国文。周来北大的志趣是讲授英文和欧洲文学史,教预科国文非其所愿.于是,4月10日“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就在周作人打点行囊,准备离京返里之时,接到了蔡元培的信函,请他担任附设在北大文科的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每日工作四小时,月薪120元.周欣然同意,于4月16日正式到校任职,同年9月,又收到了校方请其担任文科教授的聘书。周作人的进入北大,是其人生历程的一大转机,而促成此事的关键,是蔡元培的热诚帮助。

  自1917年至1923年初,蔡元培和周作人同在北大任职,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二人都有比较多的交往。国史编纂处附设北大之初,只有张相文、屠寄、周作人、沈兼土等几位编纂员,处长即由蔡元培兼任。由于尚无实际编史任务,周作人的具体工作是收集、翻译外文资料。他除了日常在图书馆采编资料外,还常常从蔡元培那里接受外文书刊及译稿的翻译、校阅工作。通常是蔡将书刊及文稿面交或函送于周,周集中时间翻校后再面交给蔡,这些书稿计有:《中国美术史》、《支那美术》译稿、《大学评论》、《日支时论》、《廓清》、《支那》等等;工作之余,周亦曾就时局变化和个人行止等事征询于蔡。张勋复辟前夕,周跑去找蔡,“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地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使周感到镇定。俄国十月革命后,引起不少知识分子的关注,周作人也不例外,他甚至动了赴俄考察的念头,1918年4月26日,周“上午往校,访蔡先生,说明年往俄事。”两天后,“蔡先生来谈”。赴俄虽来成行;但二人就此事进行过商讨。就在这一年,蔡元培为矫正风气,发起“进德会”,周作人积极响应,申报为“乙种会员”,其戒约为:“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9月,周将自己的进德会志愿书面交予蔡。

  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热衷“新村”运动,先后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等文,介绍日本日向新村的情况及其创建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这使一向信奉“互助论”的蔡元培发生了兴趣,新村所追求的“各人应该互相帮助,实行人的生活”的理想,更引起他的思想共鸣。1919年12月,蔡写了《读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有感》一文,文章说:“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与诗,很有几种感想,随笔写在下面,送给《新青年》记者:……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义”,“这种人,我们很觉难得。”此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七卷三号上。思想上的共同倾向,使蔡、周二人对这—时期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均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们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共同刊登启事,为工读互助团募集经费。当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后,蔡曾热情介绍外地青年到八道湾十一号,与周接洽。可以说,五四时期,他们的思想主张具有许多共同点。

  在个人交往方面,他们也保持着学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鲁迅、周作人兄弟喜好搜集汉碑图案拓本,蔡元培则倡导美育,珍视古往今来的美术佳品。周作人到北大不久,即接到蔡寄送的定州石刻拓本四种,并到蔡寓“观龟甲兽骨文字”,日本友人刚刚送来云冈石窟的照片,周“即持至蔡先生处”。其同好之乐,于此可见一斑。作为后学晚辈,周时常向蔡借阅善本古籍,例如《碎醒石》、《古和阗》等,为了学习世界语,还托其趁出国考察之便代购有关书籍。周早年用文言翻译的小说《黄蔷薇》一直难于付梓,1920年经由蔡向商务印书馆介绍,方得以出版。而蔡对周亦十分器重,曾以要事相托——1920年10月,·蔡将赴欧美考察,特意写信给周,内云:“越缦先生日记,除五十一册已付印外,其前有十四册,遵先生识语,拟节录备印。托孙公达君加签,陶万福君缮写。已抄过五册,第六册未抄毕。第七册以后,虽有旧日甲、乙、丙、丁等签,然尚须审查一过。弟即日出京,谨以奉托。俟陶君第六册抄毕,请以第七册付之。其后递易。别有抄本三册,均与原本重复,亦奉上,备对勘。”原来,蔡元培在1919年初,与傅增湘,张弧等发起影印李慈铭的日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蔡的一番努力,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1863—1888年)的五十一册日记于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就是风行一时的《越缦堂日记》。但1863年之前尚有十余册日记,根据李慈铭的生前意愿,拟节录出版。1920年,蔡开始主持对日记的节录工作,责成《北京大学月刊》编辑处人员摘抄。此时,蔡远行在即,特向周作人郑重托付此事.1922年3月,蔡提议北大编印《文艺季刊》,又特别请周出任季刊的编辑。

  1923年1月,蔡元培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罗文干案的行径,愤然辞职,其后,远走欧洲,直到1926年2月,应北洋政府电促回到上海。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而北方政局亦日非一日,蔡勾留沪杭,无意北上。周作人于4月25日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长信给蔡,陈述种种理由,说明其北返之必要,表示:如“先生复归长校,不特在风雨飘摇之中,学校可望渐臻稳固,即个人亦可得请益之机会,实属至可欣幸之事。”并说“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蔡对周的’语长心重,感荷无已”,随即复函,谢其盛意。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残酷屠戳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面对腥风血雨,主张人道主义的周作人为之震惊和激愤;对参与“清党”蔡元培颇有微词和责难。还在1926年蔡回国之初,曾就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等问题与《国闻周报》记者谈话,明确表示:“对于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周作人为此写了《外行的按语》一文,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互助实在只是阶级争斗的一种方法”。二人的思想已表现出某种歧异。1927年9月,周作人在他主编的《语丝》上先后发表《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虐行为,其中不无愤慨地指出,“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他认为,“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元老”难卸其责。这是周对蔡明显的一次“不恭敬”。

  蔡元培似乎并不介意周作人的批评和责难,三十年代,他在许多介绍中国文化的著述中屡屡提及周,仍与之交往。1931年5月,蔡撰写《二十五年来中国的美育》一文,在介绍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时,提到:“《语丝》为周树人、作人兄弟等所主编,一方面,小品文以清俊胜;一方面,讽刺文以犀利胜。”同年6月,蔡又在另一篇全面介绍中国新文化的文章中写道:“至民国七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始排斥文言的文学,而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文学。”可见,蔡对周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是念念不忘的。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号发表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诗用险韵,和之颇难。平素不大作诗,更极少公开发表诗作的蔡元培,居然连和三首,寄赠周作人。其三曰:“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舔蛇。大么轮值恩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我一样吃甜茶。”诗中记叙新年儿戏情形,写入许多越语乡俗,还细加注释。周作人读之,不禁感到:这位前辈“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其童心未泯,“亦自不可及也。”此后周一直珍藏着蔡的和诗手迹。1935年4月,蔡又致函兼任孔德学校校董的周,介绍正在寻觅工作的北大毕业生王文灿,请周“鼎力提携,量予位置,不胜同感,”可知,一直到抗战前夕,二人之间尚有书信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晚年多次忆及蔡元培:1958年1月在《羊城晚报》发表《蔡孑民》一文;60年代,撰写《知堂回想录》,在回顾其一生经历的二百余篇短文中,竟有七篇专门忆述蔡,远非书中其他人物可比,足见蔡在周心中的份量之重。周评论蔡道:“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关于蔡著名的“兼容并包”主张,周认为:“我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所以即可目为唯理主义。”正是通过这些文字,周作人抒发了对这位同乡前辈深切的怀念之情。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409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